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野人送朱櫻》原文與賞析

杜甫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

數回細寫愁仍破，萬朝勻圓訝許同。

憶昨賜霑門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詩作于寶應元年(762)夏，時嚴武再次鎮蜀。武父挺之與杜甫是舊交，故武曾幾次枉駕草堂。與此同時，杜甫也常與田父野老往來。他不僅寫了《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的名篇，還有這一即興佳作。

杜甫流寓成都，村農時以鮮果相贈，說明與鄰里相處歡洽。前四句是情不自禁的藝術抒發。它以“平易委曲”之筆，“直書目前所見”，與禪家“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潛溪詩眼》)的旨趣不謀而合。

“西蜀櫻桃也自紅”，這是杜甫入蜀后第三次產生的親切感受：成都的櫻桃每到春天“也”同北方一樣“自”然地垂下鮮“紅”的果實。 “野人相贈滿筠籠，”筠籠，竹籃。村農以“滿”籃鮮果“相贈”實在是使人“滿意”的。

“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寫”，“傳”移他器(據《禮記曲禮上》注)。“愁”憂慮。上句寫櫻桃成熟。詩人說，我數次把櫻桃從籃中移置盤內，生恐傷損，卻仍 “愁”碰“破”。“萬”極言其多。“許”，這樣。下句寫櫻桃大小相等。詩人說，櫻桃“萬顆勻圓”，令人驚“訝”：為何大小竟這樣相“同”呢?二句寫櫻桃形體，卻對果農栽培技術與辛勤勞動，隱含贊美之意。這表達了每一品嘗佳果的人的共同感受。確如范溫所說，是“得人心所同然”，只不過一般作者“艱難不能發耳。”

杜甫雖流寓成都，但每有“不死會歸秦”，“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的想望和心愿。因而容易憶起在長安的往事。由于“感興皆出于自然” (范溫)，后四句便成為他忠愛之誠的由衷流露。

“憶昨賜霑門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宮。”二句是追憶任左拾遺時在宮中蒙受恩賜，擎持歸家的情景。左拾遺屬門下省，它與中書省左右分處，如人兩掖，故杜有《春宿左省》詩。“大明宮”中有“宣政殿”，中書、門下兩省即在殿內。唐制，四月一日以 “內園”櫻桃“薦寢廟”，更“頒” “賜”百官。(李綽《歲時記》)杜甫早朝大明宮后，例蒙“頒” “賜”。“賜霑”、“擎出”，恰是寫實。

“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末兩句把當年“賜霑”與“此日嘗新”結合起來，引出無限感慨。大明宮中朝圣“賜霑”的故事，一去不返。詩人久離朝班，雖“金盤玉筋”，斷“無消息”，但情景宛然在目。如今人在西蜀，又值春末夏初，野人相贈，再度“嘗新”，少不了生起天涯流落之感。但詩人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只好一“任” “蓬” “轉”萍飄了。言外很是憤憤不平。

這是一首詠物詩。它以“朱櫻”作描寫對象，用的是常見的今昔對比手法，卻表達了詩人對供職門下省時的生活細節的深情憶念。這就從內容上增添了生活層面和感情厚度。它使我們看到：一個既與勞動群眾友善，又對王朝懷有厚愛的詩人的復雜感情，在詩中交織。需要指出，杜甫表現在后半的情思，絕非出于炫耀昔日經歷的庸俗考慮，而是有慨于李唐王朝的衰落，不能再有獻納。這正體現了這位愛國詩人的心態。

以前的評論家每以王維《敕賜百官櫻桃》、韓愈《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與此詩相提并論，清人程學恂曾有王“最工”，杜“次之”，韓“又次之”之說。這當然不是定評。原因在于，王、韓二詩都專寫“敕賜”時情事，不同的只是王自詠，韓和人。但均未超出“頌圣”范圍。杜甫則由西蜀的現實，引出長安的往事，而流寓人未忘報效國家的忠愛之思，便從中得到表現。宋代范溫早就指出韓作比杜“相去甚遠。”近人郭曾炘也說杜作“非”王“可比例”。他們都能從內容出發來評定甲乙，看法是可取的。

昔人謂“杜詩詠物， 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 (《絸齋詩話》)此詩可貴處，就在于能畫出一個飄零中的故杜拾遺來。與此相適應，此詩“終篇語皆遒麗。”櫻桃“自紅”，野人“相贈”，“憶昨賜霑”，“早朝擎出”，“此日嘗新”，都以遒勁取勝。而“細寫愁仍破”，“勻圓訝許同”，與“金盤玉筋無消息”等，則又顯得很明麗。這大約就是王、韓《櫻桃》詩趕不上杜作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