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翱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

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

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

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這是一首悼念亡友之作。西臺在今浙江桐廬縣富春江的北岸，距江面高達一百米。鄰近的東臺，相傳為漢高士嚴子陵垂釣處，故統稱為嚴子陵釣臺。所思即所思念的人，指宋末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宋德祐二年(1276)初，南宋京都臨安被元軍攻破，恭帝被擄北去，五月，端宗在福州(在今福建)即位，七月，文天祥在南建州(今福建南平)募兵抗元。謝翱散家財招募鄉兵數百名投于麾下，被委為咨議參軍。他們兩人相處的時間雖然不久，但由于“甘心赴國憂”的共同心愿，很快就成為知心朋友。不久，文天祥移軍江西，謝翱告別文天祥北行到溫州(在今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一帶活動。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第二年，陸秀夫背負幼帝昺投海而死，立國三百二十年的宋宣告滅亡。三年后，即元至元十九年之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元大都(今北京)被害。時謝翱已流匿民間，聞訊后悲憤不已。當年，他途經姑蘇(今江蘇蘇州)，即秘密到夫差臺哭祭文天祥。后四年，又哭之于會稽(今浙江紹興)越王臺。這一次是第三次哭祭，距文天祥英勇就義已經八年，即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冬天。他與三位朋友置辦了祭品，登上西臺，設立了文天祥的神主：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 ‘魂朝往兮何極?莫(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見《登西臺慟哭記》)這是一次飲聲泣血的慟哭，撼人心肺。哭祭后，詩人回到船上寫下了這一首詩。

這首詩不僅寄托他對亡友的哀思，并抒發了切身的亡國之痛。開頭點明悼念亡友的時間與地點，情辭悲痛，一下子就揪住讀者的心：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 “殘年”，年終、歲暮; “知己”，指文天祥;“荒臺”，據《登西臺慟哭記》所說： “登岸謁子陵祠……毀垣枯甃，如入墟墓。”可見此處已久無人跡，西臺已是個極荒涼的廢墟。這樣的地方固然便于秘密哭祭，而作者心中的悲苦也可想見了。這開頭二句創造了一種荒涼衰颯的氣氛，為下文的抒情作了重要的鋪墊。三四句“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吳江指富春江，因這一帶古代曾屬吳郡，故稱。富春江下游即為錢塘江，錢塘江潮，天下聞名，潮水來時，漫江沸騰，波濤洶涌如萬馬奔騰。古人傳說伍子胥被吳王夫差冤殺后，陰魂不滅，在錢塘江中掀風作浪。詩人此哭豈止是悼念亡友，也代表了所有在元人嚴酷統治下的人們悼念故宋王朝，喊出了反對異族壓迫的共同心聲。詩人想象，大眾郁積的悲憤之情一旦爆發，必將如錢塘江之潮，洶涌澎湃，把元統治者淹沒于驚濤駭浪之中。五六兩句，詩人追念文天祥為國殉難，既無限悲痛，又不勝感慨。“故衣”，謂舊時穿的衣服，“碧”，碧血，忠臣義士的血，源于《莊子·外物》： “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為碧。”文天祥被俘后，元統治者使出威逼利誘的種種手段，迫使他投降，均未奏效;忽必烈親自勸降，也遭到嚴詞拒絕，表現出一代英豪的崇高的民族氣節。“丹心渾未化，碧血已先成”(《書文山詩后》)，詩人對之既崇敬又痛惜。接著說“后土不憐才”，作者發出了深深的感嘆：天地為什么如此無情，竟讓這樣一位絕代英雄肝腦涂地。最后二句詩人轉寫自己，其中有悲傷，有哀痛，也有自愧、自責的成分。當年文天祥號召起兵復國，謝翱積極響應，共期挽狂瀾于既倒，誰料局勢已不可收拾，迅即敗亡。如今宋亡已經多年，倚為擎天柱的知心朋友早“魂飛萬里程”，與自己幽明永隔;對于英雄未竟的事業，自覺回天乏力，“余恨死無以籍手見公”，因而心中充滿難言的痛楚。“惟應賦八哀”，《八哀》是杜甫在夔州期間的“嘆舊懷賢”之作，哀悼前后死亡的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李琎、李邕、蘇原明、鄭虔與張九齡等八人。詩人認為，時至今日，他只能象杜甫那樣以詩來表示對亡友的悲憤哀悼之情了。

這首詩作于異族統治時代，為了避免嚴密的文網的迫害，多采曲筆，有欲言難言之苦，情調沉痛憤郁。由于感情真摯，感人特深，與《登西臺慟哭記》一樣，為人們所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