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古詩中劃時代的杰作——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712)，死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一生經歷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與李白并稱、享有世界聲譽的偉大詩人。

杜甫的詩歌創作，以安史之亂爆發[天寶十四年(755)]為界線，可分為前期和后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篇長詩的出現，就是由前期轉向后期的顯明標志，在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比較集中地表現了作者的主導思想。

杜甫的遠祖杜預，是西晉王朝的名將，精通儒家經典，自謂“有《左傳》癖”，著有《春秋長歷》、《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祖父杜審言，武則天時做過膳部員外郎，是當時頗負盛名的詩人。父親杜閑，做過兗州司馬、奉天(今陜西省乾縣)縣令。杜甫自己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又說：“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可以看出，他出身于一個有著儒學傳統和文學傳統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也是以此自豪的。

杜甫青壯年時期，讀書游歷，過著“裘馬清狂”的“快意”生活。正因為比較“快意”，所以盡管南游吳越，北游齊趙梁宋，跑了許多地方，卻浮在社會的上層，沒有深入人民生活，因而末能寫出比較深刻地反映現實的作品。

累代“奉儒守官”，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自然要走“學而優則仕”，以實現儒家政治理想的道路。所以他“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天寶五年，來到唐王朝的京城長安，想通過考試進入仕途。他毫不掩飾地說：“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事與愿違，“要路”難登。天寶六年，唐玄宗“詔天下”：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到長安應試。杜甫抱著極大的希望參加了這次考試，滿以為憑著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的才學，從此可以脫穎而出，青云直上。不料主持這次考試的李林甫堵塞賢路，搞了個大騙局，連一個人也沒有錄取，卻給唐玄宗上表賀喜，說什么“野無遺賢”。意思是：像我李林甫這樣的寶貝早被求賢若渴的皇帝陛下一個不漏的弄到朝廷里來了，剩下的都是些大草包，不堪入選。這件事，使杜甫認識到被權奸李林甫之流把持著的朝政是多么黑暗!他在《奉贈鮮于京兆》一詩里憤慨地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這時候，杜甫的家庭早已沒落，他困處長安，不但不能“立登要路”，而且“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連生活也難于維持。到了后來，“長安苦寒誰最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簡直貧困到挨餓受凍的地步了!加上疾病的折磨，把當年“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杜甫，弄得“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就這樣，他從社會的上層跌落下來，逐漸接觸了人民的苦難，看到了“朱門務傾奪，赤族迭罹殃”的社會矛盾，思想感情也跟著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杜甫在長安困處十年，直到天寶十四年他四十四歲的時候，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的官兒，其職務是“掌武官簿書”，這對他的“致君堯舜”的宏偉抱負簡直是莫大的諷刺!而且，上任不久，就感到這個小小官兒還不好做，必須趨炎附勢，才能混下去。而這又不是他的特長，于是決意不干了，寫了一篇《去矣行》：“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梁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藍田山有的是玉，但那東西究竟不能吃。所以他并沒有到藍田去，而是在這年十一月，跑到奉先縣(今陜西省蒲城縣)去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寫出著名的長篇五言古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這篇長詩可分三大段。從開頭到“放歌破愁絕”是第一段，緊扣題中的“京”字，詠的是赴奉先縣之前，多年來“許身稷契”、“致君堯舜”的壯懷。從“歲暮百草零”到“惆悵難再述”是第二段，敘“赴奉先縣”的經歷，詠的是旅途中的感懷。從“北轅就涇渭”至結尾是第三段，寫到家以后的感受，詠的是對國家前途、人民命運的憂懷。

先看第一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兩句冒下，接著寫“拙”的內容。當杜甫浮在社會上層之時，已有“所歷厭機巧”的感慨。而“拙”，正是與“機巧”對立的。所以這里的“拙”，原是憤激之詞，是對于“機巧”的批判。“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正是“拙”的具體表現，因而自然引起了“同學翁”的恥笑。而他自己呢，盡管“取笑同學翁”，卻“浩歌彌激烈”。你越恥笑，我越不肯放棄“自比稷契”的政治抱負;雖然“白首契闊”，窮愁潦倒，也是心甘情愿的。“同學”后加一“翁”字，外示尊敬，實含諷刺。作者在另一首詩里寫過：“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人家正因為不“拙”不“愚”，善弄“機巧”，所以都早已官高爵顯，衣輕乘肥，安得不尊之為“翁”!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兩聯一縱一收，與前面的“蓋棺事則已……”呼應：朝廷既不用我，我滿可以放浪江湖，悠閑自在地消磨歲月;然而好容易碰上了唐玄宗這么個在開元時期曾經一度“勵精圖治”的“堯舜之君”，可以輔佐他實現我的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怎忍丟下他不管呢!“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又一開一合：朝廷里充滿了棟梁之材，難道還缺少我這塊料?只是我對皇帝的忠誠出于天性，怎能使葵和藿的葉子不傾向太陽呢!“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以下，又是幾番轉折，幾番吞吐，批判了只顧私利的螻蟻之輩，感慨于自己由于“獨恥干謁”而“誤”了“生理”，歸結到“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又回到對于“稷契之志”的堅持上。“此志”既不能實現，又不肯放棄，就只好“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借作詩飲酒排除內心的憂思憤懣了。

關于“葵藿傾太陽”，《杜詩散繹》譯為“向日葵生來就是隨著太陽轉的”，有的注本也把“葵”解為向日葵，不恰當。向日葵一名西番葵，一年生草本，原產美洲，十七世紀，我國才從南洋引進，杜甫怎會見到?杜甫所說的“葵”系錦葵科宿根草本，《花鏡》說它“一名衛足葵，言其傾葉向陽，不令照其根也”。“藿”，指豆葉，也向陽。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杜甫的這句詩，實取義于此，既表現自己“傾太陽”的忠誠，也包含“太陽”不為之“回光”、卻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復雜內容，與上文“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和下文“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有內在的聯系。而希望太陽回光，又是為了實現稷契之志。

這一段，抑揚頓挫，千回百折，表現了作者因“稷契之志”無法實現而引起的內心矛盾，“拙”、“愚”、“取笑”、“獨恥”、“忍為”等詞，充滿了憤激之情。對當時的統治者雖沒有正面揭露，但意在言外。說自己因“愚”、“拙”而“居然成濩落”、“取笑同學翁”，則“同學翁”因“機巧”而爬上去，自不待言。說自己“獨恥事干謁”，則不以“干謁”為恥的，自然大有人在，也不待言。至于稱唐玄宗為“堯舜君”，稱李林甫、楊國忠之流為“廊廟具”，也不是真心贊揚。那“堯舜君”、“廊廟具”究竟是什么貨色，作者在第二段里作了相當生動的描寫。

且看第二段。

前六句寫從長安出發的情景。天寒歲暮，百草調零，天衢陰森，疾風怒吼，作者就在這陰森冷酷的黑夜里從唐王朝的京城出發了。“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一路上，真把這位“敝衣百結”的“寒儒”凍得夠嗆!這六句，并非單純寫景，而含有明顯的象征意味。在結構上，既反襯下面的“瑤池氣郁律……”，又正映下面的“路有凍死骨”。以下“凌晨過驪山”至“霜橙壓香橘”二十八句，寫路經驪山時的所見所聞。按《唐書》記載：唐玄宗每年十月率領貴妃寵臣到驪山華清宮“避寒”。杜甫路過驪山之時，他們正在那里尋歡作樂：溫泉之上，熱氣蒸騰，樂聲大作，響徹天際。在羽林軍的森嚴護衛下，有的在溫泉里洗浴，有的在筵席上大嚼。那位“堯舜君”看見他的臣妾洗得漂亮、吃得肥胖，不禁龍顏大悅，賜以大量金帛。“竊比稷與契”、“窮年憂黎元”的杜甫怵目驚心，感慨萬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土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彤庭”、“寒女”，對比鮮明;“鞭打”、“聚斂”，揭露無余。這里的“多士”，也就是第一段里的“廊廟具”;這里的“圣人”，也正是第一段里的“堯舜君”。作者在措詞上，著重指斥“多士”，而為“圣人”開脫;然而事實明擺在那里，“君臣留歡娛”，“賜浴皆長纓”，究竟是誰在“留”、誰在“賜”呢?不正是那位“圣人”自己嗎!那么，誰在默許“鞭打”、誰在縱容“聚斂”，也就昭然若揭了!浦起龍在《讀杜心解》里說：“‘圣人’四句，言厚賜諸臣，望其活國，如共佚豫，便同棄擲矣。此以責臣者諷君也。”這看法相當中肯。以下八句，又從所見聯想到所聞，矛頭直指唐玄宗的舅子楊國忠和姨子韓國夫人、秦國夫人、虢國夫人：“況聞內金盤，多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皇宮里的金盤都跑到外戚家里去了，大概也是“望其活國”吧!然而外戚的表現又如何呢?“中堂舞神仙”以下六句，對他們的驕奢淫逸作了無情的揭露;然后概括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寫出了千古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兩句，交互見義。上句以吃概穿，下句以穿概吃。“酒肉臭”，綾羅綢緞也必然堆積如山;窮得沒衣穿以至“凍死”，飯也必然吃不飽。《歲宴行》里的“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也是這種寫法。“朱門”，包括普天下的朱門;“路”，也包括普天下的路，具有普遍性。但這又是通過個別表現一般的。在這里，“朱門”首先是前面所寫的朱門，“路”也首先是作者這時所走的路。那“凍死骨”，正躺在作者前面。宮墻內外，咫尺之隔，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于是詩人以“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束上起下，繼續走他的“路”，十分自然地過渡到第三段。

再看第三段。

從“北轅就涇謂”到“川廣不可越”十句，寫從驪山向北渡河奔赴奉先的艱苦旅行。“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等句，是寫眼前景，也象征時局的不安、險象環生。王嗣奭說：“‘天柱折’乃穩語，憂國家將覆也。”這說法頗有見地。接著的四句點明此行的目的：“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二十字凄愴動人。老妻弱子，寄居異縣，自己流寓長安，殘杯冷炙，哪有余錢接濟他們!這次探家，也沒有攜金帶銀(囊中只有“餐玉法”)，只想和他們同饑共寒，作精神上的安慰罷了。然而可悲的是：“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想和這個可憐的孩子一同挨餓受凍，也已經不可能了!“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和《羌村三首》中的“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寫法相似。“里巷”之所以“嗚咽”，大概也由于他們有餓死孩子的遭遇吧!“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中的“貧窶”是指自己，也包括那些“嗚咽”的鄰人，包括普天下所有的窮人。秋禾豐收，窮人仍不免餓死，那么糧食到那兒去了呢?回顧第二段所寫的“聚斂貢城闕”等等，這問題就用不著再作回答了。結尾八句，推己及人，由近及遠：“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出身官僚家庭的杜甫享有免交租稅、免服兵役的特權，總比平民百姓的日子好過些，然而還不免有餓死孩子的“酸辛”，那么負擔租稅、兵役的老百姓們的處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在結構上，又與第二段“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呼應。“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由“平人固騷屑”擴展開來，默思那些“失業徒”和“遠戍卒”怎樣活下去。“失業徒”，是被繁重的租稅逼得傾家蕩產的平民，統治者的“鞭打”、“聚斂”不斷進行，“失業徒”的隊伍也就不斷擴大。“遠戍卒”的災難尤其深重：“明皇時則尤苦戍邊。”“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廣大人民有的已凍餓而死，活著的也掙扎在死亡線上;而那位“堯舜君”和他的“廊廟具”，卻正在華清宮避寒，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毫不吝惜地揮霍著人民的血汗。詩人回顧出京以來所見所聞所遭所想，真感到了唐王朝的岌岌可危，而又徒喚奈何;于是以“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結束全篇。

“竊比稷與契”，“窮年憂黎元”，這是貫串全詩的主線，也是杜甫的主導思想。杜甫夸耀他的“奉儒守官”的家世，以“儒者”自居，他的政治理想，正是儒家的仁政主義。儒家的仁政主義，是以“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人性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孟子曾說：人們看到一個小孩將要掉進井里去，必然會產生“惻隱之心”，趕上去搶救他。這種“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正是“仁之端也”。所以，不管什么階級的人，都可以成為“仁者”，都可以愛一切人。他提出傳說中治水的大禹和“教民稼穡”的后稷，稱贊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杜甫完全接受了孟子的這些思想。“竊比稷與契”，實際是“竊比禹與稷”，不說禹而說契，是為了押韻的原故。“許身”禹稷，就是要立志拯救天下的饑溺，使天下大治;而放眼一看，普天下的老百姓正處于饑溺之中，所以自然要為李唐王朝的長治久安擔憂，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了。

儒家的仁政主義，是要通過“君”來實現的，所以杜甫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君”上，“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當然表現了他的忠君思想。但當時的“君”，卻越來越使他失望。杜甫在寫于這篇《詠懷》之前的《奉贈韋左丞丈》中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說，由于唐玄宗并不是“堯舜之君”，因而天下風俗不淳，他之所以要“立登要路”，正是為了把唐玄宗輔佐成“堯舜之君”，實行仁政，從而使天下風俗淳厚起來。在這篇《詠懷》中，盡管稱唐玄宗為“堯舜君”，并且用“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替他辯解，但在具體問題上，卻毫不含糊。“御榻在嵽嵲”，這是說他率領臣子在驪山游幸;以下所寫的驕奢淫逸生活，都是他帶的頭。杜甫在另一首詩里說過：“天王行儉德，俊乂始盈庭。”正是說有什么君，就有什么臣，因而“責臣”，也正是“諷君”。

儒家是主張實行仁政的。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朝累代的封建統治者大都唱著“仁民愛物”、“愛民如子”之類的高調，但在實際上則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指出：“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杜甫卻真心相信那一套，一心想“致君堯舜”，實行“仁政”，“仁民愛物”，因而困居長安，累碰釘子。他看得很清楚，楊國忠、李林甫之流的大小官僚，都不是在“致君堯舜”，而是在致君桀紂，沒有一個是“憂黎元”的。唐玄宗本人也并不想行“仁政”。這樣，杜甫的理想和當時的現實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激起了內心的苦悶。在《詠懷》之前，已有“有儒愁餓死”、“儒冠多誤身”，“儒術于我何有哉”的感慨。到了后來，則自我解嘲，說他是“乾坤一腐儒”。在這篇《詠懷》的第一段里，又說自己“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取笑同學翁”。這一切，都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現實不相容而產生的矛盾心情。

毛澤東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杜甫接受了儒家“仁民愛物”、“人饑己饑”的仁政思想，卻沒有從觀念出發，關在房里去做“內省”功夫，也沒有立登“要路”，爬上朝廷的顯要地位，而是“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仕途失意，屢受挫折，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甚至餓死了孩子。當“里巷亦嗚咽”的時候，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和那些“平人”有著類似的遭遇、類似的命運。因此，他才能由自己“撫跡猶酸辛”想到“平人固騷屑”，進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因此，他才能寫出“鞭打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一些反映社會矛盾、同情民間疾苦、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罪惡的光輝詩句。

與杜甫同時的詩人元結寫過這么一首詩：“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游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這詩很能說明問題。元結未做官時到瀼溪去，那里的人民對他很親切。后來做了官，再到瀼溪去，人民望見他佩帶“冠纓”，官氣十足，都嚇跑了。杜甫從小受儒家教育，早已接受了“仁民愛物”的仁政思想。但當他三次“壯游”，浮在社會上層，過著“放蕩”、“清狂”生活的時候，并沒有從仁愛的觀念出發，寫出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鴻篇巨制。直到十年困居長安，仕途失意，生計維艱，饑寒交迫，從而思考了許多問題，才逐漸認識到朝政的黑暗，逐漸看到人民的苦難，逐漸把他的筆觸伸入廣闊的現實。這篇《詠懷五百字》，乃是他十年困居長安的生活體驗和藝術思考的總結，不論就杜甫自己的創作生涯說，還是就我國五言古詩的發展歷史說，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杰作。

題中標出“自京赴奉先縣”，說明這篇詩具有“紀行”性質，不能不運用敘事和寫景手法;題中標出“詠懷”，說明這篇詩的重點是傾吐懷抱，不能不運用抒情和議論手法。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個別開生面的題目，又要求在寫法上別開生面，融敘事、寫景、抒情、議論于一爐。讀完全詩，就知道作者正是這樣做了的，而且做得很出色。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于“紀”什么“行”、“詠”什么“懷”。如果詠的是與祖國、與人民無關的個人哀樂，紀的是毫無社會意義的身邊瑣事，即使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法，也不能保證所寫的就是劃時代的杰作。

作者先從“詠懷”入手，抒發了許身稷契、致君澤民的崇高理想竟然“取笑”于時、無法實現的憤懣和“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火一樣的激情，其愛祖國、愛人民的胸懷躍然紙上。而正因為“窮年憂黎元”，所以盡管“取笑”于時，而稷契之志仍不肯放棄，這自然就把個人的不幸、人民的苦難和統治者的腐朽、唐王朝的危機聯系起來了。而這種“詠懷”的特定內容，自然決定了“紀行”的特定內容;“紀行”的內容，又擴大和深化了“詠懷”的內容。

“紀行”有兩個重點：一是寫唐明皇及其權臣、寵妃在華清宮內的驕奢荒淫生活，二是寫到家后孩子已被餓死的慘象，都具有高度典型性，而寫法又各有特點。

華清宮內的一切，宮外的行路人無法看見，因而其敘述、描寫，全借助于藝術想像和典型概括。這種出于藝術想像和典型概括的大段文字如果處理失當，就難免與“紀行”游離，成為全篇的贅疣。杜甫的高明之處，正在于他既通過藝術想像和典型概括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矛盾，又與前段的“詠懷”一脈相承，構成了“紀行”的主要內容。在前段，他已經提到了“當今”的“堯舜君”和“廊廟具”。而“黎元”的處境之所以使他“憂”、使他“嘆息”，就和這“堯舜君”、“廊廟具”有關;他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之所以無法實現，也和這“堯舜君”、“廊廟具”有關;他渴望實現稷契之志，百折不撓，又決定了他對“堯舜君”和“廊廟具”始終抱有幻想。所以，當他“凌晨過驪山”之時，望見“羽林相摩戛”，聽見“樂動殷膠葛”，那“堯舜君”與“廊廟具”在華清宮尋歡作樂的許多傳聞就立刻在“比稷契”的思想火花和“憂黎元”的感情熱流里同自己對于民間疾苦的體驗聯結起來，化為形形色色的畫面，浮現于腦海，傾注于筆端，形成這一段不朽的文字。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未離開“紀行”的主線。

如果說寫華清宮的一段，其特點是由所見聯想到所聞所感，從而馳騁藝術想像、進行典型概括，那么寫奉先家中的一段，其特點則是實寫眼前情景，而這些眼前情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這兩段寫法上各有特點，又有共同性。共同性在于就親眼所見敘事、寫景的文字都不多，更多的是抒情和議論。這是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個獨創性的題目相適的。仇注引胡夏客曰：“詩凡五百字，而篇中敘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不過數十字耳，余皆議論，感慨成文。”又曰：“《赴奉先詠懷》，全篇議論，雜以敘事。《北征》則全篇敘事，雜以議論。蓋曰‘詠懷’，自應以議論為主;曰‘北征’，自應以敘事為主也。”這看法相當中肯。然而以“五百字”的宏大篇幅竟然“全篇議論”;用于敘事、寫景者“不過數十字”，這是找不到先例的。這種獨創性，胡夏客卻沒有指出。

關于可不可以、需不需要“以議論為詩”的問題，長期以來頗有爭論。早在南宋末年，嚴羽就在《滄浪詩話》中對宋代詩人“以議論為詩”進行了激烈的批評。明代的屠隆在《文論》里也說：“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把“以詩議論”獨歸宋人，并以此否定宋詩，這意見很有普遍性，但并不恰當。清初的杰出詩論家葉燮在其論詩專著《原詩》中指出了這一點：

從來論詩者大約申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于《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于《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詩也?

葉氏指出《三百篇》中就有議論，杜甫《赴奉先縣詠懷》等篇“議論尤多”，這是符合實際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抽象的、干巴巴的議論并不能構成動人的詩章。以抽象的、干巴巴的議論為詩，那是必須反對的。杜甫的《詠懷五百字》議論尤多，但并不是冷冰冰地、空空洞洞地發議論，而是帶著“比稷契”的崇高理想和“憂黎元”的火熱激情，對身歷目睹、怵目驚心的生活現象進行藝術思維和審美評價。所以，那議論飽和著生活的血肉，洋溢著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慨嘆、譴責與控訴。是議論，也是抒情。或者說，是抒情性的議論。而這飽和著生活血肉的抒情性的議論，又和敘事、寫景密不可分，因而具有鮮明的形象性。而這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議論，出自“詠懷”者之口，就構成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讀這篇詩，一位憂國憂民的偉大人物就浮現于我們面前，抒發理想不能實現的憤懣，譴責朝政的昏暗和統治者的荒淫，傾吐對人民苦難、國家危機的焦慮，肝腸如火，涕淚橫流。其強大的藝術力量，百世之后，猶足以震撼讀者的心靈。

這篇詩前人多有評論。浦起龍在《讀杜心解》里說：“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領，須用一片大魄力讀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國之情，中慨君臣耽樂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起身’、‘比稷契’二句總領，如金之聲也。結尾用‘憂端齊終南’二句總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憂端’之切，在于國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極慮者。故首言去國也，則曰‘窮年憂黎元’;中慨耽樂也，則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則曰‘默思失業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而，其所謂‘比稷契’者，果非虛語，而結‘憂端’者，終無已時矣!”對全篇命意、布局的分析，都頗能抓住要領，值得參考。

這篇杰作是用傳統的五言古詩的體裁寫成的。五言古詩，是漢、魏、六朝以來盛行的早已成熟的詩體，在杜甫之前，已經產生了無數不朽的詩章;僅就“詠懷”之作而言，如阮籍的《詠懷》、左思的《詠史》、庾信的《詠懷》、陳子昂的《感遇》之類的組詩都各有特色，膾炙人口。“轉益多師”的杜甫當然從漢、魏、六朝以來五言古詩的創作經驗中吸取了營養。但把《詠懷五百字》和所有前人的五言古詩相比較，就立刻發現在體制的宏偉、章法的奇變、反映現實的廣闊深刻和藝術力量的驚心動魄等許多方面，都開辟了新的天地，把五言古詩的創作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楊倫在《杜詩鏡銓》里所說：“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郁頓挫，每多大篇，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為集內大文章，見老杜平生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種足以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