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感懷詩一首》原文與賞析
杜牧
高文會隋季,提劍徇天意。
扶持萬代人,步驟三皇地。
圣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
德澤酌生靈,沉酣薰骨髓。
旄頭騎箕尾,①風塵薊門起。
胡兵殺漢兵,尸滿咸陽市。
宣皇走豪杰,談笑開中否。②
蟠聯兩河間,燼萌終不弭。
號為精兵處,齊蔡燕趙魏。
合環千里疆,爭為一家事。
逆子嫁虜孫,西鄰聘東里。
急熱同手足,唱和如宮徵。
法制自作為,禮文爭僭擬。
壓階螭斗角,畫屋龍交尾。
署紙日替名,分財賞稱賜。
刳隍欦萬尋, 繚垣疊千雉。
誓將付孱孫,血絕然方已。
九廟仗神靈,四海為輸委。
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恥?
韓彭不再生,英衛皆為鬼。
兇門爪牙輩,穰穰如兒戲。
累圣但日吁:閫外將誰寄?
屯田數十萬,隄防常懾惴。
急征赴軍須,厚賦資兇器。
因隳畫一法,且逐隨時利。
流品極蒙尨, 網羅漸離弛。
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
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
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
艱極泰循來,元和圣天子。
元和圣天子,英明湯武上。
茅茨覆宮殿,封章綻帷帳。
伍旅拔雄兒,夢卜庸真相。
勃云走轟霆,河南一平蕩。
繼于長慶初,燕趙終舁襁。
攜妻負子來,北闕爭頓顙。
故老撫兒孫:“爾生今有望。”
茹鯁喉尚隘,負重力未壯。
坐幄無奇兵,吞舟漏疏網。
骨添薊垣沙,血漲滹沱浪。
只云徒有征,安能問無狀?
一日五諸侯,奔亡如鳥往。
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
蒼然太行路,剪剪還榛莽。
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
請數系虜事,誰其為我聽?
蕩蕩乾坤大,曈曈日月明。
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
安得封域內,長有扈苗征!
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爭。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
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
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此詩題下原注: “時滄州用兵。”唐敬宗寶歷二年(826)橫海節度使(治滄州,今河北滄縣)李全略死,其子李同捷反。文宗大和元年(827)八月開始討伐李同捷,大和三年(829)四月始告平息。據繆鉞先生考定,此詩作于戰爭剛剛開始的大和元年(827),杜牧二十五歲。唐朝以“安史之亂”為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史亂后,唐朝中央勢力減弱,強藩悍將遂擁兵自重,分庭抗禮,戰爭連綿不斷,攪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生當唐朝末世的杜牧,面對藩鎮的禍害和國家的危亂,心中殷憂難已,他以一腔青年熱血寫下了這篇充滿強烈感情色彩的佳構,鞭撻了藩鎮的跋扈,揭露了朝廷的無能,畫出了唐王朝的一幅西山落日圖,表達了自己空有雄心而報國無門的苦悶。這是他早年以政治為題材的一篇重要的抒情長詩,可與杜甫的《北征》、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媲美,向有“詩史”之稱。
全詩一百零六句,可以分為三段。第一段(從“高文會隋季”到“沉酣薰骨髓”)追懷了唐朝的建立和唐初的政治,表現了對盛世的無限緬懷之情。在短短八句中,詩人從武功和文治兩個方面,對初唐盛世作了高度概括。武功方面,在隋末動蕩之際,高祖李淵和太宗文皇帝李世民順從“天意”,仗劍而起,一舉平定天下,開創了唐代萬世基業,他們真趕得上上古的“三皇”伏羲、神農和燧人。文治方面,太宗在高祖之后,以文治治理國家,“貞觀之治”的德澤深入人心,真象美酒一樣使人陶醉。這幾句雖然十分概括,但卻生動形象,一往情深。其中“提劍”二字極為有力,活畫出了高祖、太宗的雄武英姿。以三皇比高祖、太宗,在比喻中見出由衷的崇敬。作者先從開國著筆,從盛世遙遙寫入。這一方面是在為全詩造成一個歷史久遠而又氣勢恢宏的開頭,為下文的洋洋灑灑、恣肆雄闊的鋪敘伏筆蓄勢;另一方面,也是通過對盛世的描寫,為以下的衰世造成對比,預作襯托。起首雄健有力,頗具匠心。
第二段(從“旄頭騎箕尾”到“剪剪還榛莽”)以極大篇幅,歷述“安史之亂”以后七十余年間藩鎮割據、朝廷軟弱、兵連禍結的歷史。作者采用夾敘夾議的手法:敘述時大起大落,大開大合,歷史的巨幅畫面不斷轉換,但又明接暗通,紋絲不亂;議論時激情充沛,血淚和流,感情波瀾顯得奔騰激蕩,但又深沉頓挫,低回無已。這充分顯示了作者扛鼎的筆力和精妙的構思。這一大段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首先,從“旄頭騎箕尾”到“血絕然方已”,這一層緊接第一大段,來了一個有力的轉折。盛世的武功文治,已成過去,安史亂起,“胡兵殺漢兵,尸滿咸陽市(此指京城長安)”,國運由此陵替。“宣皇” (即肅宗李亨)雖然平定了叛亂,一度中興,但好景不長,接著就是無休無止的藩鎮的禍亂,象灰燼熄而復燃,象草芽萌生不已。這些藩鎮,他們盤據“兩河” (指黃河南北),在軍事上,自擅甲兵,“齊、燕、蔡、趙、魏”,各據一方;在外交上,互結姻親,相為勾結,形成“合環千里”、“爭為一家”之勢,與朝廷抗衡;在“法制” (此指制度、禮儀)上,刑賞自專,官爵自為,“僭擬”(臣僚擅用皇帝制度)天子禮儀,實際南面稱孤。這一層開始六句敘“安史之亂”和肅宗中興,氣勢抑后一揚,但只是輕輕一點,轉而寫藩鎮的驕橫,抑揚有致,詳略得當。在寫藩鎮的二十句中,作者從各個方面歷數他們的罪狀,義正辭嚴,有如討賊的戰斗檄文,在滿懷憤怒之中,包蘊著沉哀深痛。
其次,從“九廟仗神靈”到“艱極泰循來,元和圣天子”,在上一層敘述之后稍稍宕開一筆,直抒感慨:上有祖宗(“九廟”,皇帝的宗廟)的神靈護佑,下有四方的財物供應,為什么七十年來含羞忍恥,真是有負于祖宗和百姓啊!這既是上一層歷數藩鎮罪行后感情的自然迸發,同時也是轉到下面敘述朝廷情況的過渡。接著,作者即從唐朝將帥無能、皇帝束手無策、軍事處于被動、政治制度被破壞、百姓更為困苦等幾個方面,寫朝廷處于日薄西山、岌岌可危的境地,讀來自生悲戚之感。這和上一層寫藩鎮的飛揚氣勢,恰成對照。兩相比較,藩鎮那樣強大,朝廷如此軟弱,國家的前途怎不令人分外憂慮呢?于是,作者再一次慨嘆: “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那太平日子太遙遠了,老百姓怕要長期遭受騷擾和苛煩的征斂啊!這兩句與“如何七十年,汗赩(音隙,大紅色)含羞恥”暗中相接,加上“至于貞元末,風流(即風氣)恣綺靡”二句,感慨的程度顯然又有了加深,心情也更為沉痛。緊接著詩人的筆鋒卻突然一折: “艱極泰循來,元和圣天子。”意思是,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卻否極泰來,國家居然有了新的轉機。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這兩句與第一層的“宣皇走豪杰,談笑開中否”暗通關節,似乎在抑揚起伏中,完成了一個小的循環。以上兩層,在結構上收縱騰挪,極盡曲折變化之妙。
再次,從“元和圣天子,英明湯武上”到“剪剪還榛莽”,這一層與上一層用頂真手法緊緊相連,極為自然,同時作者連呼“元和圣天子”的興奮、踴躍之狀,也如在目前,情緒昂揚而熱烈,這與敘述朝廷軟弱時那種悲傷情緒,也形成強烈對照,不斷翻卷起感情的波瀾。作者以極大熱情,歌頌了這位一度抑制藩鎮叛亂的“圣天子”:他很節儉,用茅草蓋屋,用群臣上奏章時的封袋拼制帷帳(兩句用典,暗以堯帝和漢文帝相比);他用人得當,從行伍中選拔將領,任用有才干的人為相。這樣,終于平息了黃河以南的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等人的叛亂,使局勢一度好轉。到了穆宗長慶年間,燕趙之地也終于歸附,然而,這種興奮不過是長夜中的電光的一閃,倏然即逝。藩鎮割據,尾大不掉,是唐朝末世的痼疾,這暫時的部分平息,仍然改變不了唐朝的根本局勢。作者十分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接著又以十分憂傷的心情,敘述了穆宗以后藩鎮的新的更大規模的叛亂。想不到平息叛亂難于上青天,而一旦失去卻易如反掌,連太行山的道路也阻塞了,狹窄的路上長滿了荊榛!在這些傷心慘目的描寫中,隨著國家局勢的劇烈動蕩,作者的激情也在大起大落,此時他從興奮轉入了低沉,詩歌以寫景暫時收束,在一片蒼涼冷落中,低回著無盡的愁思。這里,“骨添薊門沙”、“蒼然太行路”,與本段開始的“風塵薊門起”遙相呼應,使整段呈現回環往復之勢,結構十分謹嚴。在夾敘夾議中,筆勢也汪洋恣肆,如江河澎湃,奔流直下,充滿著不可阻擋的雄偉氣勢。
第三段(從“關西賤男子”到末尾),是面對乾坤瘡痍,自述憂憤。第一、二段重在敘事,而這一段卻重在抒慨,感情的起伏跌宕加快,憂憤也愈來愈深。作者首先表示要以削平藩鎮為己任,匡濟天下,恢復高祖、太宗開創的大唐盛世。但緊接著卻一轉,自己的平叛主張又有誰愿意接受呢?表現了呼告無門、知音不遇的苦悶。然而作者仍然忍不住陳說了自己的主張,表現了執著的追求,同時從激憤的語氣中,也透露出作者對當前朝廷政治腐敗、官僚茍且偷安的強烈不滿。到最后六句,作者面對一敗涂地的國家,憂、憤叢集的心情達到了頂點: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聊書感懷詩,焚之遺賈生。”作者在想有所為而無可作為的矛盾中,心情極度悲傷和憤懣,一想到糜爛的國事,就只有舉杯澆愁,用沉醉不醒來強抑內心的不平。然而,如果閉口不談國事,未免使壯心受到屈辱;如果去向皇上陳說,又苦于無人相助。只有把滿腔苦悶寫成這首詩,可又有誰來看、有誰理解呢?只好把它燒了,送給西漢時為國事而痛哭的賈誼吧!這六句“奔流卻似九回腸”,層層轉折,紆郁盤曲,而又奔注而下,雄渾中含著蒼涼,激昂中透著悲憤,豪蕩中滿懷傷感,把報國無路的痛苦表現得曲折而又深沉,為整首詩作了筆力萬鈞的收束,同時也留下回味無盡的憂思,發人深省,這正是《感懷》的題意所在。
這首五言古詩,因為所寫的時間跨度很大,空間范圍也廣,特別是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更多,要恰到好處地把它們組織在一首詩中,難度不小。作者在處理時,重點突出了安史亂后藩鎮割據造成的災難,不枝不蔓,顯得措置有度,詳略得當,而得心應手。同時,全詩以歷史的進程為經,以感情的波瀾起伏為緯,經緯交織,熔敘事、抒情、寫景和政論于一爐,水乳融合,把作者的激情包寓其中,顯得氣魄雄渾而又悲憤激切,讀來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外,古詩重散行,本詩也以散行為主,但又插了不少對偶句,如“壓階螭斗角,畫屋龍交尾”、“刳隍欦萬尋,繚垣疊千雉”、“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蕩蕩乾坤大,瞳瞳日月明”等,在自然流走中,顯得嚴謹整飭,也增加了語言的聲情美。特別是從“茹鯁喉尚隘”到“失之易反掌”一節,除“一日五諸侯”二句外,全是對偶句,在整飭之中,用來表現作者對局勢稍好后藩鎮更大規模的叛亂的難以言訴的憂憤心情,顯得低回婉轉,收到了一唱三嘆的效果。宏大的結構,巧妙的安排,充沛的激情和精美的語言,使得這首不可多得的政治抒情長詩,成為青年杜牧在創作里程上的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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