白居易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的詩作以諷喻詩成就最高。他在《新樂府序》中強調詩歌要反映、干預現實的社會生活，并且要力求“質而輕”、“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這些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他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得到了完整的體現。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江淮、關中一帶旱情嚴重，餓殍遍野。而官府卻照樣強征賦稅，逼得農民拆屋賣地，家破人亡。當時新任左拾遺的白居易上書力諫，請求減免災區賦稅，改“和糴”為“拆糴”，讓農民有喘息余地。同時，對于“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但當他苦苦等到憲宗皇帝免放京畿地區賦稅的詔書頒發下來時，農民已被剝奪殆盡。他一腔悲憤再也壓抑不住，一氣寫成了《杜陵叟》這首著名的樂府詩。

全詩通過一個家住京城東南杜陵的老人的不幸遭遇，描繪了一幅天災加人禍造成的農村的悲慘圖景。

杜陵叟靠種十幾畝薄田維持生活，辛苦一年卻因旱災、霜災不斷而落得苗黃穗枯，顆粒無收。開頭六句寫天災，作者對農民的同情、關懷溢于言表。然而那些冷酷“長吏”明知災情嚴重，卻我行我素。接著詩人把諷刺的筆鋒對準地方官吏，說他們對上欺瞞，故意“不申破”，加倍兇惡地向農民催逼賦稅，致使象杜陵叟這樣的農民典桑樹，賣田地。這些賴以為生的命根子失去后，“明年衣食將何如?”這是老人沉痛的自問，也是對悍吏悲憤的控訴。詩人面對這“核而實”的巨大不幸，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由第三人稱的敘述急轉為第一人稱的痛斥：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表現了對人民真切的同情，對地方官吏強烈的痛恨，愛憎分明，感情激切，奏出了唐詩乃至整個古代文人詩中罕見的強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詩人能用這樣激烈的言詞，尖銳地抨擊弊政，確實難能可貴。

接著詩人又描畫了一個可笑之至的戲劇性場面：在刮盡民脂民膏后，里胥手捧著皇帝的“免稅”詔書遍告鄉里，顯示皇恩浩蕩。然而，“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末句一個“虛”字，無情地揭示出封建統治者無情剝奪與仁政欺騙間的內在聯系，也是對自己上書請求免稅最后落空的深深嘆息。

白居易是抱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宗旨創作樂府詩的，他希望憲宗能實現“堯舜之治”，因此，他的本意并不想將指斥的矛頭對準皇帝本人，然而“作者未必然，讀者卻不必不然”。從結尾那充滿諷刺的戲劇性場面中，我們已能清楚地看到里胥、長吏和皇帝在無情地剝奪人民最后一顆糧食上，是完全一致的，皇帝惻隱之心的姍姍來遲絕非偶然。

《杜陵叟》全詩明白如話，敘事、議論、抒情渾然一體，真正體現了新樂府詩歌表現形式上“順而肆”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