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虎丘記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¹⁾。其山無高巖邃壑⁽²⁾，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³⁾，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⁴⁾，傾城闔戶⁽⁵⁾，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⁶⁾，莫不靚妝麗服⁽⁷⁾，重茵累席⁽⁸⁾ ，置酒交衢間⁽⁹⁾。從千人石上至山門⁽¹⁰⁾，櫛比如鱗⁽¹¹⁾，檀板丘積⁽¹²⁾，樽罍云瀉⁽¹³⁾，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¹⁴⁾，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¹⁵⁾，競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妍媸自別⁽¹⁶⁾。未幾而搖手頓足者⁽¹⁷⁾，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¹⁸⁾，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 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¹⁹⁾，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²⁰⁾，則簫板亦不復用; 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²¹⁾，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²²⁾，飛巖如削。千頃云⁽²³⁾得天池諸山作案⁽²⁴⁾，巒壑競秀，最可觴客⁽²⁵⁾。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²⁶⁾。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²⁷⁾，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²⁸⁾;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²⁹⁾。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³⁰⁾，登虎丘者六。最后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³¹⁾。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 “甚矣，烏紗之橫⁽³²⁾，皂隸之俗哉⁽³³⁾! 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³⁴⁾! ”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注釋〕(1)虎丘： 虎丘山，又名海涌山，在今江蘇省蘇州市郊。可：約。(2)邃： 深邃。(3)簫鼓：吹簫打鼓。(4)是日： 指上文的“中秋”節。(5)傾城： 全城。闔戶： 全家。(6)迨： 及，至。蔀(pou)屋： 指貧民所居之屋。(7)靚妝： 涂脂抹粉。(8)重： 重疊。茵; 席子。累： 重疊。(9)交衢： 四通八達的大路。(10)千人石： 虎丘的巨石名。(11)櫛比： 如梳齒一樣靠攏在一起。鱗： 魚鱗。(12)檀板： 檀木所制打節拍的板子。(13)樽罍(lei)： 酒器具。(14)雷輥(gun)：象雷聲樣的車輪聲。電霍： 電閃。(15)分曹： 分部。部署： 安排。(16)妍媸： 美丑。(17)搖手頓足： 手舞足蹈。(18)瓦： 瓦器。釜： 鍋。(19)竹： 指簫管。肉： 歌喉。(20)荇(xing)藻： 水中植物。(21)刻： 古代分一晝夜為一百刻。(22)劍泉： 又名劍池。(23)千頃云： 山名。(24)天池： 天池山，又名華山，在蘇州郊外。案： 幾桌。(25)觴： 酒器。(26)虞山： 在今江蘇省常熟市西北。(27)江進之： 名盈科，字進之，萬歷年進士，曾任長洲(今江蘇省吳縣)縣令。(28)韋蘇州： 唐代詩人韋應物，曾任蘇州刺使。白樂天： 白居易。(29)闌： 盡。(30)吏： 做官，這里用作動詞。吳： 指蘇州。(31)遲： 等候。生公石：虎丘大石名。(32)烏紗： 指官吏。橫： 橫行氣盛。(33)皂隸： 衙門中的差役。俗： 粗俗。(34)如月：對月發誓。

〔鑒賞〕明代中葉以后，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資本主義萌芽首先在江南地區發生，散文的審美對象也愈來愈以這個地區為中心，晚明山水小品中這類散文就多有出現。袁宏道的這篇《虎丘記》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首句交代虎丘名勝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誠然為一般記游散文所需交代的文字，但為下文埋設了意脈。盡管“其山無高巖邃壑”，卻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游人。這樣，作者就確定了他的審美重心： 不在林泉巖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們縱游虎丘的情景圖畫。“簫鼓樓船，無日無之”，以“無……無……”的雙重否定更見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強調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頻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一句，在上文的意緒上遞進了一層，突出了“月”、“花”、“雪”這三個時節對于游人的誘惑力量。作者所用“無日無之” “紛錯如織”還是概括性較強的語言，所給予讀者的是總體印象，而具體的細致描述則在后面進行，留下審美空間。“而中秋為尤勝”，文意以“而”字形成轉折，以“尤”字造成迭進。描述畫面經過幾次的遞進，中心便確定下來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記》不是某一次游覽的當時實錄，這從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數可以看出; 也不是某一個中秋日的情景紀實。從時間觀念上看，顯系事后追述; 從空間觀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映象的綜合描述。而綜合映象中的特定意象則是虎丘中秋。這種記游散文的時空觀念饒有新意。“每至是日”，就透現了這種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幾個中秋特征的審美意向。一旦進入具體的情景描述，作者就顯得墨色潤暢，筆姿飛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構成一幅全景俯瞰圖。從“傾城闔戶，連臂而至”開始，拉開了這幅全景圖的描述畫面。“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蔀屋”把“傾城闔戶”具體化了，作者特別點出“蔀屋”，把下層市民也包括進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廣大的市民參加，這反映了明代的特點，張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類似的情景描繪。和古典意味的山水游記不同，和以單純的自然景象作描述對象不同，這里更多地表現了市民層的郊游生活，或者說，作者是把“衣冠士女” 和“蔀屋”的市井細民作為同一的對象來描述。作者不是從自然山水本身獲取詩情(他明確地認為“其山無高巖邃壑” )，而是在“蔀屋”市民參加的游覽熱潮中覓得了新鮮的審美感受。這種審美感受反映了明代時期審美理想和意緒的特征。“莫不靚妝麗服”的打扮裝飾，“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間”的旅游方式，都有濃重的世俗情味，較少古典色彩。作者在縱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個大鏡頭： “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作者以遠眺作為審美視點，在縱橫交織的鋪衍勾畫中輔之以夸張，間之以比附，形成一氣如注的滔滔文勢。“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是空間范圍的概括，形成畫面的橫向開闊感，吻合著遠望的審美視覺特征。“從……至……”的提頓，一連出現“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飾的描繪。象梳齒一樣靠攏的游人，是對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唱者千百”;“樽罍”隱聯上文“置酒交衢”，內脈密合。如丘積、如云瀉的比喻、夸張，既是繪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況，服務于本段的審美重心。連用四個四字結構句，其目的是在蟬聯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勢的充沛暢達。行文至此，著“遠而望之”四字，回攏到主體的視點上來，文氣稍有提頓，遂發為奇穎的比喻句： “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聲，聲色交錯，染色于畫卷，傾聲于畫外，連珠式的四字結構句型，同樣有文勢的波蕩，有主體贊美之意的浮動。比喻句的聯綴，既形成氣勢的噴注，又使描述對象的瑰麗色彩及其喧闐聲勢具體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確定內涵，而旋即跳成“無得而狀”作為本段的收煞，意緒得以翻變，是比喻的具體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說明這一切情景都是無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狀的。唯其用“無得而狀”的模糊語，才更顯示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圖的美不勝收。

在全景圖的空闊而舒卷的縱意渲染和鳥瞰拍攝之后，作者進入具體細致的藝術描繪。而這一藝術描繪在審美選擇上的別開生面是扣住一個“唱”字，筆墨由疏放趨向深細。“唱”的聽覺形象最能顯示有市民層參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體現作者的審美趣味，因而，本文審美重心的確定導源于主體的審美欣賞意識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時節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審美選擇上顯得別具一格、另奏風調。而這一大段描述又獨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幾”、“已而”、“比至”的表示時間觀念的詞語的微變，帶動出意象的輕轉，使一幅幅情狀圖畫冉冉撲來。而這一切，以“露”的筆墨出之，牽引了“藏”著的主體審美趣味的變化，其用筆如此，堪稱精妙。中郎描述的這一聲態情景是流動、變化的，即由繁鬧到幽靜。“聲若聚蚊，不可辨識”、“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嘈雜的聲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熱烈情景的生動、具體的寫照，但不是作者審美的最終目標，他所欣賞的是“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是“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可見，作者審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聲態。而這一聲態又是產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練”、“月影橫斜，荇藻凌亂”的幽靜而又雅麗的環境之中。聲、色、境以明麗的格調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現，才是作者審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從這里獲得了審美感受，確定了他獨特的審美個性。他為之神馳和擊節的不是鐘鼓齊鳴的交響樂，而是輕悠亮徹的小夜曲。藝術作為主體對于客體的審美觀照，作者的審美趣味在選擇過程中顯示出獨特的主導作用，由此又產生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評價： “聽者魂銷” ，“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這一大段作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橫長的空間感上取勝，而是在時間的不斷推移上使意、境導向深入，并以鮮明的層次加以顯示。值得細加玩索的是，這一大段聲態描述的時間、人數、主體審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進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 未幾——數十人; 已而——三四輩; 比至——一夫。從不可辨識——音若細發，卻響徹云際。境界每一移位，則主體審美情思便深入一層，如螺絲鉆木，又如開溝掘井，直至審美的核心地帶，發露最主要的審美情趣為止。這里，時域的按步換形，帶來審美趣味的穿堂入室。

聲態描述至此已是情盡意滿，作者才突然抽出筆來，寫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這一飛來之筆似與上文意脈不相關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勢。而這一點恰恰體現了袁氏“公安派”的審美主張：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敘小修詩》)，“信口而出，信口而談”(袁宏道： 《與張幼于》)，興之所至，不拘成法，顯得灑脫自如，擒縱自便。到這一段，全文才寫到游虎丘的主體“我”，這和傳統的山水游記筆法大相徑庭。而主體登臨時的特點又不是徑渲紙面，而是隱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導人們去體味間接形象的存在。“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天池山簡直象是千頃云山的幾桌一樣，這是在形象與形象間的對比中加以突出，反襯出千頃云的高，也顯示出主體審美視點的高。“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縱目而去，常熟的虞山隱約在望，這又顯示出主體的視線之遠。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劍泉一帶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隨意拈出，稍加輕涂，沒有腴言蕪詞，一切顯得質直潔爽，而一切又無不蘊含著主體的審美感受，成為袁宏道審美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情與景會，頃刻千言”(《敘小修詩》 )的實踐。例如，見千頃云之峻高，巒壑競秀，生發出的“最可觴”的情趣; “過午則日光射人”所產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 至于欲祠韋蘇州、白樂天，卻因事過境遷而未成，最終還是“興闌”所致。主體的審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為歸結和出發點，這正體現了袁宏道山水游記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至萬歷二十五年(1597)任吳縣縣令達兩年時間，登臨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見，他對虎丘山水的留連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寫《虎丘記》是綜合概括再加審美選擇的構思特色。最后一次是“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這一次所見月是怎樣的嬌妍，因與主體感受的發露關系不大，就略而不寫。作者從“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顯露了對官祿的鄙夷，這一點，跟他《與丘長孺書》所表達的對狗茍蠅營的官場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出一源。對官場生涯的目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著袁宏道的內心苦悶。這種隔膜使得他無法領略“聽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這是袁宏道審美個性和所處地位產生出來的尖銳矛盾，這一矛盾在當時的特定內涵體現為感性和理性的沖突。而這一矛盾所引起的內心刺激，生發出解決矛盾的根本辦法是： “去官”。正因為如此，他才有“他日” “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的決絕誓詞，才有“解官稱吳客”的慶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的對月發問。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為袁宏道呈請解官的重要契機。明乎此，我們才會明了這位以發抒主體感受為特征的“性靈說”的倡導者的審美個性的執著，也才會明了他辭官后審美個性得到無所拘制的發展寫下《晚游六橋待月記》的原因所在了。

總之，《虎丘記》以作者的感受作為內脈，這里有審美感受和環境的審美場的矛盾，這種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質。通篇寫山水少，寫游況多，均發軔于作者的審美感受; 文勢時有騰挪，意象或作變化，一路寫來，均有作者感受的隱隱躍躍。感受深者，則用墨如注; 感受淺者，則微微皴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為客體對象規范的傳統筆法，顯示出審美感受作為觀照萬物的“性靈”特征。作者對世俗情趣的郊游特征的濃墨潑灑，主體感受的往返流轉，筆觸章法的任情而為，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傳達這三者都帶有明代山水游記文典型的時代審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