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允文《論今日可戰之機有九疏》原文與翻譯、賞析
臣愚無當世之用,誤蒙陛下號召; 凡今日事機所不能盡曉,謹博詢廣采,少裨萬一①。我今與虜又非特古所謂中國與四夷有內外首足之辨而已也②,女真與我乃真不共戴天之仇,其當必報,乃天地之大經,《春秋》之大義③。自建炎以來,四十年間,天下之人有口者,類能言之④! 不待臣復縷析而索言之矣⑤。
所甚切者,群士夫之言曰: “陛下英武沈毅,料敵制勝,出于天授⑥; 而虜酋昏庸,權移于臣下,一可戰也⑦。二圣禪授之德升聞⑧;而逆虜篡弒之禍相接,天命不貳,二可戰也⑨。逆虜眾叛親離,有夷狄相攻之禍; 而吾四封之內,無盜賊嘯聚之憂,三可戰也。中原百姓,咸思祖宗德澤,身在虜境,心在本朝,四可戰也。自前年逆亮用兵,中原豪杰無逐鹿之心,而率眾內附,今皆居吾境上,聚為市落,棄其墳墓田業不去,五可戰也⑩。朝廷自收復陜西三路,得兵、得馬、得糧、得形勢之地,六可戰也(11)。虜中管軍酋領,絕不知兵,所至浪戰(12); 而國家宿將,尚有可用之人,七可戰也(13)。虜中去歲久旱,蝗飛蔽野; 而梁、洋、秦、鳳之間,蝗不入境,歲事大熟,可以上見天心,八可戰也。彼久盛當衰,此久弱當振,天道自然之理,今適其時,九可戰也。”
臣觀天人之會,誠有可戰之機(14)。但朝廷規摹未定,議論未一,措置未當,未有可戰之實爾(15)。如張空拳以戰,則后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愿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議而深思之,盡力于戰備,無為因循之計,而后可以萬全。天下幸甚!
【鑒賞】 虞允文是南宋的抗金名將。他不僅在金兵進犯的緊急關頭率部隊阻擊敵人、幾乎全殲金軍戰艦,京口之戰令敵人聞風喪膽,而且有一支犀利的筆為抗金吶喊。《宋史》說他“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論今日可戰之機有九疏》就是他的代表作。
文章作于宋孝宗即位之初。此時,完顏亮南侵的金軍被全線擊退,前線的捷報極大地鼓舞了南宋統治集團內主戰派的抗戰熱情,這就是題目中所說的“可戰之機” 的背景。在具體陳述可戰之機前,文章先簡要地論證了為什么必戰的原因。自金兵攻入開封,徽、欽二帝被金人北擄而去,祖國山河破碎,人民遭受著空前的劫難……作者并沒有一一列出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是用一句話概括: “乃真不共戴天之仇。” 在作者看來,抗金復國是合 “天地之大經,《春秋》之大義”、“天下之人有口者,類能言之” 之事。從這段短短的文字中,我們感受到奔涌在作者胸中的那股浩然正氣。
接下來,文章直接進入主題。作者冷靜、細致而縝密地分別陳述了九種可戰之機。
第一、二、三條,是對宋高宗、宋孝宗的頌揚之辭,是一些奏章中常見的臣子奉承君主的話。但文中用來與此作對比的金人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相互殘殺事件卻是事實。如金熙宗皇統九年 (1149) 完顏亮殺掉金熙宗自立為帝,完顏亮南侵失敗后部下完顏宜等舉兵叛變,正隆六年五月契丹諸部造反等。這些都可以看出虞允文作為抗金的一員主帥對時局的關注,時刻不忘報仇雪恥。正如《宋史》對他的評價: “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高宗曾嘆曰: “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第四、五條理由主要是分析人心的向背。淪陷區人民的抗金復國決心和“中原豪杰” 的 “率眾內附”是贏得這場反入侵斗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南宋王朝之所以能長期偏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南北人民自發的抗金斗爭致使金統治者對宋王朝不能一舉吞并。而南宋統治者畏敵如虎妥協投降的最根本原因也正在于他們看不到人民中蘊藏的力量。虞允文正是在各路義軍的配合下才取得了采石之戰的勝利,因此他對這一點感受特別深。除了人和外,作者還分析了地利和天時。“自收復陜西三路,得兵、得馬、得糧、得形勢之地”,這是地利; “虜中去歲久旱,蝗飛蔽野”,我方“蝗不入境,歲事大熟”,這是天時。最后,作者將上述種種理由濃縮在兩句話中:“彼久盛當衰,此久弱當振。”與其說這是“天道自然之理”,還不如把它看作是一個愛國將領對抗金復國的深深的企盼。
正面陳述了主張抗金的九條理由后,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批評朝廷長久以來“議論未一,措置未當,未有可戰之實”,從反面告誡統治者不下決心抓住可戰之機的后果。當然,虞允文的奏章到底并沒有得到宋孝宗的采納,南宋統治者始終沒有抓住可戰之機,但南宋的愛國將士們用生命寫成的愛國主義的篇章,卻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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