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批評家的批評家》原文與賞析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涂。為什么呢? 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志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盡可以自說并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后感，捧著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么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系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于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這么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于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么批評。

一月十七日。

【析】 本文發表于1934年1月21日《申報· 自由談》。這是一篇正面論說批評家總是有一個批評的尺度或標準 (文中稱“一定的圈子”) 的。沒有尺度或標準的批評家歷來就不存在。所以“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這是本文的中心論點。

第一自然段概述了1933年前后文學批評的不同走向，引出了本文的論題，即文學家和非文學家起而批評批評家了。雖然是客觀地敘述事實，但作者的對當時文學批評現狀的不十分滿意的情緒，卻是比較清楚的。

不是說，文學家和非文學家不可以批評批評家，問題是這種對批評家的批評，實在有些胡涂。這就自然地引出了批評家的批評家的似是而非的觀點——“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魯迅以此作為論據，予以評論。

三、四自然段是論證部分。先例舉文藝批評史，肯定了凡批評家都有一定的圈子，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從古到今不曾有過。次舉辦雜志的實例，說明雖有 “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 的編輯，但實際上這只是“便于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作為讀者，不可被這種“戲法”迷了眼。為什么，因為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其實這正是圈子。進一層地指出“圈子”的多面性。這兩個例證由淺入深地論證了“圈子”是一定有的，至于有時出現的多面性，實在是為了掩蓋其單一性而玩的把戲而已。真正的批評家，是在于指出并說明“這圈子對不對”，而不是“責備他有圈子”。

按理說，文章到此可以收束了。因為它已完成了對批評家的批評家所持觀點如何不正確的分析和評論若行文止于此，批評家的批評家不過是名不副實的批評家而已，對于整個文學批評并沒有多大影響，可以不予重視。但倘若如此，魯迅也就不必寫這篇文章了。最后一段突出奇兵，以批評家的批評家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證明了他們不具備批評家的起碼條件，卻要冒充批評家，只好靠“誣陷”立論，這實在是對文藝批評的褻瀆。魯迅先生以古為鑒，憤然反詰：“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其憤慨之情緒，呵斥之聲音，溢于言表。

綜上所述，本文以正面分析為主，最后轉入反詰，深化了論旨。全文層次清晰，結構嚴謹，先解題，后點明論據，接著論證，論證中駁斥了論敵論據的錯誤，最后又以事例揭示了批評家的批評家玩的“誣陷”伎倆，證明了文學批評工作是一項嚴肅的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從感情色彩說，前四段立論平穩堅實，為后來對所謂批評家的批評家的正義抨擊，突起情感波瀾。由冷靜寄憤慨，正是魯迅冷峻風格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