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古詩十九首·選十二首《其四》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云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據胡刻《文選》本)

李、蘇別情詩七首，《玉臺新詠》僅選蘇詩中的一首，題為《留別妻》，其后《古文苑》選李陵《錄別詩》八首及蘇武《答詩》一首、《別李陵》一首;《詩比興箋》則將蘇詩題為《留別妻詩》及《又別李陵詩三首》，清王士禛選、聞人倓箋的《古詩箋》則為四首，蘇詩分別加了“此子卿出使時別兄弟詩”、“此出使時別其妻詩”、“此歸漢時別少卿詩”、“此使匈奴時別少卿詩”等按語，實為題解。據近人研究，詩大約產生于東漢末年，李陵、蘇武云云，皆為后人擬托，真實作者無考。為行文方便，在此姑仍舊題。

李詩三首寫了送別的三段情景：路口送行，河邊餞別，橋頭相辭。蘇詩四首寫了別兄弟、別妻子、別摯友三種境遇。漢賦狀物常由東到西，自南及北，四方具陳;這七首詩抒情也由近而遠，始親后友，面面皆到，當非偶然，其中不無賦體的影響。

李詩第一首因景興感，第二首借酒抒懷，第三首則為臨別祝愿。但三首都不涉及具體事物。劉熙載說：“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敘別愁，無一語及于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為懷?！睂@一點陳沆解釋得很好：“李詩凄以促，蓋心事無一語宣也?？裳哉唠x別之情而已，彌淺澹，彌酸咽，有對此茫茫何從說起之意。”(《詩比興箋》)這也就是李詩的題旨特點。

李詩之一，“屏營衢路側”，“屏營”作惶恐不安講，詩人擷取的是送行者和遠行人在路邊分手前依依不舍、執手無語。鏡頭移向天際，天空飛馳著浮云，于是借浮云失所點了二人內心的感慨。第三個四句：該在這兒告別了，可再在一起站一會兒吧，我多么想隨著早晨的風送你一道走呀! 十二句三個段落，第一段寫舍不得分手，第二段反過來，寫分手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段重又回到原題，還是不分手的好，但已成了一種美好的期望，一正、一反、一合，心情迫促，依依不舍。

李詩之二在場景上，一在路側，一在河邊;但寫法頗相似，起句“嘉會難再遇”和“良時不再至”意思類同。其下，一為仰視，一為俯瞰，一則借浮云而興嘆，一則借河水而抒懷，在河邊洗長纓，愁悵的思念就像河水那樣悠長;一是波蕩的風使得浮云各處一隅，一是悲凄的風使對酌不能舉杯;一是借風以抒遐想，一是仗酒表達深情，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詩之三稍有變化，“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開頭是疑問句，兩人來到了橋上，送行者此時想的不是別的，而是遠行人當晚的宿處。具體而微的關懷，交代了兩人關系親密無間，三、四兩句的“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也就有了依托?！皭攼敗?，此處是作“惆悵”解，“不得辭”又作“不能辭”，兩人攜手徘徊在叉路口，心頭難受話也說不出。這與第一首的“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同一意思，但說法相異。“安知非日月”的“日月”可作“時節”解，怎么知道會沒有重聚的時節呢，月缺了總還會圓的。一下子又將悲苦的情緒扭轉了過來，怨而不怒。“明德”和“令德”都是指美德，“努力崇明德”是當時一般的敬語、祝福語，和后世的千萬珍重相類，只是“崇明德”重在德行名聲，“珍重”意在身心健康，異代風習有別而已?！梆┦滓詾槠凇毕嗥谀耗暝贂?，這句互勉的話透露了詩作者還在滿頭青絲的年齡。蘇武是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病卒的，時年八十余;蘇武歸漢是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此推算，李陵別蘇武時，蘇武已經六十，即便不是滿頭白發，也已青少白多，這一結句也可以證明此詩為后人擬作，而非李別蘇也。

李詩三首在句式上，其一是三個四句，其二和其三是二、四、四句。均較短小，句式結構尚處于不規范階段。

蘇詩四首，篇幅稍長。其一寫送別兄弟，蘇武有兄蘇嘉，是奉車都尉，皇帝出行時隨侍車輿，因車觸柱折轅，伏劍自刎;有弟蘇賢，官居何職不詳，但《漢書·蘇武傳》曾提到他從武帝到河東郡祭后土，說明他也是京官，因奉詔追捕獲罪的宦騎，未得，惶恐飲藥而死。據此，蘇武送兄弟遠行事實無從發生，此為他人所作又一例證。詩中有“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句，說明詩作者和其兄弟往日并不特別親密，所以開頭要先向兄弟申述幾句。“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緣”和“因”是一個意思。我們是骨肉之親，就像枝和葉，我們的結連是由于這層特殊的因緣。平平道來，似不帶多少感情色彩，三到六句又重復強調了這層意思：“四海之內的人尚且不能視為陌路，何況我們是同根的連理樹?！鼻皟晒?，詩作者似在開啟其弟的感情閘門;然后緩緩鋒回筆轉，“過去我們日夜相傍猶如鴛鴦，今后卻要像參星和辰星東西各一方”，感傷之意漸漸萌生，但并沒有急切地生發。其后九至十二句：“過去我們生長在一起，倒像胡與秦一樣，彼此并不覺著怎么親近，甚至還要發生一些摩擦;這下要分手了，卻感到情誼一天比一天新鮮。”兩兄弟之間的關系作如此真實清新的描寫，親切感人，前面平平說理的八句，這時也顯得娓娓動聽，這四句應是全詩的閃光點。但有的學者認為“昔日常相近”以下四句“頗牴牾不相屬”，恐有脫句，甚至認為這“與后漢士人矯情戾志常乘親疏之道者，為甚合”。其實這四句描寫的情況，生活中很多人都曾有過體驗，不僅兄弟如此，長處一起的同事，平素間并不親密，面臨即將惜別卻又覺情深難離，也屬常見。這足以證明詩作者的真誠。結句“愿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留遠行人斟酒敘舊，也可謂平直之極，漢末詩風是如此，“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鐘嶸《詩品》)。

其三為別妻詩，與別兄弟詩一樣，不借比興手法直述其事。首兩句也是申述關系，三、四句寫臨別短暫的歡娛，作為生離悲劇的鋪墊和反襯，較之一般的寫難舍難分更有感染力，也更切合二人的特殊關系。五、六句突然一轉，“征夫心里想著要上路的事，起來看天色，星星都已看不到，此間一別將越離越遠”。“去去”作越離越遠解，含有決絕的意思。起首四句敘臨行前夕的夫妻恩愛情，第二個四句寫凌晨分別時刻到來前的心情變化;“行役在戰場”以下四句寫了臨別時相對無語的凄切;最后四句則是臨別的祝愿和誓言?！芭鄞喝A”和“努力崇明德”都是當時的祝福用語，后者帶有某種敬重之意，較多用于長者或有身份的人士，前者則適用于一般青年或平輩?！澳鼩g樂時”是對第三、第四句的呼應句，“歡樂時”亦即“恩愛情”，“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是女子的祝愿，“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則是男子的答語，平實中飽含著凄涼，可作警句。

其二、其四都是送友人懷念友人的詩。其二以黃鵠、胡馬作比，比喻游子思鄉，“黃鵠一遠別”以下八句為一段，“飛龍”是鳥名，“乖”是乖別，分離的意思。游子遠在他鄉備受鄉戀之苦，加上一對要好的朋友又將分別，愁苦只有靠弦歌來表白。第二段“請為游子吟”以下八句，通過寫弦歌聲來描述內心激動之烈、哀愁之深，這又并非弦歌所能撫慰。最后四句寫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無法抑止內心的傷痛，淚水不斷地滾下來，揮也揮不去;只好寄希望于化作雙黃鵠和友人一起遠飛。詩的結構和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樓》一樣，以音樂表現為中心段落，結構也都是三段體，只是后者第一段僅有四句。用語如“泠泠一何悲”、“慷慨有余哀”、“愿為雙鳴鵠，奮翅起高飛”等兩詩十分相似或基本相同。本詩某些詞有復沓和錯綜處，如“黃鵠”、“雙黃鵠”、“雙飛龍”、“一何悲”、“有余哀”、“愴以摧”等，不若《西北有高樓》簡潔，由此似可看出后者問世的時間較前者為晚，或由前者脫胎而出。這種復沓又是詩作古樸、純厚的體現。

其四“燭燭晨明月”，以“明月”、“秋蘭”來起興，寫秋思。月光下，夜風將秋蘭的芳馨送進了屋里，于是勾起了征夫對鄉路的懷念和游子對故土的戀情。第二段也是六句，“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季節更換了，思念之情卻并未稍減，早晨起來踏著厚厚的霜，又想起了良友。“俯觀江漢流，仰視浮云翔”，這里的“江”、“漢”并非指長江和漢水，漢水雖注入長江，但作者如果是站在漢水匯入長江口上，其下也就沒有“山海隔中州”可言。江、漢和其他古詩中的河、漢一樣，都是泛指逝去的流水，流水又意味著遠去的時日將再也不會回頭。浮云在詩中，既可以理解為實景，也可以作為游子與征夫命運的象征，浮云飄忽不定，一遇風波就會天各一方，這和李詩的“良時不再至”中的“仰視浮云馳”的意思相同。為引發其后的“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的感嘆作了襯托。第一、二兩段并列，秋天、寒冬、月光、秋蘭、江流、浮云在征夫、游子心中都可以激起思鄉的波瀾。“山海隔中州”以下六句是第三段，“中州”可解為古豫州，今河南地，也可泛指黃河中游地區。“山海”也泛指山川，非必隔山隔海。山海相隔寫別離之遠，于是又有“嘉會難兩遇”的感喟，但詩作者并不因此悲觀絕望，“歡樂殊未央”是作為轉接句，連接最后兩句遙祝。“殊未央”斷而未盡，歡樂雖然斷裂了，但并沒有到盡頭，“隨時愛景光”，深望珍惜光陰，有所建樹。蘇詩的前三首都是按時間順序鋪敘，這一首則出現了并列結構，在古詩中尚屬少見。

題李、蘇的七首詩都是寫別情。別情是古代詩歌領域的一個重要主題，每代都留下不少佳作，在社會動亂頻繁的年代，這類詩就更加豐富，更加感人。

最早對李少卿別情詩作出評價的是顏延之：“逮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其后，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中說：“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薄对娖贰罚骸捌湓闯鲇诔o，文多凄愴，怨者之流?！边@些都是鑒賞式批評，說明在南朝幾代人中李詩“骨氣奇高”、“情兼雅怨”這兩點是得到肯定的。骨氣指的是感情表現的昭晰和語言的質樸有力;哀怨的情思又正是當時的政治現實和社會生活在詩作中一種折射。

到了中唐，詩歌要有興寄和風骨的觀點受到推崇，這兩組詩又獲得了新的評價。杜甫曾在詩中稱：“李陵、蘇武為吾師”，元稹也說：“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唐、宋詩人又多貴自然，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為美，所以詩人釋皎然將李、蘇詩和《十九首》相比，又說：“二子(指李、蘇)天予真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妒攀住忿o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未有作用”即渾然天成，妙造自然，非翦裁點綴所能仿佛。宋蘇軾是不承認李、蘇別情詩為西漢作品的，但他將李、蘇和曹植、劉禎、陶淵明、謝靈運相提并論;稱“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評價很高。秦觀也說：“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薄案呙睢倍职答ㄈ坏恼f法，亦即天性，和蘇軾的意思相同。

明、清以后對李、蘇詩的評論多襲前朝舊說。千余年中，眾多評論之所以以天籟、質樸為李、蘇詩的主要特征，自有其歷史原因。漢世，獨尊儒術之風興，一方面詩的興、觀、群、怨作用得到了強調，溫柔敦厚、委婉含蓄的詩風受到了提倡;另一方面，由屈賦演變發展而成的漢賦，則又循著侈麗閎衍、彩麗競繁的道路在散發著影響。這兩種思潮的碰撞，始終貫穿于漢、魏，而以前者占優勢終魏之世。及晉以下，儒家思想有所削弱，“詩緣情而綺靡”的主張重占上風，直至初唐。這時期出現了對此風進行抨擊的鐘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但并未能扭轉齊、梁之頹波。漢魏古詩的備受重視，李、蘇別情之得到推崇，都緣于這兩股思潮斗爭的背景。白居易《與元九書》：“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亦借李、蘇抒發自己的詩歌主張而已，明、清以來亦無不如此?！皽厝岫睾瘛?、“怨而不怒”的審美要求作為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已經喪失了它的存在意義，而作為風格范疇的“天籟”、“質樸”卻至今仍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

李詩三首似為一人所作，其一、其二都是借物興感，其三則直抒所思，集成一組，情意委婉。

蘇詩四首未必出自同一人，手法也不盡相同，其一、其三以對話的方式起頭，對比中示深情，歡樂中寫離愁;其二、其四則以比、興開始，或借歌音、或依景觀，長吁短嘆，顯得格外渾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