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論貴粟疏》原文與翻譯、賞析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②，織而衣之也^③，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④，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⑤。今海內為一^⑥，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⑦，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⑧，何也?地有遺利^⑨，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⑩。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¹¹⁾，不農則不地著⁽¹²⁾，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¹³⁾，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¹⁴⁾; 饑之于食，不待甘旨⁽¹⁵⁾; 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¹⁶⁾。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¹⁷⁾! 明主知其然也⁽¹⁸⁾，故務民于農桑⁽¹⁹⁾，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²⁰⁾，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²¹⁾，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²²⁾。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²³⁾。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²⁴⁾。此令臣輕背其主⁽²⁵⁾，而民易去其鄉⁽²⁶⁾，盜賊有所勸⁽²⁷⁾，亡逃者得輕資也⁽²⁸⁾。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²⁹⁾，聚于力⁽³⁰⁾，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³¹⁾，中人弗勝⁽³²⁾，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也。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³³⁾，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³⁴⁾，治官府⁽³⁵⁾，給徭役⁽³⁶⁾，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³⁷⁾，又私自送往迎來⁽³⁸⁾，吊死問疾⁽³⁹⁾，養孤長幼在其中⁽⁴⁰⁾。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⁴¹⁾，急政暴賦⁽⁴²⁾，賦斂不時⁽⁴³⁾，朝令而暮改⁽⁴⁴⁾。當具⁽⁴⁵⁾，有者半賈而賣⁽⁴⁶⁾，亡者取倍稱之息⁽⁴⁷⁾，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⁴⁸⁾，以償責者矣⁽⁴⁹⁾。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⁵⁰⁾，小者坐列販賣⁽⁵¹⁾，操其奇贏⁽⁵²⁾，日游都市，乘上之急⁽⁵³⁾，所賣必倍⁽⁵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⁵⁵⁾，食必粱肉⁽⁵⁶⁾，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⁵⁷⁾。因其富厚⁽⁵⁸⁾，交通王侯⁽⁵⁹⁾，力過吏勢⁽⁶⁰⁾，以利相傾⁽⁶¹⁾，千里游遨⁽⁶²⁾，冠蓋相望⁽⁶³⁾，乘堅策肥⁽⁶⁴⁾，履絲曳縞⁽⁶⁵⁾。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⁶⁶⁾，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⁶⁷⁾。上下相反，好惡乖迕⁽⁶⁸⁾，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 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⁶⁹⁾。今募天下入粟縣官⁽⁷⁰⁾，得以拜爵⁽⁷¹⁾，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⁷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⁷³⁾，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⁷⁴⁾，復卒三人⁽⁷⁵⁾。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⁷⁶⁾。神農之教曰⁽⁷⁷⁾： “有石城十仞⁽⁷⁸⁾，湯池百步⁽⁷⁹⁾，帶甲百萬⁽⁸⁰⁾，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⁸¹⁾，政之本務⁽⁸²⁾。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⁸³⁾，乃復一人耳⁽⁸⁴⁾，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⁸⁵⁾。爵者，上之所擅⁽⁸⁶⁾，出于口而亡窮⁽⁸⁷⁾; 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⁸⁸⁾，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⁸⁹⁾，塞下之粟必多矣⁽⁹⁰⁾。

【鑒賞】 這篇文章選自 《漢書·食貨志》。

它是西漢初年，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錯給漢文帝的一篇奏疏。晁錯針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弊病，直抒己見，提出 “入粟于邊”、“重農貴粟” 的建議。文章疏直激切，曲盡其意，被稱為“西漢鴻文”，是一篇寫得很好的政論文章。

一、中心明確，不枝不蔓，有很強的邏輯性。文章一直圍繞著“入粟于邊”以富強其國的主旨，處處突出 “貴粟”。議論文章要識大體，抓住要害，這就需要作者有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有敏銳的政治感。可最難的則是要擺正君臣位置，因為作者面對的是最高統治者，又涉及本朝弊病，既不能采用口號似的提法，又不能擺出一副說教的架式，這才是最難最難的。于是文章采用了一種委婉的開頭，贊揚古代圣王的光輝業績，先言唐堯夏禹、商湯等圣王在水、旱災難之下，而國內百姓沒有人餓死荒野的德政，根本原因是他們早就積蓄了糧食，并作好了準備。然后話題一轉，說如今全國統一，人民和土地都多于過去，可是積蓄的糧物還趕不上堯、禹、湯，這是為什么呢?這就極其巧妙又自然地切入了中心。在引起皇上注意后，一口氣提出一系列的連鎖問題： “民有余力”而“生谷之土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不歸農”的結果是“民貧”。“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國家以民為本，不能保民則國將不國。于是，一個關于國家命運的尖銳而嚴峻的問題就這樣順理成章地提到了漢文帝的面前。緊接著提出自己主張，要保民富國，就必須“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環環相扣，層層深入，句句不離“貴粟”主題，邏輯性嚴密，不由人不服。晁錯的這個建議對漢初政權的鞏固起了極大的作用。

二、文章采用了對比的論證方法，使文章顯得生動活潑，增強了說服力。文章一開始就采用對比手法，以古圣王與現實相比入題。接著以貴粟和輕農相比較，結果是 “輕農”得到的是百姓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而 “貴粟”的結果是蓄積多，在水旱災害面前，可以使百姓無饑寒之危害，于是 “民可得而有也”。為了強調糧食的重要，又把金銀和五谷相比較。金銀屬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的東西，它被人們看重，是由于它 “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其中最重要的是皇上采用它作為貨幣，而金銀造成的后果是 “令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反觀糧食和布帛，它們生長有季節，不像金銀隨時可得，一個人竭盡其力也帶不起半年的食糧，但人們又一天也離不開它。同時對那些心術不正，想盜竊發財、逃亡他鄉的人是一個限制，一般百姓也離不開生養自己的土地。所以，英明的國君都重視糧食而不重視金銀。在分析農民為何不肯務農的問題時，又把農民與商人對比。農民一年四季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可是遇到天災，急征暴斂，他們不得不賣田地，賣兒女。而商人則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加上商人兼并農民，農民流離失所，造成的結果是國家受害，無糧又無民。通過對比分析，推論出 “貴粟”是關系國家存亡的大計，必須高度重視，進而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即 “以粟為賞罰”，用糧食來買爵位，用糧食來贖罪。繼而又用現行的法令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與用六百石糧買二等爵位，四千石糧買三等爵位，卻只免一人服役相對比，得出賣爵收入糧的價值遠遠超過 “車騎馬一匹”的價值，說明“以粟為賞罰”對國家大大有利。其結果是，“主用足”，“民賦少”，“勸農功”，軍隊有糧，國家鞏固，人民安居樂業。晁錯的主張，客觀上反映了其忠君愛國的思想。文章采用對比論證的方法，使全文論證嚴密，說理清楚透徹，富有說服力。加上作者文筆矯健、流暢，或推論，或排比，節奏感強，很有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