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文《出師表》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臣亮言： 先帝創(chuàng)業(yè)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wèi)之臣不懈于內(nèi)，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qū)櫍孕惺缇瑫詴耻娛拢囉糜谖羧?，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yōu)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jié)之臣，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qū)馳。后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愿，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測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據(jù)涵芬樓影印宋本《三國志》)

在漢魏六朝文學史上，有兩篇章表之文膾炙人口，并傳不衰，那就是蜀漢諸葛亮的《出師表》和稍后李密的《陳情表》。從文學角度看，兩表都是情懇辭切、感人至深的名文，堪稱雙璧，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看，《出師表》所見之事尤大，所明之理尤深，具有更高的史學價值。

諸葛亮的這篇表始見于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原本無題，后來蕭統(tǒng)《文選》收錄時加上了現(xiàn)在的題目。

自建安十二年(207)劉備三顧茅廬之后，諸葛亮始終以輔佐劉備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為己任。赤壁一戰(zhàn)(208)，孫、劉聯(lián)軍打敗了曹操，劉備得據(jù)荊州，旋又取得了益州(四川全境及陜西、云南、貴州的部分地區(qū))，遂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蜀國的形勢是不錯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孫權(quán)攻殺關(guān)羽于章鄉(xiāng)，占領(lǐng)了荊州。公元221年劉備稱帝，次年大舉伐吳，而彝陵一戰(zhàn)(222)劉備病死于白帝城，臨終前托孤于諸葛亮，要求他輔佐嗣子劉禪“終定大業(yè)”，諸葛亮也表示“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此后數(shù)年間，諸葛亮作為蜀國的丞相，對外結(jié)交東吳，鞏固與孫權(quán)的聯(lián)盟關(guān)系 對內(nèi)修明政治，加強軍備，平定叛亂，為攻伐中原作準備。自建興五年(227)直至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病死前，他曾率兵六出祁山與曹魏交戰(zhàn)，均無功而回。本表就是他在建興五年首次攻魏前給后主劉禪上的一道奏疏。

全文從內(nèi)容看，可分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是對后主的囑咐的規(guī)勸，后半部分(自“臣本布衣”至文末)敘述自己的生平與抱負，表明此行奪取勝利的決心。兩部分統(tǒng)一在繼承“先帝”遺志、完成大業(yè)這個基本立意之下，具有深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對劉禪的囑咐著重在三個方面，即廣開言路，賞罰分明，親賢遠佞。

文章起筆就指明了蜀國當時面臨的形勢，語重而心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边@并非危言聳聽，而是對現(xiàn)實的清醒估計，目的自然是引起后主的警惕和自勉。彝陵戰(zhàn)后，蜀國元氣大傷。雖經(jīng)數(shù)年的勵精圖治，仍未能根本改變蜀國地處僻遠、國力貧弱的劣勢，而諸葛亮的伐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試圖改變強弱對比的一種努力。

蜀后主劉禪是一個暗弱無能的皇帝。“扶不起的劉阿斗”的俗諺流傳迄今自非無據(jù)。從諸葛亮的表文中也可以見出，他胸無大志，堵塞言路; 他法度不明，賞罰欠公; 他寵信內(nèi)臣，疏遠忠良。諸葛亮的規(guī)勸針對性很強。表文一開頭就指明了蜀國形勢的危急，固然是為了激發(fā)后主自勵之志，打消他的茍安之念，同時也是為了反跌出“侍衛(wèi)之臣不懈于內(nèi)，忠志之士忘身于外”這個寶貴的有利因素。此外，表文開頭一段接連三次提及“先帝”，指出劉備的事業(yè)、恩澤、遺范都還在影響、支配朝廷中的“忠志之士”，這就說明：形勢雖然危急，國家卻大有希望!關(guān)鍵在于君主能否虛心納諫、“開張圣聽”、“恢弘志士之氣”。諸葛亮把廣開言路這一條提到關(guān)系國家安危的高度從正反兩個方面加以論述，確實很有說服力。

在文章的第二段里，諸葛亮特別指出“內(nèi)外異法”、賞罰不公的弊端，要求后主對侍臣(內(nèi))和官員(外)一視同仁。“法治”是諸葛亮為政的根本，執(zhí)法公平是他一貫的主張和實踐，所以，他“刑政雖峻而[百姓]無怨”(《三國志·諸葛亮傳》)。后主的“偏私”導致“內(nèi)外異法”，干擾、破壞了諸葛亮的政治主張，所以他特別慎重地提出。

在以下幾節(jié)里，文章作者著重向后主談了“親賢臣、遠小人”的問題。他向后主推舉郭攸之、費祎、董允、向?qū)櫟纫慌柏懥了拦?jié)之臣”，要求后主親近、信任他們。他并且以“先漢所以興隆”“后漢所以傾頹”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來提醒后主，把這個問題提到國運安危所系的高度來加以強調(diào)。東漢桓、靈之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宦官當?shù)蓝背济稍? 諸葛亮對這個歷史教訓痛切的陳述，對同樣寵信宦官(黃皓等輩)的后主來說，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諸葛亮對后主的囑咐，雖然從三個方面陳述，其實彼此關(guān)聯(lián)，核心是親賢遠佞，也就是施政依靠誰、拒斥誰的問題。只有真正做到廣開言路、賞罰分明，才能實現(xiàn)“親賢遠佞”這個目標。這一點不僅是政治清明的基本前提，也是諸葛亮出師前穩(wěn)定后方的基本要求。

文章的第二部分轉(zhuǎn)向自訴生平及抱負。從自己早年的志向說到受劉備知遇的經(jīng)過，一直述及此后二十一年間自己承擔的重任，概括了大半生的經(jīng)歷。這一段敘述的必要性在于：它充分表白了作者對劉備的知遇之恩、報效之誠，既可證明以上的種種建議出自肺腑，使劉禪不致產(chǎn)生任何誤解; 又可為下文陳說“出師”的動機和原因作一鋪墊?？梢哉f，這一席話“形”散而“神”聚，思路甚密，此其一; 其次，從“先帝”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遺德中給劉禪樹立了一個效法的榜樣，從而加強了前面囑咐和規(guī)箴的說服力量，用心良苦而措詞得體。

文章最后圍繞“討賊興復”這個中心，一方面表白了自己無限忠誠和志在必得的決心：“不效則治臣之罪”，可見其責己之嚴;另一方面對其他人也各有托付： “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再次回應上文并強調(diào)了繼承“先帝”遺志、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這個基本立意，使文章上下貫通，主脈清晰。而結(jié)末數(shù)語，一片真情流露于顧盼之間，千載之下令人讀之仍不能不深受感動。

劉勰論章表文體有“表以陳請”之說。他對《出師表》的評價很高，說是“孔明之辭后主，志盡文暢”?！爸颈M”是說情意懇摯，一片赤誠; “文暢”是說文辭暢達、氣勢充沛。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表足以當之。章表之文是上達“圣聽”的，目的是要君主采納有關(guān)的建議，聽取有關(guān)的“讜言”。這就不僅需要曉之以理，還往往需要動之以情。諸葛亮與劉禪的關(guān)系，除了是“君臣”這樣一層而外，還義兼父子(劉備臨終前托孤于諸葛亮并要求劉禪“事之為父”——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后主對諸葛亮固然十分倚重，“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但他又是個暗弱昏庸、胸無大志的君主。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出師表》的格調(diào)、語氣有別于一般的章表奏疏之文; 為什么作者對受表者那樣苦口婆心、叮嚀周至;為什么表中屢屢提到“先帝”知遇并再三表白自己對“先帝”的追思和感念。唯其關(guān)系不同尋常，作者才敢于開誠布公，不避嫌疑;唯其感情深摯、出自至性，作者才能夠不假修飾、坦誠而言而收“不求自工”的表達效果。

章表之作，重在務實。當然，這并不排斥文采，卻不以巧言浮詞為美。諸葛亮的這篇章表所見之事大，所明之理深，所披之情真，所以文辭質(zhì)樸，而益彰其事大、理深、情真。劉勰以孔融《薦禰衡表》與之相提并論，認為兩表雖“華實異旨(前者辭采華美而后者文辭樸實)，并表之美也”。不愧為大家風范的評論。蘇軾認為《出師表》寫得“簡而且盡”(言簡而意盡)，是跟他對“辭達”的推崇相一致的，也是很有見地的品評。至于當時有人批評此表“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則未免是膠柱鼓瑟之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