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商隱

江風揚浪動云根， 重碇危檣日色昏。

已斷燕鴻初起勢， 更驚騷客后歸魂。

漢廷急詔誰先入， 楚路高歌自欲翻。

萬里相逢歡復泣， 鳳巢西隔九重門。

大家都知道李商隱以“綺密瑰妍”(敖器之《詩評》)的愛情詩馳名，但往往忽略了他還曾寫過另一些哀時憂國的名篇，如贈、悼他的“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晚唐名士劉蕡的五首律體等等，卻也都光采耀人，千秋名世。特別是上引《贈劉司戶蕡》一首，時代色彩更濃厚，感情刻畫更深沉，把對劉蕡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晚唐國勢垂危的憂憤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加以描繪，增加了風格的沉郁，筆調的憤激，值得我們深刻體會，悉心賞鑒。

為了理解《贈劉司戶蕡》這一首詩，需要先簡單說一下劉蕡其人以及他和李商隱的關系。

劉蕡，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人，公元八二六年(敬宗寶歷二年)進士。唐文宗時曾召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劉在對策中大膽地揭露了當時朝政的黑暗腐朽，有所謂“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引起了考官的激賞，但也觸怒了當時飛揚跋扈的宦官，以致未得錄取。一時登科之士聯名呈請，愿以“所授官讓蕡”。李商隱出于哀時憂國和痛恨宦官亂政，對劉蕡的高風亮節表示異常的敬佩。當宣宗登位之初，牛僧孺、令狐绹一派又重執政。李德裕一派，包括被看成由牛黨轉而“投靠”李黨一派的李商隱在內，都紛紛被黜或投閑置散。公元八四七年(宣宗大中元年)，詩人只有跟著被坐為李黨的、因江都吳湘案而貶官的鄭亞遠赴桂林作幕，孑然一身，間關萬里。就在這一年秋天，他奉鄭亞之命出使南郡和鄭肅通好。次年正月，使畢正將南返。這時劉蕡因被貶柳州，暫居長沙一帶，恰好和客中的李商隱相遇。(關于李商隱和劉蕡相晤的時間、地點，歷來研究者論見迄未一致。拙見詳一九八○年三月五日香港《大公報》所刊《李商隱南游江鄉辨》一文。)由于政治傾向相近，二人一見如故，商隱贈劉以詩。這就是我們要賞鑒的這篇《贈劉司戶蕡》的來由。就在贈詩的第二年，劉蕡去世。李商隱又先后寫了《哭劉蕡》、《哭劉司戶二首》、《哭劉司戶蕡》等詩，哀感沉痛，使人蕩氣回腸，足見二人有著共同的政治傾向作為基礎的深厚友誼。

《贈劉司戶蕡》詩開頭就顯得氣魄雄渾，境界開闊。詩人首先從他會見劉蕡的地點寫起。按照李的挽詩“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哭劉司戶蕡》)來說，這里的“江”是指湘江。劉、李相別地黃陵廟在黃陵山上，相傳為舜妃葬處。山在湘江匯入洞庭的咽喉。山峰兀立，水勢奔騰。時間正是初春，積雪未化，漫天陰沉。加上江風浩浩，越發揚起了濁浪奔騰。看來好似“云根”一般的巖邊的山石和系船石墩，受到浪花一陣陣的沖擊。船上的高高桅桿，在江風中搖搖晃晃，分外顯得景色的慘淡。這是引起詩人在相遇地深切感受到的湘江急浪的實景，但同時也更是詩人為黃昏暗淡的唐王朝做了一個既形象生動而又高度概括的寫照。既賦而比，這是中國詩人的傳統手法。杜甫用破碎的“秦山”和涇、渭難分傳寫了安史之亂前夕唐王朝的危機是如此，龔自珍用“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臥九閽”，刻劃了當時晚清那一伙昏庸恣睢、開門揖盜的頑固勢力也是如此。因此這首詩的基調，從藝術風格來說，固然是極盡渲染了那一個破碎支離時代的能事;從贈詩對象劉蕡這一個具體人物來說，開頭的十四個字也可以說極其精煉地勾劃了他的悲劇遭遇之所以必然發生的社會背景。

頸聯兩句把表現劉蕡的坎坷遭際和抒發對劉蕡的高度同情緊密結合起來。“已斷”句把劉蕡比做有著萬里翱翔壯志的北國鴻雁(因為他本就燕人)，但因為受到腐朽勢力的打擊和遏殺，剛剛要展開的雄圖偉略就很快夭折了。“更驚”句把劉蕡比做受讒而被放的屈原，因為遭受誣陷，遠貶南荒，難歸鄉土。前一個“已”字，后一個“更”字，緊湊有力地把劉的前以對策觸怒小人和后來橫遭貶謫，生平遭際中的兩件大事聯結起來，而且通過沉痛憤慨的筆調，表現了詩人對劉的痛苦遭遇深致扼腕。

腹聯兩句是借用歷史人物來進一步抒寫對劉蕡的敬愛和同情。“漢廷”句是用賈誼的故事。賈誼是一位有抱負、有才華的政治家和文人。盡管曾經被謫三年，但后來畢竟被漢文帝召回長安，拜梁懷王太傅。可是劉蕡呢?他又如何能有被“急詔”征回的命運?“楚路”句又用了古代楚國狂人接輿的故事。接輿不滿現實，曾經編成歌詞，嘻笑怒罵地批判當世。據說孔子還受過他的嘲諷。劉蕡也正象接輿一樣，批評朝廷，寫出了那一篇震動當時、流傳千古的對策。“誰先入”表示詩人對劉貶謫的深沉同情;唱出“憤世”“高歌”而偏偏又是“自欲翻”作前人之調，就更表現了詩人因為劉蕡的大聲疾呼，為力挽王朝危亡而深秉前人高潔的衷心贊仰。

結尾“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不僅是真摯深切的友誼之歌，更是詩人出于共同的憂國之懷對當時腐朽政治的憤激的控訴。李商隱在長沙一帶會見劉時，二人同是客中作客。這次相遇，完全是出于他們的意料的：劉蕡竟然還未往柳州，暫留湖南;而李商隱原本在桂林幕府，竟然到長沙一帶出使。就在這次相遇中，兩個同具匡時濟國之心和憂時憤世之感的文人，在遠離他們北方家鄉，特別是遠離帝京長安的時候，迸發出“乍見翻疑夢”的感覺，懷著無限興奮和喜悅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這是詩人“歡”的來由。然而與此同時，為什么又“歡”而“復泣”呢?原來這意外相逢，恰同在他們的患難之時：一個是因罪被貶;一個是因為受到腐朽勢力的長期排擠而萬里投荒。這種大體相同的政治道路的坎坷又使他不得不泣。加以相遇之時，正是宣宗登位不久，一反武宗之政，性嗜浮夸，以明察自居，恢復了不少弊政，在邊事上造成了許多失策，更促使黨爭激化。這樣一個新的局面，不能不增加詩人的憂心。特別是在和劉蕡相遇時，更不能不從劉所受的“冤謫”感到痛心，而憂切國運的難扶。“歡”之愈深，“泣”之愈甚。但所謂“歡”不過是知音乍見時一剎那間的快事而已，而“泣”則是經過悲憤交加的長期醞釀。歡而復泣，這該是多么復雜沉痛的感情!這里面包含著個人的失意，但主要卻是為國家而“泣”，這一點在末句的“鳳巢西隔九重門”中已經表現得很顯豁了。作為“鳳巢”形象象征的賢臣，一時都已星散，遠謫窮荒，比如他和劉蕡就都是急切希望濟國匡時的，然而現在卻都分別流泊到遠離長安的西南一帶，備受排斥，“君門九重”，又如何能使他們有可能竭忠盡智呢?沒有“賢牧伯”主持中樞是國家致亂之源;“九重黯已隔”是詩人長期的隱痛：這種儒家的忠君、兼濟的政治觀點，可以說在詩人的青年時代早已萌芽;而經過長期目擊黨爭的翻云覆雨和經歷天涯飄泊的生活以后，對唐王朝的黑暗現實的認識就更深切了。如果沒有這一種認識，這首詩怕只能成為僅僅是感情深摯的投贈之作，而不可能把同情知友和憂時憤國之情結合起來。那么，氣魄就不能如此雄渾，格局就不能如此開闊，意境也就不能如此崇高。結尾的殷憂和憤懣，表面落在“鳳巢西隔”、“急詔”無從上，但實際更和首聯呼應。劉蕡的遭遇，包括詩人自己的遭遇在內，不都同是晚唐王朝“重碇危檣日色昏”的必然結果么?

李商隱的七律是他詩作中的奇葩。然而正如程夢星所說，他的“師承蓋亦不一”，“格調”“詭譎善幻”(《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關于李詩的風格，我看可以主要從這兩方面的發展加以探討。一方面通過《無題》一類的愛情詩創作，表現了精致入微的內心矛盾和綺麗多姿的情境色澤;另一方面又通過政治詩的創作，表現了感慨蒼涼的雄渾韻調和高昂挺拔的沉郁氣勢。他的贈、悼劉蕡的五首詩篇都屬于后一類型，因而也大體上更為接近杜甫以忠君憂國為題材的七律和五律詩的風格。歷代學習杜甫律體的詩人很多。王安石學了他的質樸精煉，蘇軾學了他的縱橫跌宕，黃庭堅學了他的奇崛峭拔，元好問學了他的感慨悲涼，而李商隱卻是學了他的深厚蘊藉。在《贈劉司戶蕡》一詩的開頭、結尾中，這一個特點尤其明顯。憤激之中，寓有深諷;景語之中，滲透情語;由眼前江風的險惡聯想到國家的隱憂;從同是天涯淪落的遭遇引起了歡泣交加的復雜感情。這便是從杜甫學來的“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劉熙載《藝概》)的手法的一個側面。

學杜的唐代詩人中，李商隱是一個卓越的殿軍。他的這首哀時憂國的友誼之歌，寓哀愴憤激于深沉凝重之中，具有似矛盾而又統一的深厚蘊藉的獨特風格，也許可以說是古典詩歌中的藝術珍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