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豐三年（１０８０），蘇軾四十五歲，因“烏臺詩案”得罪謫黃州（今湖北黃岡）。次年春夏之際，蘇軾生計困難，在老友馬正卿幫助下向州郡求得黃州東門外東坡故營地數(shù)十畝，開墾耕種，以補食用之不足。蘇軾因此自號東坡居士。這年冬天，黃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間，蘇軾在東坡營造了房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huán)顧睥睨，無非雪者”（《東坡志林》卷四）。元豐五年初春，蘇軾躬耕于東坡，居住于雪堂，感到滿意自適，有似晉代詩人陶淵明田園生活一般。陶淵明《游斜川》詩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曾”同“層”。層城，神話傳說中昆侖山最高級，此指江西鄣山，在廬山北），魴鯉躍鱗于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蘇軾以為東坡雪堂初春的情景宛如淵明斜川之游，因有此作。

震動朝野的“烏臺詩案”是北宋中期黨爭的惡果，它是蘇軾仕宦以來所遭受到的空前嚴重的政治打擊，幾被置之死地。謫居黃州期間，他冷靜思索和探討了許多問題，政治態(tài)度與人生態(tài)度都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在藝術上也開始追求平淡的趣味。晉代詩人陶淵明的歸隱生活，恬靜閑適的田園趣味，平淡樸質(zhì)的詩風，對于躬耕東坡的蘇軾變得親切起來。他這時認真地研讀陶淵明詩，并在詩詞中多次表現(xiàn)出對淵明的仰慕之意。在這首《江城子》詞中，蘇軾仿佛與淵明神交異代，產(chǎn)生了共鳴。詞充滿了強烈的主觀情緒，起筆甚為突兀，直以淵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來作的《和陶飲酒二十首》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陶淵明好飲酒，自言：“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二十首序》）蘇軾能理解淵明飲酒的心情，深知他在夢中或醉中實際上都是清醒的，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充滿了辛酸的情感，這種情況又與淵明偶合，兩人的命運何其相似。淵明因不滿現(xiàn)實政治而歸田，蘇軾卻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貶所躬耕，這又是兩人的不同之處。但他以曠達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的逆境，以逆為順，因而“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這些春天富于生氣的景物使他歡欣，感到適意。

詞的下片略敘東坡雪堂周圍的景觀。鳴泉、小溪、山亭、遠峰，日與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問潘邠老》所說：“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nèi)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僅以粗略的幾筆勾畫，表現(xiàn)出田園生活恬靜清幽的境界，“意適于游，情寓于望”（同上文），給人以超世遺物之感。作者接著以“都是斜川當日景”作一小結(jié)，是因心慕淵明，向往其斜川當日之游，遂覺所見亦斜川當日之景，同時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淵明四十一歲棄官歸田，后來未再出仕，五十歲時作斜川之游。蘇軾這時已經(jīng)四十七歲，躬耕東坡，一切都好像淵明當日的境況，是否也會像淵明一樣就此以了余生呢？那時王安石已罷政數(shù)年，章惇、蔡確等后期變法派執(zhí)政，政治生活黑暗，蘇軾東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產(chǎn)生遲暮之感，有于此終焉之意。結(jié)句“吾老矣，寄馀齡”的沉重悲嘆，說明蘇軾不是自我麻木，盲目樂觀，而是對政局存在深深的憂慮，是“夢中了了”者。

這首詞似隨手寫出，未曾著意經(jīng)營，而詞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構(gòu)想，故下筆從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從縱的方面看：醉醒連淵明，淵明連躬耕，躬耕連東坡，東坡連及雪堂與周圍景物，景物連斜川，最后回應到陶淵明《游斜川》詩之“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迤邐寫來，環(huán)環(huán)相扣，總不離于本題。從橫的方面看：寫周圍景物，于所居之東坡則加細，說及一夜至曉的春雨、新晴；對西南諸景則只大略點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則儼然是一幅東坡坐眺圖，總歸到“都是斜川當日景”之內(nèi)，誠亦“至今使人想見其處”。以似斜川當日之景，引出對斜川當日之游的向往，對陶《游斜川》詩結(jié)尾所云“中觴縱遙懷，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當亦冥契于心。蘇軾對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態(tài)度。他對生活有信心，善于從個人痛苦情緒中解脫出來，很快適應環(huán)境，將生活安排得很好，隨遇而安。從這首詞里也側(cè)面反映了他與險惡環(huán)境作斗爭的方式：躬耕東坡，自食其力，竊比淵明澹焉忘憂的風節(jié)，而且對謫居生活感到適意，怡然自樂，令政敵們對他無可奈何。蘇軾有時難免有一點衰遲之感，卻也留心著局勢的變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復，積極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