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我談“墮民”》原文與賞析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里，唐弢先生曾經(jīng)講到浙東的墮民，并且據(jù)《墮民猥談》之說，以為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降金，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日“丐戶”，此后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huán)境下過著日子。

我生于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起。但后來我懷疑了。因為我想，明太祖對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yè)，分明還有“教坊”或“樂戶”的余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岳飛的后裔還在杭州看守岳王墳，可是過著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yán)嵩……的后人呢? ……

不過我現(xiàn)在并不想翻這樣的陳年帳。我只要說，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jīng)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jīng)都有別的職業(yè)的了，自然是賤業(yè)。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jié)，到她所認(rèn)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慶吊事情就幫忙，在這里還留著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jīng)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后代，恰如遺產(chǎn)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quán)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guān)系。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于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后，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后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么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quán)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

七月三日。

【析】 魯迅于1925年在《燈下漫筆》中說： “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fā)生 ‘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因此他將中國歷史歸結(jié)為：“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對中國人民中的這種安于現(xiàn)狀，不求抗?fàn)幍摹皣裥浴比觞c，魯迅一直為之痛心疾首。近十年過去了，這種弱點究竟有沒有克服呢?至少在部分中國人當(dāng)中還相當(dāng)嚴(yán)重，有如浙東的墮民。唐弢認(rèn)為浙東的墮民是由于他們是宋朝投金的降將焦光瓚的部屬，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曰 ‘丐戶’，此后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huán)境下過著日子”。魯迅對此有異議，理由是，朱元璋對元蒙后裔尚進行安撫，他不可能對隔代的宋將子孫施以重罰;再從浙東墮民的職業(yè)看，如“男子則捕蛙，賣餳……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臉，鐘鼓戲劇，種種沿門需索。其婦人則為人家拗發(fā)髻，剃婦面毛，習(xí)媒灼，伴良家新娶婦，梳發(fā)為髦”等等，則顯然早在唐代就有了的;而且從當(dāng)時的秦檜、嚴(yán)嵩和岳飛的子孫看，也未必好人的子孫就一定好極，壞人的子孫就必定受苦。魯迅說：“岳飛的后裔還在杭州看守岳王墳，可是過著很窮苦悲慘的生活。”至于浙東的墮民是如何形成?魯迅認(rèn)為沒有必要深究，但有一點卻確信不疑，那就是“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jīng)解放了的奴才”。他們的職業(yè)就是“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jié)，到她所認(rèn)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慶吊事情就幫忙。”

如何看待這些“墮民”?魯迅一貫態(tài)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例舉了這樣一件事：“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后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么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究竟為的是什么呢?“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quán)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的確，墮民的麻木愚昧到如此程度實在令人觸目驚心，他們的追求竟是如何做穩(wěn)了奴隸，這真是人們?nèi)f萬所想不到的。也許有人說，魯迅是不是過多地看到勞動人民的弱點。其實不然。要知道，魯迅寫作此文時，他已經(jīng)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人民群眾的力量品質(zhì)和所起的推動歷史的巨大作用了。這在他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有了充分的反映，他還在 《經(jīng)驗》 中明確地宣稱： “人們大抵已經(jīng)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筑，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 醫(yī)藥也如此。”文中的“無名氏”指的就是勞動人民，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本文對“國民性”弱點的批判，而應(yīng)看到魯迅是僅從一個角度指出其嚴(yán)重性。這一篇探討“國民性”弱點的雜文給讀者留下極深的印象，原因何在?首先，魯迅將歷史考辨與社會調(diào)查及親眼所見緊密結(jié)合。歷史上的記載有現(xiàn)實中的大量事實可作為佐證，而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事實又有歷史記載作為依據(jù)。如現(xiàn)實中的紹興墮民的職業(yè)與古代史書中的“教坊”、“樂戶”及《墮民猥談》的記載是一致的，而現(xiàn)實中的“墮民”又是作者親眼所見的真人真事，它就屬于社會調(diào)查范疇了，因而就沒有掉書袋的學(xué)究味，讀來極其自然。其次，由于這篇雜文是以漫筆方式寫的，就具有“談話風(fēng)”，我們讀它就如同魯迅先生和我們面對面地拉家常。他有時是在自言自語，有時是自問自答，有時是在思辨一個道理，有時在講述一個見聞，還不時插入他特具個性的俏皮話，親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