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與曹公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¹⁾。五十之年，忽焉已至⁽²⁾。公為始滿，融又過二⁽³⁾。海內知識⁽⁴⁾，零落殆盡⁽⁵⁾，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⁶⁾，妻孥湮沒⁽⁷⁾，單孑獨立⁽⁸⁾，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⁹⁾!

《春秋傳》曰⁽¹⁰⁾：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¹¹⁾。”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¹²⁾，而身不免于幽縶⁽¹³⁾，命不期于旦夕⁽¹⁴⁾，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¹⁵⁾，而朱穆所以絕交也⁽¹⁶⁾。公誠能馳一介之使⁽¹⁷⁾，加咫尺之書 ⁽¹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¹⁹⁾。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²⁰⁾，九牧之人，所共稱嘆⁽²¹⁾。燕君市駿馬之骨⁽²²⁾，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²³⁾。惟公匡復漢室⁽²⁴⁾，宗社將絕⁽²⁵⁾，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²⁶⁾，況賢者之有足乎! 昭王筑臺以尊郭隗⁽²⁷⁾，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²⁸⁾，故樂毅自魏往⁽²⁹⁾，劇辛自趙往 ⁽³⁰⁾，鄒衍自齊往⁽³¹⁾。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³²⁾，臨溺而王不拯 ⁽³³⁾，則士亦將高翔遠引⁽³⁴⁾，莫有北首燕路者矣⁽³⁵⁾。

凡所稱引⁽³⁶⁾，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³⁷⁾。因表不悉⁽³⁸⁾。

〔注釋〕 (1)歲月不居： 時光不停留。居： 止，留。時節： 時光。古人以一年四時、一月二節，所以 “時節”同上句 “歲月”義同。(2)忽焉： 忽然。(3)公： 指曹操，當時剛滿五十歲。孔融已五十二歲。(4)海內： 國內。知識： 相知相識的人，朋友。(5)零落： 指死亡。殆： 幾乎。(6)孫氏： 指東吳政權的孫策、孫權等。(7)妻孥(nu)： 妻子和兒女。湮沒： 埋滅。此指死亡。(8)單孑(jie)獨立： 孤單地獨自生活。(9)此子： 指盛孝章。永年： 延長壽命。(10)《春秋傳》： 為《春秋》作解說(稱傳)的有三傳，即《公羊傳》、《谷梁傳》、《左傳》。這里指《春秋公羊傳》。(11)桓公： 即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據《公羊傳·僖公元年》： “邢已亡矣，孰亡之? 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引此比曹操，意思是如果曹操不能救援孝章，亦當如桓公不能救邢國那樣，引為恥辱。(12)談士：游談之士，清議之士。依以揚聲：依靠盛孝章來宣揚自己的聲名。(13)幽縶(zhi)： 囚禁。(14)命不期于旦夕： 生命隨時都有危險。期：預料。旦夕： 早晚。(15)吾祖： 指孔子。損： 交友有害。益：交友得益。論損益之友： 《論語·季氏》云，“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16)朱穆： 字公叔，東漢人。他曾著《崇厚論》、《絕交論》慨嘆社會風俗澆薄，不講友道，以圖力挽狂瀾，矯世陋鄙。這兩句意思是： 象盛孝章這樣的處境，如果可以不救，那么，家祖孔子就無須再談論損益之友，也難怪朱穆要寫他的《絕交論》了。(17)馳一介之使：速派一個使臣。介： 個。(18)咫尺之書： 短信。咫： 八寸。(19)致：招致，求得。弘： 光大。(20)謗： 誹謗。或能：有人居然能。要為： 總之是，的確是。(21)九牧： 九州。古代九州的長官叫牧伯，故云。稱嘆：稱崇贊嘆。(22)燕君市駿馬之骨： 典見《戰國策·燕策》。燕昭王買死馬之骨，而招來千里馬。(23)騁道里：跑遠路。絕足： 所謂絕塵之足，亦即千里馬。(24)匡復漢室： 匡扶和恢復漢朝將傾的國運。(25)宗社：宗廟社稷。指國家政權。(26)脛(jing)：小腿，此指足。這兩句語出《韓詩外傳》： “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27)昭王筑臺： 據《戰國策·燕策》，“于是昭王為隗筑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28)發： 啟發。至心： 至誠之心。這句意思是：郭隗能啟發燕昭王不惜用很高的禮遇來招徠賢士的誠心。(29)樂毅： 本魏人，仕燕后，昭王拜他為上將軍。為燕伐齊，下七十余城，封昌國君。昭王死后，因齊用反間計，逼使樂毅投奔趙國。(30)劇辛：本趙人，后奔燕，任燕將。破齊之計，其功居多。(31)鄒衍： 齊人，陰陽家，燕昭王師事之。(32)向： 當初，以前。倒懸：把人倒掛起來，喻處境困苦危難。解： 解救。(33)臨溺： 落水之時。拯： 救。(34)高翔遠引： 猶言遠走高飛。(35)北首：向北而行。首： 向。(36)稱引： 述說。(37)崇篤斯義：重視這個道理。指招納賢士的道理。(38)因表不悉： 就這件事表白我的意見，不再一一細述了。不悉： 不盡。

〔鑒賞〕《論盛孝章書》是孔融寫給曹操的一封書信，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孔融在當時名氣很大，曹丕在論建安七子時把他列在首位，稱他“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典論·論文》); 劉楨也對他十分推重，認為 “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 (轉引自《文心雕龍·風骨篇》，原文佚)但是，他和其他六子是不同的。不僅政治立場不一致，而且文學上的貢獻彼此各異。王粲、劉楨等六人都是詩人，對樂府詩和五言詩的發展貢獻很大，而孔融卻“氣盛于為筆”而不長于詩。他寫的書信名重一時，《文心雕龍·書記篇》說： “文舉屬章，半簡必錄。”據《后漢書·孔融傳》記載：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可見它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孔融留下的作品不多，而《論盛孝章書》卻是他一直受人稱道的少數作品之一。宋代文學家蘇軾就曾指出： “其論盛孝章、郄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確實，無論從思想性或藝術性來看，它都是比較高超的。盛孝章，名憲。《會稽典錄》說他“器量雅偉”，曾任吳郡太守，因病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盛憲和孔融一向友好，孔融擔心他不免于禍，因此寫這封信，希望曹操能解救和任用他。曹操果然為信所打動，“征為騎都尉”。但“制命未至”，盛憲已被孫權殺死了。所以，它雖然沒有達到拯救盛憲的目的，卻是獲得了預期的效果的。

這封信從情和理兩個方面去打動曹操，措辭委婉巧妙。全文共分三段：

“歲月不居”到“友道可弘矣”為第一段。文章一開始便感慨地說：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接下去又想到了彼此的朋友們：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從人生易老的嘆息聲中，從對親朋故舊的思念中，不知不覺地提到了盛孝章，不露痕跡地觸及主題。我們知道，曹操是個感情豐富的人。“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鐘嶸《詩品》)。他曾寫過“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那樣辛酸的詩句，在建安七年的《軍令》中說：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戰爭中人民的大量死亡，他是刻刻在念的。他對自己的老之將至，而壯志未酬，也深以為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他一統天下的雄心未減，因而唱出了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那樣擲地有聲的鏗鏘詩句。孔融這一番話，自然會引起他的共鳴，從同病相憐而進一步激起對當前僅有的幸存者盛孝章的同情。接著，作者便具體地介紹盛孝章的不幸處境： “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要言不煩，僅短短幾句話，卻清楚地勾勒出盛憲的狼狽和險惡處境，使曹操的同情心更加集中到他身上。這時，他才要求曹操伸出援手： “《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曹操素以桓文自居，如《讓縣明本志令》中就聲稱： “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孔融在這里援引《公羊傳》這段話，自然是對曹操的恭維，但更重要的是要喚起他的責任感。緊接著就提出，“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這樣的人“而身不免于幽縶，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話說得很憤慨，很激動，既然平時“天下談士，依以揚聲”，怎么會一旦他遇到災禍竟沒人去解救他，那還要這些朋友干什么呢?然后他把滿腔希望都寄托在曹操身上：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這自然使曹操難以拒絕了。總之，這段文章雖然不長，卻充滿著感情的波瀾，時而感慨，時而哀嘆，時而激憤，使對方為之動情。《會稽典錄》只說“憲與少府孔融善”，卻沒有說他和曹操有無瓜葛。從本文的語氣看，他們兩人大約也是相識的，所以作者指出這樣做可弘友道。

曹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當然不會單憑感情用事，因此，在第二段中，重點便轉入了說理。大約當時有人講盛憲的壞話，所以作者首先在才德好不好的問題上為盛憲一辯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也許會有人譏諷評論盛孝章，但這是少年“喜謗前輩”的惡習，無足為怪。應該看到他“有天下大名”，即使有個別人誹謗，也損傷不了他的名聲。這是其一。在那戎馬倥傯的時刻，人們也許不會重視盛憲那樣的文士。因此作者強調指出：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這就是無用之用。看似無用，其實有用。這是其二。你現在要匡復漢室，當然要得賢才，就該象燕昭王禮遇郭隗那樣尊重人才。郭隗雖然是“小才”，但重視他卻能使人們了解國君尊重賢才的心情，使“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招來各種各樣的人才。反之，“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所以，拯救盛孝章，對曹操自己也是重要的。這是其三。情和理都說透了，但作者又覺得在曹操面前援古證今，似乎過分了一點。因為曹操“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注引《魏書》)。在這樣一位博學多才的雄者面前，引經據典未免有賣弄才學、輕視尊長之嫌，因此，作者在收尾時補充道：“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經這樣一補充，意思就更加完美，天衣無縫了。所以它雖是一篇不長的書信，構思卻是相當縝密的。

孔融的文學創作，雖與建安其他六子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們既都生活于那個“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也就有著“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共同特點。《論盛孝章書》的基調是悲涼的、志趣是崇高的，充滿著對在危難中的朋友的關切和崇敬。曹丕稱“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應該是指這種感情洋溢而真誠執著的風格。曹丕一方面稱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另一方面也指出他有“不能持論，理不勝詞”的缺點。而這一缺點本篇中也有所體現。雖然他也抒情也說理，但卻仍然是情勝于理。他的感情的起伏表露得十分清楚，也頗有感染力。讀了這篇文章，人們不能不被他的崇高而誠摯的朋友之情所打動，“令人想見其為人” (《藝概·文概》)，但是理的陳述卻沒有多大的說服力。我們讀了他的文章，并不能知道那位“有天下大名”，為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的盛憲究竟憑什么值得人們這樣欽敬，必須特別加以保護。就這一點來說，它較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諸葛亮《出師表》是略為遜色的。本文的用詞遣句的技巧是高超的，作者處于東漢以來文詞逐步趨向駢偶化的時代，受其影響，句式以四言為主，簡短而富于表現力。文中也有不少排偶成分，如“身不免于幽縶，命不期于旦夕”; “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 “孝章可致，友道可弘” ; “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等，但這些對偶詞組往往是句子的組成部分，并穿插在其它句式之中。因而既有抑揚頓挫之韻律美，又自然流暢、錯落有致，無后期駢文那種過分雕琢矯揉做作之弊。本文語言的另一個特點是言約義豐，善于長話短說，而又表達得十分清楚。如“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二句就用了兩個典故，一正一反，強烈地抒發作者的悲憤之情。“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數句，不僅概括了《戰國策》中一個內容豐富的故事，而且以此為論據，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論證。第二段僅一百六十余字，卻既有為盛孝章的辯誣，又有自己主張的申述; 既有傳統的寓言，新奇的譬喻，又有史實的引述，反復強調。該文內容之豐富，語言之精粹，實為一篇富有時代特點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