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羅忼烈

永樂城陷，獨王湛、曲真夜縋以出。真持木為兵，且走且戰，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暫騰上馳去，五鼓達米脂城，因以得脫。真名其馬為天賜白。蔡天啟得其事于西人，邀余同賦

君不見

書生鐫羌勒兵入， 羌來薄城束練急，

蠟丸飛出辭大家， 帳下健兒紛雨泣。

鑿沙到石終無水， 擾擾萬人如渴蟻，

挽絙竊出兩將軍， 虜箭隨來風掠耳。

道旁神馬白雪毛， 噤口不嘶深夜逃，

忽聞漢語米脂下， 黑霧壓城風怒號。

脫身歸來對刀筆， 短衣射虎朝朝出，

自椎雜寶涂箭創， 心折骨驚如昨日。

谷城魯公天下雄， 陰陵一跌兵力窮，

艤舟不渡謝亭長， 有何面目歸江東?

將軍偶生名已弱， 鐵花暗澀龍文鍔，

縞帳肥芻酬馬恩， 閑望旄頭向西落。

周邦彥

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死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春天。《宋史》有傳，但記載簡略，其中也有一些錯誤。

約在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周邦彥到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為太學生，元豐六年(1083)獻《汴都賦》，贊美新法，被神宗賞識，任命為太學正(教官)，從此踏上仕途。北宋后期是新舊黨政治斗爭最劇烈的時代，周邦彥的政治立場偏向新黨，因此他近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是和政黨斗爭分不開的。總括來說，作為地方官吏，他先后做過廬州教授、溧水縣令，以及隆德府、明州、順昌府等地的知州。京官他先后當過太學正、校書郎、考功員外郎等小官，后來循資歷升遷，官至衛尉卿、秘書監等高位，并曾以徽猷閣待制的名銜提舉大晟府。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他已經六十五歲，在知處州任上適值方臘起義，他隨即“致仕”，提舉南京(今河南商丘縣)鴻慶宮，次年春，卒于鴻慶宮的齋廳。

周邦彥的著作，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居士集》、《周美成文集》、《清真雜著》和《操縵集》，可惜都已失傳，只有宋人輯錄的詞集傳世。但散見于群書引錄的，據我所知，至少有佚詩四十五首和佚文十二篇。北宋人的詞多為“應歌”而作，不能據以“知人論世”，周邦彥殘存的詩文雖然不多，我們也可以看出他有濃厚的道家思想，他自號清真無疑是由此而來的。

他比蘇軾(1036——1101)只小二十歲，是同時人，而且同是詞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家。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卻相反，所以當宋哲宗元祐年間舊黨得勢時，蘇軾回朝做大官，而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因蘇軾的薦引，也到汴京當了小京官；周邦彥卻是十分倒霉，被擠到廬州做州學教授，后來又流蕩到荊州去。到了紹圣年間，舊黨倒臺、新黨當權，蘇軾被貶到廣東和海南島去；周邦彥卻被召回京，官越做越大。這種情況研究宋詞的人都忽略了，這里不妨一提。其次是關于周邦彥的生平行誼，介紹得最全面和確實的是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很值得我們參考。

周邦彥雖然以詞名家，其實他的詩也寫得很好。宋元間人陳郁《藏一話腴》說他的“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補之)、張(耒)，皆自嘆以為不及。”并引錄了兩首詩，就是這里所選的兩篇。

正在周邦彥當太學生的元豐五年(1082)，宋朝和西夏發生了一次慘烈的戰爭，夏兵攻陷永樂城(在陜西米脂縣西南)，宋兵大潰，死傷數以萬計，自主帥徐禧以至將校幾乎全部陣亡，馬匹輜重損失無算，宋神宗聽到戰敗消息，為之哭泣不食。這是宋和西夏戰爭史上最慘痛的一頁。這事件，《宋史·神宗紀》、《外國傳》、《曲珍傳》(即曲真)、《徐禧傳》都有記載。周邦彥在詩序中亦有提及，詩中所說也和史書所記完全吻合，作者用敘事詩的方式表達了喪師辱國的憤慨。

開頭“書生鐫羌勒兵入”的書生指徐禧，是個喜談兵而絕無經驗的讀書人。宋神宗元豐五年受命率兵筑永樂城，十四天便完成了。因為這里是兵家必爭之地，《宋史·徐禧傳》說：“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數十，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欲斬之，既而械送延(安)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眾，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真)兵陣于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俄，夏騎卒度水犯陣，……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遂受圍，水砦為夏人所據，據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斗。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沒于陣。”這個書生雖然以身殉國，但剛愎自用，遺誤戎機，以至喪師辱國，罪過畢竟是不可饒恕的!而宋神宗無知人之明，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史·曲珍傳》也提到這件事說：“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筑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曰：‘敵兵甚眾，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嗇，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后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王湛《宋史》無傳，這首詩比較集中寫曲珍，惋惜他因戰敗被累，也反映了永樂之戰的慘酷情景。曲珍后來大破西夏，是這首詩以后的事。

詩序中說的蔡天啟，名肇，元豐進士。初從王安石學，頗受器重，后與蘇軾交游。周邦彥又有《天啟惠酥》詩四首。

《薛侯馬》一首，據《宋史·神宗紀》及《夏國傳》，元豐六年(1083)即永樂之役后一年，因西夏國主秉常請和，愿為藩國，詔陜西、河東毋輒出兵；對于新收復的城寨，巡邏不得超過邊界三里。詩序所謂“西方罷兵”，即指此事。詩中惋惜薛侯英雄無用武之地，并希望他有機會領兵出征，收復長期被西夏占據的賀蘭山一帶土地。賀蘭山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據清戴震《水地記》說，自宋仁宗景祐(1034——1038)以后，一直被西夏侵占。

這兩首詩都是周邦彥在太學時的作品，其時他只有二十多歲，可謂“少作”，但氣象雄渾、風格老成，和他的詞風截然不同。《天賜白》為永樂戰敗而憤慨，《薛侯馬》為茍且偷安、不思進取而惋惜，措辭慷慨激昂，體現了作者的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