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安群

風雨宜城路， 重來白發新。

長江還有險， 中國自無人。

梟獍蕃遺育， 鳣鯨蟄怒鱗。

泊船休上岸， 不忍見遺民。

文天祥

這是文天祥萬里北征中過安慶府(今安徽安慶市)時的作品。所謂“北征”，實是“傳車送窮北”，即在系囚中被押送到元大都(今北京)去。元至元十六年(1279，宋祥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從廣州出發，五月四日越梅嶺，六月一日至吉州，五日至隆興(今南昌)，約在六月八日出湖口，六月九日至安慶。沿江而下，經過一些要沖，都是當年金、宋元攻守進退的戰場，文天祥撫今追昔，感觸萬端，一一發之于詩。在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中，寓著明確、公允、深切的褒貶。本詩是這些詩篇中寫得較好的一篇。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發新。”“宜城路”，應當作“宣城路”(歷來刊刻誤訛相沿，各種版本都作“宜城”，非是)，意為通往宣城的道路。十年前，即咸淳五年(1269)，文天祥被差知寧國府(治宣城)，赴任時，也是經鄱陽湖入長江，過安慶、池州，由水路到宣城去。現在重踏此路，國事全非，自然有一種“湫兮似風，凄兮如雨”的傷愴之感，所以在“宣城路”前冠了“風雨”二字。文天祥北征詩中，再三出現“風雨”字樣(如“乾坤正風雨，軒冕總泥涂”，“風雨羊腸道，飄零萬死身”，“江山有恨銷人骨，風雨無情斷客魂”等)，內涵極為豐富。既指十年來國家不幸，山河大地遭受風吹雨打，也指個人戰斗道路的泥濘坎坷。當年權臣貽誤戰局，坐失安慶，至今記憶猶新，而國命已絕，身為囚徒。舊恨新憤，怎不使人一夜之間白發驟增。首聯十字，凝煉沉郁，用語平淡自然，而詩味雋永。

頷聯接著寫江山依舊，“長江還有險”，可以憑恃，但“中國自無人”，南宋奸邪當道，沒有擔負中興復國重任的人。回想當年安慶、魯港的失敗，最易使人產生“無人”的慨嘆。元軍占領鄂州、江州后，乘勢攻安慶、池州。那時宋方有精兵可用，有山險可守，江南江北可以聯防，元伯顏還擔心難以進攻。可賈似道專用自己的心腹，命令在襄樊戰役中臨陣脫逃的范文虎守安慶，元兵剛到即拱手獻城。安慶雖失，賈似道還有精兵十三萬，可決一雌雄；夏貴有戰艦二千多艘，也可橫江攔截。可是夏貴畏敵如虎，按兵不動；賈似道龜縮在魯港，造成魯港之役慘敗。元軍進占建康，南宋行都臨安失去屏障。文天祥苦戰東南，力挽狂瀾，終于無可挽回。這二句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內容。前一句是蓄勢，以退為進，然后逼出第二句。“還有險”，“自無人”，一個“還”字，一個“自”字，表現有兵力、有險阻而演出悲劇，頗耐讀者咀嚼，更見作者寄慨遙深。

頸聯進而慨嘆奸邪當道、將帥無能所帶來的綿綿不盡的歷史惡果，“梟獍蕃遺育，鳣鯨蟄怒鱗”。兩個比喻性的意象，讀者可以作多種理解。梟獍是食父母的禽獸，在大地上繁衍著后代。既可以理解為發展陸游詩意：“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而現在果然是“逆胡”“蕃遺育”了；又可把食父母的梟獍解釋為背義忘恩的南宋叛臣降將，種子綿綿不絕。劉岳申《文丞相傳》載：天祥曾極言“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詩意也可能是這種意思的發揮。鳣鯨都是大魚，本可奮鰭遠游，此刻只能掩藏或收斂自己怒張的鱗片。這可理解為文天祥以鳣鯨自比，也可理解為許多有志復國的豪杰之士迫于形勢以及這種形勢下愛國者的心態。

緊承上聯，文天祥進一步寫自己的心態：“泊船休上岸，不忍見遺民”，作者舊地重來，“城郭人民半已非”，內心感觸叢生，卻只選取了愧見遺民這一點，暗責自己匡扶不力，未能挽回頹敗之局，表現了對人民的負罪感，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前面嘆“中國無人”，最后落腳到責己，不從客觀方面推諉責任，而從主觀上表現自愧，體現出高尚和博大的襟懷。詩歌創作，歸根結底是表現創作主體的心態，選擇什么來表達，決定著創作的優劣成敗；而作品是否撼人心魄，則取決于情意的真摯程度，是血是水，是珠玉是魚目，讀者極易判別。文天祥怕上岸見遺民的羞愧心理是發自衷心的，故極其感人。不僅這一首，整個文天祥后期的詩，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而不是用墨水寫的。詩從肺腑出，讀其詩如見其肺腑，不求工而自工，不務感人自然感人，這就是我們讀文天祥詩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