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陰中系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在 《宋詩紀事》 中，志南僧就留有這么一首詩，且還沒有實質性的題目，只是借詩的形式題了一個不關意旨的詩題。然而就是這一首詩才使后人知其名，尤其是詩的后兩句寫二月天的輕柔涼美，生動而活脫，遂成為千古名句。看來，“新婦騎驢阿家牽”，當時無意，千古有情。一花開五葉，真的假不了。

詩寫的是二月天里的真切感受。蒼拙古木林中，于岸邊樹陰之處停下小船，系上纜繩，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開篇，似乎氣氛有些陰郁。古木濃陰，置身其中，四圍不免充溢頹腐之氣，還會使人想起有古木便會有悲鳥，“悲鳥號古木”，似乎已經是定勢了的一種意象組合。然而詩僧卻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陰中”，點到為止，化腐朽為神奇，不偏不倚地撐出一只小船來，且不緊不慢，停停當當地系在岸邊，悠悠之中，很有方寸。雖不是“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 (儲光羲《釣魚灣》) 般的旖旎與幽麗，但卻也別有一種清涼幽靜的美感。系舟后，詩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橋，奔橋東而去，古木斑駁，水流汩汩，似乎能聽到詩僧拄藜杖擊板橋的篤篤之聲; 身影蕭疏，一步步，隱入了橋東那另一個世界里。“杖藜”即為拐杖。宋代秦觀《寧浦書事》詩之五曾有“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句，將杖藜和自身來了一個意識的平等，互為依托。志南此詩更絕，杖藜在他意識中已遠沒有了 “我扶”之作用，也沒有 “互扶”之作用，倒是反過來了，是“杖藜扶我”，詩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杖藜，乖乖，這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志南此說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來，拐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為拐杖，如沒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須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過橋東”了。禪者的觀物方式，表面看去有悖邏輯和常理，但正是這種反常，才構成了神詩的奇趣，最終又歸合常道。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過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層，更有曲折之感。這就是禪家所說的“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的意蘊與真諦。

在帶著節奏的 “篤篤”聲中，杖藜扶著詩僧從橋西來到了橋東。橋東橋西，似乎給人兩個世界之感，那邊還是古木垂垂，濃陰郁郁，而這邊卻是杏花春雨，楊柳和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兩句是說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濕的，是那杏花開時常下的杏花雨; 吹人臉面而不覺寒冷的，是那楊柳樹中吹來的楊柳風。“杏花雨”是指清明時節杏花盛開，細雨潤澤的景象。元代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載：“《提要錄》：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前后，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楊柳風”指春天的微風。前蜀牛嶠《更漏子》詞云：“香閣掩;杏花紅，月明楊柳風。”元代劉庭信《一枝花·春日送別》套曲：“絲絲楊柳風，點點梨花雨。”兩句造語清秀疏淡，讀來親切可愛。杏花小雨，飄飄灑灑，雨夾著花的清香，花帶著雨的濕潤，展示了一個早春的迷濛天地。“欲濕”是似濕未濕，欲干猶濕，濕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正是杏花雨帶給人輕夢一般的愜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絲依依，輕柔和煦，吹在臉上涼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風，真正構成了一個如詩如夢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煙杏花，如線楊柳;感如酥細雨，如絲和風，也正如蟬翼紗幕之后，欣賞明眸流睇之美，表達了對大自然的一種特殊感情。

宋人趙與虤《娛書堂詩話》卷上載：“僧志南能詩，朱文公嘗跋其卷云：南詩清麗有余，格力閑暇，無蔬筍氣。如云：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予深愛之。”朱熹能為其詩作跋，在當時實屬不易，于此也可看出志南詩在當時的影響。朱熹以這首《絕句》為例，說其詩“無蔬筍氣”。宋人論僧詩，“無蔬筍氣”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十七引《西清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鑒。”就是說僧詩要具清撥之韻，有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看來志南此詩頗合標準，才贏得凡事講究標準的朱熹的稱贊。

實際上，有無 “蔬筍氣”并不見得是論僧詩的最高標準。僧也罷，俗也罷，在詩之真諦上并沒有截然的界限，“真詩人必不失僧侶心，真僧侶亦必有詩人心。” (錢鐘書 《談藝錄》八八引法國白瑞蒙《詩醇》語) 志南此詩被人稱賞，主要還是于平常景物中寫出了一種詩趣，或是禪趣。那種橋東橋西的不同境界，那種“杖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種杏花雨、楊柳風的柔美清麗，既是平常的，又是滿含詩味的。誠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所說：“平常非即慣常。譬如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則鮮。凝神忘我而自覺，則未忘我也;及事過境遷，亡逋莫追，勉強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語道窮，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 “言”，取得不同的審美收獲。成佛成魔一念間，志南留下一首好詩，正是他橋東到橋西知其然而然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