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仁·木蘭花慢》原文賞析

禁 釀

漢家糜粟詔，將不醉，飽生靈。便收拾銀瓶，當壚人去，春歇旗亭。淵明。權停種秫，遍人間、漸學屈原醒。天子宜呼李白，婦人卻笑劉伶。

提葫蘆更有誰聽。愛酒已無星。想難變春江，蒲桃釀綠，空想芳馨。溫存。鸕鶿鸚鵡，且茶甌，淡對晚山青。但結秋風漁夢，賜酺依舊沉冥。

這首詞反“禁釀”，借用一系列有關酒的故事，發表議論，嘲諷時政，具有一定戰斗精神。據厲鶚于此詞后注云：“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以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 足民之道，惟節浮費。糜谷之多，無如醪醴、曲蘗，宜一切禁止。從之。五月，申嚴大都釀酒，犯者籍其家資，散之貧民。諸人作禁釀詞，蓋此時也。”可知，羅氏此詞，乃有一定針對性。但是，對于“禁釀”一事及作者反“禁釀”究竟當作何種評價，尚須有關專門家進行考察。這里，就詞論詞，我認為，作者能在風花雪月之外，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寫入詞中，對于開拓詞境、擴大視野，無疑是有益的。這也說明，在元代詩壇上，詞并未被曲所完全取代，詞和曲一樣，都可用以反映社會現實。而且，在寫作態度以及語言風格上，詞與曲的界限也并不太分明。這是讀這首詞首先必須明確的。

詞作題為《禁釀》，直接言事，而起調三句卻不言時事言漢事，猶如白居易的《長恨歌》，不說唐王說漢王一樣，這是詩詞中常見的手法。但是，所謂“將不醉，飽生靈”，卻隱含“足民之道，惟節浮費”之意，所說仍與時事相關。接著，詞作列舉事例，嘲諷這所謂“便民之事”、“足民之道”。一謂： 一經禁釀，酒鋪歇業，當壚人就沒事干了。銀瓶，古之盛酒器。杜甫《少年行》有“指點銀瓶索酒嘗”句。當壚人，指卓文君。旗亭，指酒鋪。古時酒鋪掛青旗做“望子”，稱旗亭。《漢書·司馬相如傳》載：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這是古時候開酒鋪的故事。二謂： 一經禁釀，陶淵明即無需種秫，天下人應當學習屈原——長醒不醉。陶淵明 (潛)好飲酒，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 《史記·屈原傳》云：“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兩個故事，一則種秫造酒，另一則以醉醒比濁清，并非真個醉酒。因為禁釀，陶淵明暫停種秫，尚可理解，但天下人漸學“屈原醒”，卻是作者的引伸，即從醉醒濁清生出另一層意思，以說明禁釀的可笑 。三謂： 一經禁釀，李白就要聽從天子呼喚，劉伶就要受妻子取笑。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即指李白。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載：“劉伶字伯倫，縱酒放達，與阮籍、嵇康友善。伶妻以伶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 ‘當誓神前。’ 妻為具酒。伶跪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引酒御肉，陶然后醉。”兩個故事，一則表現李白的狂傲稟性，一則表現劉伶的放誕行為，詞作將此與禁釀聯系在一起，就使得禁釀這一嚴肅事件顯得滑稽可笑。這是上片。

下片繼續列舉事例，進一步顯示禁釀的滑稽可笑。一謂： 因為禁釀，無有美酒可沽，提葫蘆就只能空叫喚; 而天上的酒旗星也將沒有存在的必要。提葫蘆，鳥名。陸鳳藻《小知錄》載：“提壺蘆，狀類燕子，色黃褐，春日則叫曰‘提壺蘆，沽美酒。’ ”孔融《與曹操論酒禁書》云：“天喜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兩個事例，所說均為自然之物，并不因社會人事的變化而變化，詞作將此與禁釀聯系在一起，表明禁釀之舉乃違反常規。二謂： 因為禁釀，春江水就無法像蒲桃酒那樣碧綠，那樣芬香。“蒲桃釀綠”，形容春江水的顏色。蘇軾《武昌西山》詩云：“春江綠漲蒲桃醅。”這一事例嘲諷禁釀，謂其讓詩人的想象落了空。三謂： 因為禁釀，只好以茶代酒。鸕鶿鸚鵡，皆酒具名。李白《襄陽歌》云：“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茶甌，茶碗。意即： 既已禁釀，就只好對著青山飲茶。用酒器當茶碗，“淡對晚山青”，自然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事。至此，上下兩片所列事例，已將禁釀之舉，說得一塌糊涂。最后，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愿望，謂： 只想過著漁夫那種生活，無拘無束，當國家慶典之時，仍舊可以開懷暢飲。

這首詞詼諧、幽默，近乎游戲之筆，代表了元代詞的一種特殊作風，謂之近于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似不能因為這種詼諧與幽默而忽視其社會意義和戰斗精神。這首詞的作者敢于將統治者的現行政策——禁釀，當作嘲諷對象，這在封建社會中，確是難能可貴的。而且，所謂“語極莊，卻極謔”(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 ，這首詞所采取的藝術表現方式，并未減低其批判揭露的社會效果。今日讀此詞，仍然應予適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