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¹⁾，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²⁾，孔璋鷹揚于河朔⁽³⁾，偉長擅名于青土⁽⁴⁾，公干振藻于海隅⁽⁵⁾，德璉發跡于大魏⁽⁶⁾，足下高視于上京⁽⁷⁾。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⁸⁾，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⁹⁾，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¹⁰⁾，頓八纮以掩之⁽¹¹⁾，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¹²⁾，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¹³⁾，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¹⁴⁾，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¹⁵⁾，前書嘲之⁽¹⁶⁾，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¹⁷⁾，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¹⁸⁾，畏后世之嗤余也⁽¹⁹⁾。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²⁰⁾，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²¹⁾，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²²⁾，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²³⁾，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²⁴⁾?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²⁵⁾，與人通流⁽²⁶⁾，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²⁷⁾。過此而言不病者⁽²⁸⁾，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²⁹⁾，乃可以論于淑媛⁽³⁰⁾，有龍淵之利⁽³¹⁾，乃可以議于斷割⁽³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³³⁾，而好詆訶文章⁽³⁴⁾，掎摭利病⁽³⁵⁾。昔田巴毀五帝⁽³⁶⁾，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³⁷⁾，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³⁸⁾，使終身杜口⁽³⁹⁾。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⁴⁰⁾，蘭茝蓀蕙之芳⁽⁴¹⁾，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⁴²⁾; 咸池六莖之發⁽⁴³⁾，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⁴⁴⁾，豈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⁴⁵⁾。夫街談巷說⁽⁴⁶⁾，必有可采，擊轅之歌⁽⁴⁷⁾，有應風雅⁽⁴⁸⁾，匹夫之思⁽⁴⁹⁾，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⁵⁰⁾，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⁵¹⁾，猶稱壯夫不為也⁽⁵²⁾。吾雖德薄，位為藩侯⁽⁵³⁾，猶庶幾戮力上國⁽⁵⁴⁾，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⁵⁵⁾，豈徒以翰墨為勛績⁽⁵⁶⁾，辭賦為君子哉!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⁵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⁵⁸⁾，非要之皓首⁽⁵⁹⁾，豈今日之論乎? 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⁶⁰⁾。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注釋〕(1)思子為勞： 意謂很想念你。(2)仲宣：王粲字。獨步： 舉世無雙。漢南： 荊州。王粲曾在荊州依附劉表。(3)孔璋： 陳琳字。鷹揚： 象鷹遠揚。河朔： 黃河以北地區。陳琳曾在冀州任袁紹記室。(4)偉長： 徐干字。擅名： 獨得聲名。青土： 青州，約在今山東、遼寧部分地區。(5)公干： 劉楨字。振藻： 顯露才華。海隅： 海邊。劉楨是東平寧陽人，寧陽靠海邊。(6)德璉： 應玚字。發跡： 顯名。大魏： 許昌。應玚是汝南南頓人，南頓靠許昌。(7)足下： 指楊修。高視： 指不同凡近。上京： 指京都洛陽。(8)握： 有。靈蛇之珠： 相傳隋侯救蛇而得之珠。(9)荊山之玉： 即楚國和氏璧。(10)吾王： 指魏王曹操。天網： 籠罩天地的網。該：網羅。(11)頓： 到。八纮： 八方的極遠地區。掩： 尋搜之意。(12)飛軒絕跡：高飛到極高的境界。軒： 鳥飛的樣子。(13)閑：嫻熟。(14)多： 常常。司馬長卿： 司馬相如。同風： 同一風格。(15)畫虎句：語出東漢馬援《誡兄子嚴敦書》。(16)書： 信。嘲： 譏笑。(17)鐘期：鐘子期，得伯牙琴瑟之妙的知音。不失聽： 善聽。(18)妄嘆：亂加嘆賞。(19)嗤： 笑。(20)譏彈： 譏刺批評。(21)丁敬禮： 丁廙，建安時黃門侍郎，曹植之友，后被曹丕殺害。(22)若人： 那個人，指丁廙。(23)佳惡：好壞。(24)定： 修定。(25)尼父： 孔子。(26)通流： 同流。(27)游、夏：孔子的弟子子游、子夏。措一辭： 加一句話。(28)此：指《春秋》。不病： 沒有毛病。(29)南威： 古代美女名。(30)淑媛：賢淑的婦女。(31)龍淵： 古代寶劍名。(32)斷割： 切割。(33)劉季緒： 劉表的兒子。逮： 及。(34)詆訶(he) ： 指摘。(35)掎 (ji) ：編引。摭(zhi) ： 拾取。利病： 毛病。(36)田巴： 戰國時齊國辯士。(37)訾：謗毀。稷下： 齊國都城的西門。(38)魯連： 魯仲連。(39)杜(du) 口： 閉嘴。(40)好尚： 愛好。(41)蘭茝(zhi) 蓀蕙： 皆芳草名。(42)海畔有逐臭之夫：語出《呂氏春秋》。一奇臭人，獨住海邊，竟有人酷愛其臭。(43)咸池： 黃帝樂名。六莖：顓頊樂名。發： 聲。(44)墨翟：墨子，著有《非樂》篇。(45)今往： 現在送去。一通： 一份。相與：贈送。(46)街談巷說： 民間傳說。(47)擊轅之歌： 民歌。古人在田野叩擊車轅唱歌。(48)風雅： 指《詩經》的《國風》、大小《雅》。(49)匹夫：普通人。思： 思想見識。(50)揄揚大義： 闡發嚴正的道理。(51)揚子云：揚雄，西漢辭賦家。先朝： 前朝，指前漢。執戟之臣：揚雄曾作黃門郎執戟保衛宮廷。(52)壯夫不為： 語出揚雄《法言》，意謂男子漢不屑于寫。(53)藩侯： 諸侯。(54)庶幾： 希望。戮力： 盡力。上國：這里指中央政權。(55)流： 流傳。金： 指鐘鼎。石：碑碣。(56)徒：僅。翰墨： 筆墨。(57)衷： 中，正。(58)同好： 志同道合的人。(59)要：邀。皓首： 白頭。(60)惠子： 惠施，戰國時人，死后，莊子過其墓，說：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 (見《莊子·徐無鬼》)

〔鑒賞〕《與楊德祖書》是曹植書翰文中的名篇。曹植和父操、兄丕一起為建安文學的興起作出了重大貢獻。《文心雕龍·時序篇》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 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 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這就是說，三曹既是杰出作家，又是建安文學的倡導者。而在三曹中，曹植尤負盛名，被人尊為“建安之杰”。后世所盛稱的主要是曹植的詩，而當時曹植自己所看重，并為時人嘉許的卻是他的辭賦。《與楊德祖書》一文，便是他將自己青少年時代的賦作進行精選和編錄后，送給楊修請他“刊定”，而附上的一封信。曹植不僅是詩賦名家，而且“兼備眾體，世稱繡虎”。這封信敘述了彼此深厚的友誼，縱情品評文章，抒寫生平懷抱，語言精練而感情真摯，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時期文章的特色。

東漢文章受大型辭賦的影響，往往重視鋪敘和排偶，每每曠日持久地進行雕琢。而處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時代的建安文人，卻無心那樣去細加推敲。因此，賦風變了，即興創作的抒情小賦取代了漢大賦，文風也隨著變了： “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 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已成為一時風尚。這一時期負有盛名的文人，大都是一些關心國難民瘼，有抱負，有理想，感情豐富，才思敏捷之士。他們的寫作，常常憑著當時的激情，奮筆捷書，一氣呵成。“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舉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形成了一股感情激蕩，氣勢流暢的回流，給予原來精雕細琢，排偶堆砌的駢文以巨大沖擊。這使文章又有散化的趨勢。但它并未真正回到老路，而是吸取了駢散兩家之長，以散為主，散中有駢，宜散則散，宜駢則駢，勢如行云流水，形成了自然生動、簡潔明快而情深氣長的文章風格。《與楊德祖書》出色地體現了這一特色。

這篇文章起筆便以極其簡潔的語言，表達了深摯熾烈的感情：“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一連三個四字句，短短十二字，卻把自己與對方的友誼和彼此的信賴傳神地描寫出來了。與此相比，曹丕《與吳質書》的開端：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 ”意思并無不同，句子卻要長得多。下面的正文，我們作具體分析。

一開始說文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只有聽取人們批評，“應時改定”，才能臻于完善。如建安諸子是天下的精英，他們也不能沒有缺點。“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丕《典論·論文》稱“七子”，曹植此書去掉了孔融和阮瑀，而加上了楊修。孔融和他們不是同輩人，也不屬于鄴下集團，曹植不把他列入是不難理解的。而不列阮瑀便造成種種的猜測。其實，該信寫于建安二十一年，阮瑀已經去世，而他所述的都是健在的人，取舍標準不同，因而也不足為怪。至于楊修，既是曹植的好友，也是曹丕的政敵，《曲略》說他“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并爭與交好” (見《三國志》裴松之注引) ，可見也是個才子。曹丕不把他列入未必便是正確，曹植此信也僅把他列名于諸子之末，也未必是阿諛。從《文選》所載《答臨淄侯箋》看，他的文章也是頗有才氣的。作者連用了六個排句，說明這六位都是各地首屈一指的才子，但文詞全不相同。而“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振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數句，以奔放的想象，浪漫的筆觸，勾勒出了曹操的宏大氣魄，也表露了作者的自豪情緒，句式整齊而又錯落有致。接著，作者馬上指出，他們的文章也還不能登峰造極，十全十美：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字里行間，似乎可聽到作者年輕爽朗的笑聲。陳琳是曹操極為推重的文人，撰寫章表書檄的能手，作者對他也是尊重的。在諸子中把他名列第二，僅次于王粲，但他認為陳琳也有缺點，“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意為即使憑陳琳那樣的文才卓越，卻不長于辭賦。然后微帶嘲諷地述說了孔璋是如何地缺乏自知之明。經過一番并無惡意的揶揄，他又認真地說： “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表明自己話雖說得比較風趣，態度卻是嚴肅的。既然享盛名于天下的鄴下諸子都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那么，作者“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但他還怕對方不相信自己的真誠，所以又舉丁敬禮請自己修改文章及自己對此事的看法，以表示自己的誠意，希望對方也能對自己提出意見。

接下來，作者講了這樣幾層意思：只有行家，才能正確進行批評;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對他人的文章卻橫加挑剔，有人嗜痂成癖，以丑為美，這是作者所不取的。在論述中，作者仍然借助于一連串形象生動的譬喻和實例，來說明問題。“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 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二句，往往遭人批評，認為不如曹丕“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的觀點進步。這是對的。盡管“南威” “龍淵”之比未必不是表示作者對對方的尊重，暗示他之所以只請楊修“刊正”的緣故，但這段充滿傲氣的議論，和對“才不逮作者”的劉季緒的譏議，未必不是使楊修回信中除一味恭維外，不肯提任何意見的原因。“《春秋》之成，莫能損益; 《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圣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這樣過分的贊語，也許正是他的一番話造成的。陸時雍說： “子建任氣憑材，一往不制，是以有過中之病”，指的正是這些地方。

最后，才提到給楊修送去自己“少小所著辭賦一通”。接下去說：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對于這幾句話，人們往往評價極高，認為作者對民間文學“也表現了高度的重視”。這當然也有道理。不過其本意恐只是借以表示對自己的少作的肯定。他在《前錄自序》中說： “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為“其即此錄嘗以屬楊修點定者。”此說大概是不錯的。“未易輕棄”之說，大約正是解釋為什么他要選編“少小所著辭賦”。“匹夫”之說，既是自謙，又是自負，重點就在“未易輕棄”數字。總之，并非對民間文學的認真評論。接著，說自己其實志不在此，真正的抱負是為國為民，建功立業，以期名垂青史。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也要“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象司馬遷一樣著書立說，以傳后世。對這，有人把它與前面“辭賦小道”云云混為一談，這恐怕也不符合作者本意。揚雄說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并不是說任何著作都是“雕蟲篆刻”，而是說只有象《法言》之類足以傳世的經典性著作才有意義，曹植也是這樣。他認為只有寫闡明是非得失、仁義道德的專著，才真有價值。曹植和曹丕的主張其實也大體一致。曹丕《典論·論文》論建安七子時，首稱“王粲長于辭賦”而不及他的詩，說明他也以辭賦為文學的正宗。但他也把寫專門論著看成是比辭賦重要得多的大事。《典論·論文》結尾說： “唯干著論，成一家言”。《與吳質書》又說徐干“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又說：“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七子的著作都不少，為什么只有徐干能不朽呢?為什么應玚沒有能著書就可惜呢?還不是因為只有寫出“辭義典雅”的“一家之言”來，才“足傳于后”嗎? 不過，曹植太重視建功立業了，所以即使是“定仁義之衷”的一家之言，也要把它放在白首以后再去考慮。這話當然是極其自負的，所以他最后打招呼道： “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以親切的口吻，又把話收了回來。

這篇文章不長，中心思想也很明確，但它從旁觸及的問題極多，表現了作者淵博的學識和超人的才學。《與楊德祖書》的藝術性極高，主要有如下幾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語言簡潔而內容豐富，愛憎分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如開端敘相思之苦，便一往情深，撼人心腑。然后談鄴下諸子，自豪之感，溢于言表; 接著談陳琳，又幽默而風趣，隨后宣稱自己不敢妄贊，態度又嚴肅起來。許多復雜的情感和豐富的內容，都只寥寥數語，便交代清楚，毫不拖泥帶水。無怪乎陳琳贊嘆道：“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答東阿王箋》)。總的基調是自信而自豪的，感情是奔放的。忽而縱聲大笑，忽而慨然嘆息，襟懷坦白而性情率真，王世懋說： “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說的雖是詩，其實文也是這樣。

文章形象而生動，夸張而不失實。是本文寫作技巧上的又一特點。“書論宜理”，作者通篇都在說理，而又處處引譬設喻，將抽象的道理化為一連串生動的形象和妙趣橫生的故事，引人入勝。如要指出曹操招徠了各地的文豪才士，竟夸張地說： “設天網”，“頓八纮”，口氣何等闊大，卻又合乎事實。他批評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卻要指手畫腳地指責比自己高明的人，便援劉季緒為證，并且譬中有譬，又以“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以明劉季緒之可笑。作者處處引經據典，時時援用史實，卻又用其意而不用其辭，與全文融為一體。語言洗練而通俗易懂，使人感到他的學識豐富，才華橫溢。作者的語意極其含蓄，不細加推敲是不易明了其主旨的。為什么呢? 因為這封信是寫給楊修的，楊修是曹植的莫逆之交，又素以機智多才，善測人意見稱，當然有些話不必說得過分詳細，甚至不妨暗藏許多機關讓對方去猜測了。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中曾指出：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浩繁而悉。何則? 咎繇與圣賢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本文的語言盡管淺顯明快，而所指卻費人推敲，原因便在這里。對于曹植的評論雖然不少，但詩多于賦，賦多于文。雖然這樣，作者各種文體的風格不僅各有獨特的個性，而且有它的共性，許多評論對這篇文章也是適用的。劉勰說他“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 (《文心雕龍·章表》); 釋皎然《鄴中集》說他“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這些評語對本文就很貼切。根據前人這些評論，我們再去細細品味該文，便會體會到良多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