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然其游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詼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

西方有文學藝術產生于游戲的說法。按照這一說法，不僅文學藝術在形成的初期，人類因為有剩余的精力從事于游戲，因而這種活動就變成了文學藝術的源泉，而且，即使進入文學藝術高度發展的時代，文學家、藝術家所以創作文學和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與他們用游戲的態度自由支配閑暇時間、顯示人性的完滿有關，因此游戲依然是促使文學藝術發展的動力。王國維在《人間嗜好之研究》中介紹了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的“游戲說”，佛雛因而認為，王國維說的“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這段話，“亦本于席勒”(《〈人間詞話〉三題》)，是有道理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到王國維文學思想包括詞學思想受西方影響的痕跡。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比較多是從實用的角度去解釋文學藝術的起源和發展，對于文學藝術的作用，也是強調功利甚于娛樂，因此，文學家、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的創作態度，作品莊重的含義和有益的影響，也就成為隨處可見的要求，這方面的內容在傳統文學批評中顯得非常突出。在這樣的精神土壤中，“游戲說”很難結出果實來。王國維一方面肯定西方的“游戲說”，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詩人對待游戲，一定要抱“熱心”的態度去進行，才值得肯定。從整段話來看，顯然他的重點又是落實在后面一層意思。作者既然以“游戲”的眼光觀察“一切外物”，取之為寫詩填詞的“材料”，自然不難寫出具有“詼諧”特征的娛樂性作品，擺脫實際利害的糾纏，然而，純粹為了“詼諧”而寫詩這又并非是王國維對詩人的希望，他強調文學作品“詼諧與嚴重”二種性質“不可缺一”。“嚴重”相對于“詼諧”而言，是指作者應當嚴肅從事文學寫作的活動，熱心地關注社會，積極地描寫人生，并且“通古今而觀之”(“未刊稿”第三九條)，深刻地表現出人的精神和心理，為社會帶來進步的動力。王國維反對將詩詞等文學作品淪為政治的工具，他肯定“游戲說”，一部分也是針對這種政治工具論的文藝觀。他又反對一切輕佻的作品，這種作品趣味庸俗，格調低下，于作者、于人、于社會皆無益用，也就是說，它們不具備“嚴重”的性質。王國維從“游戲說”而引出“詼諧與嚴重”兼備的文學觀，可以說，這既是引入西方文藝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加以改造，同時，又是將中西文藝思想相互結合起來，進行新文藝觀念的建設。吸收、結合、建設，這貫穿于《人間詞話》的始終，也是王國維在詞學批評史乃至文學批評史上最值得表彰的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