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堯臣

庚辰詔書，凡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用備不虞。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責群吏，郡吏畏不敢辯，遂以屬縣令。互搜民口，雖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豈助圣上撫育之意耶!因錄田家之言，次為文，以俟采詩者云。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

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詔書來，生齒復板錄，

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䪅。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撲，

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

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這首《田家語》和另一首創作于同一時期的《汝墳貧女》，都是北宋詩人梅堯臣詩中最富思想意義的代表作品，充分反映了一個封建士大夫同情人民的進步立場。

宋仁宗趙禎康定元年(1040)，西夏侵擾加緊。宋王朝發布詔書，重新登記人口，正規軍以外，抽調“鄉兵”(或稱“弓箭手”、“弩手”)，充實力量。當時規定，當地人口每戶二丁三丁抽一，四丁五丁抽二，六丁七丁抽三，八丁以上抽四。各級官吏為了取媚于上，層層加碼，橫征暴斂，宋王朝督責轉運使，轉運使督責州官，州官督責縣官，最后就到了人民頭上。梅堯臣當時任河南襄城縣令。地處汝河流域的襄城，正遭受水災，再加上這層層加碼的抽丁服役，使百姓掙扎在死亡線上。作者面對民不聊生的慘景，寫下了這首詩，它是當時人民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詩人同情人民思想的自然流露。

全詩每四句為一節，共七節。前六節為第一部分，借農夫之口敘述了水潦蟲害，田園荒蕪，鄉吏逼稅抽丁，鞭笞百姓，百姓久受煎促的慘景。最后一節即第二部分，作者直抒胸臆，訴說自己面對慘景，不但無力挽救而且不得不參與其事，因而表示愿意辭官歸隱。

全詩以“誰道田家樂”反詰句發端，直截了當地否定粉飾農村的說法，也許還包含有自我反省的意思，然后用事實說明農家之苦。“春稅秋未足”，是說春天欠下的租稅，到秋天尚未交足，農民們日夜提心吊膽，生活似在火中煎熬一般。而春秋交替，本來就表示年復一年，所以詩中也有納不完的稅、完不足的糧之意，極言農家苦日子程度之深，時間之長。

第二節講天災給農民們帶來的災難。夏天洪水泛濫，高過屋面。洪水之后又繼以蝗蟲之災。這水澇蟲害使農業生產遭到嚴重損失。

人禍加天災，使農民陷于困境。可朝廷卻還不肯放過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百姓。第三、四節就說“康定詔書”給農民帶來了更為深重的迫害，大批勞動力被迫接受軍訓。“州符今又嚴”四句，寫抗擊外侮不容非議，可議者在地方豪吏假詔書以荼毒百姓。他們任意鞭笞無辜，胡作非為，使百姓在遭受外患之前，先得內憂之禍。連免除兵役的老人小孩都被抓去充數，農村中只留下失去勞力的瞎子和跛子。“田閭敢怨嗟”四句，寫勤勞善良的農民面對暴力，無力反抗，父子生離死別，抱頭痛哭。歷史上盛傳著漢代太守龔遂要百姓賣劍買牛，鼓勵農業生產的故事，而今卻是強迫百姓賣牛買箭，破壞農業生產。對比反差是多么強烈!

第六節詩是對第一部分的小結，寫人怨天怒，化為淫雨，百姓遭受饑荒，面臨著死亡的邊緣。

最后一節“我聞誠所慚”四句，是作者自述心志。如同本詩“小序”中提到的縣令那樣，作者也是一個執行中央王朝和州官命令的縣官。也許正是田家這番悲天憫人的話語，才使作者猛然省悟到自己也是中央王朝壓迫人民的工具。“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是他經歷痛苦反省以后的真誠表白。

全詩采取第一人稱的寫法，但第一部分的“我”是農家自稱，最后一節的“我”卻是作者自稱。兩種不同的第一人稱綴合成篇，且一韻到底，不但不使讀者感到別扭，反覺順理成章，農家的苦難生活對作者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作者站到農民的立場來說話。作者說“錄田家之言”，“以俟采詩者”，也就是新樂府倡導者白居易所說的：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強調詩歌的諷諫作用，正是當時進步詩人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