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宋金元文·王安石·游褒禪山記①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② 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③ 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④ 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⑤ ，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后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⑥ ，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⑦ 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

于是予有嘆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⑧ 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⑨ 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 廬陵^⑩ 蕭君圭君玉，長樂^⑪ 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⑫ 王某記。

〔注〕① 本文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時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安慶)通判。褒禪山，在今安徽含山縣北。② 浮圖： 梵語譯音，或譯“浮屠”、“佛圖”，有佛、塔等義，此指和尚。③ 廬： 房舍。冢(zhǒng 腫)： 墳墓。④ 音謬(miù)： 讀音錯誤。⑤ 窈(yǎo 咬)然： 深遠幽暗的樣子。⑥ 不能十一： 不到十分之一。⑦ 咎： 責備。⑧ 夷： 平坦。⑨ 相(xiàng 向)： 輔助。⑩ 廬陵： 今江西吉安。⑪ 長樂： 今屬福建。⑫ 臨川： 今江西撫州市。

九方皋相馬，遺形而得神，其用心在牝牡驪黃之外。這段話正可以移來讀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

這是王安石集中唯一的一篇游記(其《鄞縣經游記》實為其任鄞縣縣令時巡視各鄉工作的日錄)，除去例行的結尾，整齊地分為兩個大部分，前半記游，后半論說。第一段寫游山，路線是： 入山——慧空禪院——華山洞。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段考證文字，考證了褒禪山和華山洞得名的由來，根據倒仆的石碑考訂出華山應讀作“花山”，糾正俗傳的音誤。至于一般游記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山的形勢風光如何，作者一行有沒有進禪院“隨喜”等，卻竟然毫不提及。第二段寫游洞。前洞只有三句介紹性的概述，還談不上“游”;后洞是此游的重點，但除概況介紹外，也只寫到“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為止，究竟怎么個“難”，怎樣的“奇”，也沒有一字具體形容。游程就此半途而廢，匆匆結束了。

作為游記，實在平淡無味，看來與王安石這樣的大手筆不稱。

出洞之后，似乎只剩下踏上歸途了。然而作者此時卻不惜筆墨，圍繞著“悔”字做起文章來。首先詳細補敘了兩點事實： 其一，“蓋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其二，當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十一”而已“所見愈奇”，則那未至的“十九”以及更深處境界之更加奇妙也可想。倘若真是“火且盡”，倒也無可奈何了，偏偏力尚足，火尚明，一切條件具備而“不得極夫游之樂”，這就構成了“悔”的前提。接著又對舉了在共同現實面前的兩種不同態度，以他人的“咎”旁襯自己的“悔”。只“咎”疲倦者之欲出，是從客觀上推卸責任;而“悔”自己之“隨之”，則是從主觀上尋找原因。作者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有嚴于自責的精神，由責生悔，由悔生思，由思生悟，由悟生嘆，引發了一段大議論，通篇為之振起，把如兩崖對峙、壁立千仞的記游與議論兩大部分有機地聯系了起來。其過渡之自然，有似“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

第三段以一聲感嘆接轉，以古人“求思之深而無不在”方能有得，興起自己的思考，細致地敘述了“求思”的三個層次。自“夫夷以近”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為一層，從游洞的經歷直接體會到欲達目的，必須“有志”。一人怠惰以出，眾人盲從而隨，不都是無志所致嗎?“有志矣”至“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為二層，進而從反面作邏輯推理： 有力有物而無志，其后果已為實踐證明;那么，有志而力不足，物不備呢?結論也是不可能的。要想達到預期的目的，志、力、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力足以至焉”至“其孰能譏之乎”為三層。物是客體，故暫置而不論，著重分析志與力的關系。志是意志，力是精力，二者雖同存在于主體之中，卻非齊等平列，志起著主導作用。哪怕同樣是“不能至”，有力而志不堅，在人會被譏，在己會有悔;盡志而力不足，在己既無悔，人亦未能譏。思考到這里，已經豁然開朗： 要爭取理想的實現，就須意志堅定，盡力而為，成敗在所不計。于是“此予之所得也”一句總束，完成了認識的全過程，獲得了思想的升華。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是作者用全力來捕捉和表達的主旨所在。層層析理，文意既愈進愈深，文筆更曲折多變。抓住四個“不能至”，交錯疊用“然”、“而”等轉折性的連接詞，步步拗轉，如登九折之坂，雖陡險而不斷;如溯九曲之溪，雖縈回而相通，令人有“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的感覺，充分體現了作者峻拔奇崛的文風。

現在回頭來看前面的記游部分，就都活了起來，顯得勃勃有生氣。原來記敘的詳略去取，都是嚴格按照論說的需要選擇的，恰如構建凌云臺的材木，一根根都經過稱量，銖兩分寸絲毫不差。既因理而記事，復因事以明理。每一敘事都在為立論提供依據，每一論點都折射出游程的投影。前有所蓄，則后必有所發;后有所議，則前必有所本。可謂篇無剩語，句無剩字。那布局的嚴整，使人想起北京城的區劃;結構的對稱，又像一幅棋盤。作者運子于棋盤之上，而落勢千變萬化;馳驟于通衢之中，而騰踔無不如意，顯示了駕馭文字的非常功力。至于那些似乎該寫卻與主旨無關的風光景物，則一概摒而不書，免得喧賓奪主。蓋這篇“游記”本不為記游而寫，作者的目光超越于山情水韻之外，正是九方皋之相馬，“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也。

前后洞之游與志力物之辨的對應，構成本文的主線。還有一條副線，即第四段所得出的治學必須“深思而慎取”的論點，與第一段對仆碑的考證遙相呼應，是作者的又一思想收獲。兩者相輔而行，如泰山之有梁父，使文勢更豐滿。

王安石是學者、文學家、詩人，但首先是政治家。他目睹時弊，奮思改革，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念念在心，有觸即發，這就是本文論述中心的“志”。還在他任鄞縣縣令時(1047—1050)，就曾在境內推行青苗法并取得了成效。這篇《游褒禪山記》，不啻寫下了獻身改革的決心書。此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提出以孔子“困于排逐亦終不為之變”的精神來進行“施為變革”，《答司馬諫議書》中的“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以至為相后推行新法遭到反對，在《次韻和甫詠雪》詩中所寫的“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無不一脈相承。直到晚年新法失敗，退居金陵(今江蘇南京)，還有“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馀習未全忘”(《杖藜》)的詩句。他確實已盡了“志”，因而至死也沒有“悔”。那堅定的信念，正是游褒禪山時立下的。此志已決，雖然后來游蹤更廣，且不乏名山勝水，但游記確實不需要作第二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