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鄭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1),甚喜。而今而后,堪為農夫以沒世矣。要須制碓制磨(2),制篩羅簸箕,制大小掃帚,制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3),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4)。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5)。暇日咽碎米餅,煮糊涂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6),霜晨雪早(7),得此周身俱暖。嗟乎! 嗟乎! 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8)。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我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9),守先待后(10),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11),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12),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后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13),更不可當(14)。夫束修自好者(15),豈無其人; 經濟自期(16),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 一開口,人便笑曰: “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17),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18),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 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19),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20),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21),呈象昭昭可鑒矣(22)。吾邑婦人(23),不能織綢織布,然而主中饋(24),習針線,猶不失為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25),以斗葉為戲者(26),風俗蕩軼(27),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28),總是典產(29),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30)。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31)! 或曰:“世上連阡越陌(32),數百頃有余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33),風俗偷則不同為惡(34),亦板橋之家法也(35)。”哥哥字(36)。
〔注釋〕(1)置:買。秋稼:秋天莊稼所獲。斛: 量器名。古代十斗為一斛,南宋末改為五斗。(2)碓( duì):舂米谷用的設備。(3)揄(yóu): 往石臼中放谷、取米。蹂(róu): 用手擦谷。(4)長: 養育。(5)暖老: 給老人溫暖。具: 指食物。(6)啜: 吃。(7)雪早: 雪天早晨。(8)四民: 士農工商。(9)弟: 同“悌”,順從兄長。(10)守先待后: 保存先人的美德傳給后代。(11)澤: 恩澤。見: 同“現”。(12)攫:奪取。(13)小頭銳面: 指善于鉆營者。(14)當: 抵擋。(15)束: 節制。修: 修養。自好: 自愛。(16)經濟: 經世濟民。(17)賈人: 商人。(18)佃地人: 佃戶。(19)《七夕》詩: 寫于夏歷七月初七晚上歌詠牽牛織女故事的詩。(20)顧: 卻。(21)本: 指農業。(22)呈象:表現出的現象。昭昭: 明白。(23)邑: 縣。(24)主中饋(kuì):在家主持飲食的人。(25)鼓兒詞:大鼓書。(26)斗葉: 玩紙牌。(27)蕩軼:放蕩。(28)業地:耕種之地。(29)典產: 抵押土地。(30)夫:成年男子。(31)措: 安放。(32)阡陌: 田間小路。(33)世道: 社會。盛: 開明。一德:一心一意。遵王: 遵守王法。(34)偷:敗壞。(35)家法: 治家的法則。(36)字: 寫。
〔鑒賞〕《鄭板橋集》中共收有家書十六封,都是寄給他堂弟鄭墨的。鄭板橋沒有胞兄弟,視堂弟鄭墨如手足,兄弟之間十分友愛。鄭板橋出外漫游或出宦山東時,一應家事全都托付鄭墨照料。在這些家書中,有的議論讀書作文的準則,有的闡述立身處世之道,有的詳談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對待佃戶婢仆等家常瑣事。總的說來,感情真摯,文筆也質樸無華。本文是清乾隆九年(1744)鄭板橋在山東范縣任知縣時所寫,通篇談應該尊重農人,希望全家今后以務農為本,自己也希望“長為農夫以沒世”,告諭家人要勤勉過農家生活,務農的窮親朋到門,應該如何對待,請來幫工的佃戶應如何對待。文中特別提出有些雖讀書而不知經世濟民的知識分子,遠不如“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的農夫,因此,作者提出“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的反傳統觀點。文章結尾處,以今后如何安置家業作結,闡述了自己不求富貴,唯愿不隨俗浮沉,無論盛世衰世,都要做個有道德的人的處世想法,并以此準則要求全家。由于作者對生活深有所感而發于筆端,隨手寫來,不加雕飾,所以全文風格以質樸見長。沒有什么難解的字句,而且帶有不少口語成分,明白如話,平易自然,清新流暢,確乎是對家人敘家常。
以上是對全文的一個概述,下面就兩個問題來分別談談。第一、在封建時代里,“士為四民之首”,所謂“士農工商”,一直是儒家信條,作者為什么會提出“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這個反傳統觀念、而又有點輕視讀書人之嫌的提法呢?我認為對這一點,不能做尋章摘句式的理解,而要聯系全文中作者所表達的完整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特點來領會。鄭板橋處于康、雍、乾盛世,也正是清王朝取得勝利之后,為了鞏固政權,對知識分子采取麻醉與鎮壓相結合政策的時期。清代統治者一方面實行羈縻政策,開設博學鴻詞科,羅致“名流”、“文士”,另一方面,推行曠古未有的文化專政,嚴禁文人結社,并大興文字獄,壓制“異端”思想的反抗,直到龔自珍,還有“避席畏聞文字獄”之慨。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中的大多數,不是淪為清統治者的幫兇鷹犬,就是成為當權者的學舌鸚鵡、幫閑文人。在長期威逼利誘之下,有的俯首就范,醉心科舉,為求一己的榮升,埋頭故紙堆中;有的則沉湎于音韻、訓詁和金石、考據之學,逃避現實,不敢過問政治,更不敢揭露社會之弊,甘心在清王朝嚴密禁錮的牢籠里,覓求一隅以藏身保命。處于這種時代的鄭板橋,他的立身為人思想,卻與上述那種士人截然不同,他主張體“圣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他曾大罵不務經邦濟世的文人才子們“風月花酒”、“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挾髓,不過一騷壇詞客耳,何予于社稷生民之計!”(《后刻詩序》 )他還說過: “嘆老嗟卑,是一人一家之事”,只有“憂國憂民,才是天地萬物之事” ( 《板橋自序》)。他連作詩為文都主張“縱橫議論折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 ( 《偶然作》),強調文章要有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
根據板橋這種處世立身思想,對那些鼠目寸光,蠅營狗茍,鉆營名利之輩,當然深惡痛絕。他所說的“居四民之末”,是指知識分子中的這一部分,而不是知識分子的全部。從他《寄弟墨第四書》中,也可以看出: “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后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這是一種類型,還有另一種是“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甚至說“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 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他甚至認為,這等人“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鄭板橋憎惡這種人,是有胸襟、有抱負的正直士人的正常心理,毫不足怪。他尊重用自己的勤苦以養天下的農夫,否定用知識做壞事的讀書人,正是他良心所在,道德所在。從鄭板橋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好的讀書人,是作了充分肯定的: “我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后,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足見,他認為合乎這個標準的讀書人,是堪居“四民之首”的。在這封信的末尾,鄭板橋又說: “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為惡,亦板橋之家法也。”這才是他處世立命之宗旨,復用這種道德標準,要求他的全家。可以看出,鄭板橋說“士為四民之末”,是有所指而發的,他絕不是一個認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對讀書人持徹底否定態度的人。
第二、鄭板橋在這封信里,用他樸實無華的文筆,揮灑出了真摯而深厚的“民胞物與”、“仁者愛人”的感情,毫沒有一朝為官,身價十倍,眼睛向上,不認故交的臭味。他在信中說: “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對于老且貧的親朋,是如何的貼骨連心! 幾句平平淡淡的話,表達了發自肺腑的真情,而絕非居高臨下的憐憫! 二百多年之后的今天讀來,猶令人不覺動容。在信的另外一段中,鄭板橋說: “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這些話是不是虛情假意,說來好聽的呢?或是為了沽名釣譽,用來邀買人心的呢?不是! 讓我們看看鄭板橋的童年。板橋四歲喪母,全靠乳母費氏撫養。他在《乳母詩序》中寫道: “時值歲饑,費自食于外,服勞于內。每晨起,負燮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間有魚飧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濺洗補綴,汲水盈缸滿甕,又買薪數十束積灶下,不數日竟去矣。燮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床敗幾縱橫。”這一段催人淚下的文字,記錄了勞動人民善良、忠厚、純真、質樸的品德,這在幼年鄭板橋的身上,已經銘心刻骨了。無怪他為官之后,多次作詩緬懷乳母的恩德: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 “食祿千萬鐘,不如餅在手。”他一生中幾乎都是在貧困中度過的。盡管進入仕途后,他有了接觸較高階層的人們的機會,但由于他的出身、教育接近人民生活的實踐,所以他和勞動人民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他不象有些士大夫在為世俗所不容時,就到山林去歸隱,在他們的田園詩中抽象地贊頌田家生活的樂趣,以表現封建文人的閑情逸致,或者是從悲天憫人的觀點出發,為農民灑一掬同情之淚。鄭板橋決不是這樣。在這封信的結尾處,叮囑其弟鄭墨,家中所典之地終不可恃,“須買田二百畝”,以期“長為農夫以沒世”。聯系他的生平來看,他的這種思想感情、愿望要求,難道不是十分自然的嗎?
總之,鄭板橋的《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娓娓敘家常,無處不動人。手法清新,自然流暢的文筆,發自肺腑,高風亮節的品德,都使其不失為一篇情真意摯,直抒胸臆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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