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現實和文學這兩個術語，不管在拉丁美洲還是世界其他任何一個文化地區，乍一看可能覺得徒勞無益。文學總是現實的一種表現，不管它多么富于想象： 每部作品都是用某種語言寫成的，僅僅這一事實一開始便自動地把它置于一種具體結構之中，同時又把它同其他文化區域區分開來，無論是主題還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都進一步促進了寫成的作品和周圍的現實之間的這種不可避免的關系的形成。但是作為文學作品的讀者——我所指的當然是虛構的和杜撰的文學，如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我們對待作品就常常像贊美或嗅一朵摘下來的花，并不十分關心原來的花株。甚至，如果我們關心作者的傳記，對作品的主題感興趣——認為是某種生存環境的反映——，注意力就會主要放在作品所講內容的情趣和敘述的風格上，即放在作品所固有的特點上。

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為一般說來，讀者打開一本書，目的是讀它的內容，而不是試圖猜測在作者寫作前或寫作時圍繞作品所發生的事情。但對另一類讀者來說，問題并不在此。他們不但要了解作品的內容，而且要從作品出發或通過閱讀提出他們關心的問題。這類讀者在我們拉美國家愈來愈常見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通訊報道工具不斷開闊我們的視野，把我們置身在一個更復雜、更多樣、與我們目前的文化能力更相稱的結構中。打開報紙或電視，就意味著進入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區域，一個接一個把目前的各個不同的地區照亮，使每個貌似孤立的事件看上去就像發生在一個無比豐富和多樣的結構內。這一點在世界政治、經濟、國際關系和技術領域等方面特別明顯。為什么文學一定要逃避這種往往是悲哀的需要(既然不可能完全滿足它)呢？為什么文學必須既包括事件又要包括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今天我收到的一本書，是六年前在危地馬拉或秘魯出版的。很明顯，我讀它時可以不關心使它產生的環境或條件；但同樣明顯的是，這樣的讀者越來越多： 對他們來說，盡管一部文學作品是一種道地的藝術創作，但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促使它成為本身而不是別的東西的力量、激情和情節的表現。這類讀者既像任何別的讀者一樣為一部長篇小說或一個短篇小說的美麗、緊張或有趣感到愉快，又會懷著疑問的態度對待文學作品： 對他們來說，我們寫的作品永遠是文學，但是此外它們也是歷史的獨特反映，它們就像一種植物的花朵，這種植物不能不為人所知，因為它叫大地，是民族、人民、存在和命運的根由。

同樣，近幾十年間，無論對拉丁美洲的大多數作家還是對拉丁美洲的大多數讀者來說，文學觀念都發生了具有不同特點的變化。首先，在這幾十年間，涌現出一種堅決地尋求我們真正的根基和我們在一切領域即從經濟到政治和文化方面真正的一致性的文學。如果說虛構依然是虛構，如果說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仍在向我們展示符合這類作品的、或多或少是想象的世界的話，那么更為明顯的是，在本世紀后半葉，拉丁美洲作家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成熟期。這在以前僅僅是個個別現象。他們中的佼佼者非但不模仿外國的榜樣，不依靠輸入的美學或“主義”，而且逐漸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周圍的現實才是他們的現實，這種現實大部分尚沒有通過語言和寫作、詩和杜撰作品的創作途徑得到完全的調查和考察。他們不與世隔絕，而是向世界文化開放，開始觀察周圍的一切而不限于國外。他們既驚奇又恐懼地發現，我們的許多東西還不屬于我們，因為它們尚沒有通過書面文字得到真正的揭示、再現或解釋。在這方面，最令人欽佩的例子之一也許就是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經過一個和同時代的其他許多詩人一樣的開始階段后，他著手對周圍的地理環境、大海、石頭、樹木、聲音、云和風進行緩慢、執著、著迷地考察。由此，他像研究景物及其生物的自然科學家一樣循序漸進，他的詩的視野進入了人群，進入了對所謂文雅的詩一無所知的人民，進入了從西班牙征服美洲以前開始的歷史。這就是他從《大地上的居所》到《詩歌總集》走過的奇特道路提供的一切。

和詩歌在一種直到那時幾乎總是被對外國的東西或一成不變的概念的懷戀所取代的現實中取得這種進步的同時，長篇小說家和短篇小說家也走完了相似的道路。可以說，本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最優秀的作品總數就像拉丁美洲現實的一張長長的清單，它包括從歷史沖突、地理政治沖突到社會發展過程，人們的風俗習慣和思想的變化，以及對我們各國人民意識到或未意識到的重大問題的正確答案的尋求。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是什么，我們是誰，我們走向何方？

我一直認為，文學不是為了回答問題而誕生的，那是科學和哲學的宗旨承擔的任務，而是為了提出問題、引起不安、為真實的新的前景敞開智力和感覺。但是這類問題都往往不只是一個問題，此外它還表明了一種缺乏，一種希望填補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空白的心愿。有許多次，找到答案這件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善于深入地感受問題，能夠熱切地沿著試圖在我們中間開辟的道路前進。從這個角度看，當前拉丁美洲文學是我們的記憶中最最喜歡提出問題的文學。

沒有假期的文學

讀一部拉丁美洲作品，幾乎總是進入一個內心有所渴求、可以期望、有時面對那么多清楚說明的或不言而喻的疑問而感到失望的領域。對我們來說，一切都顯而易見。我們常常恨不能轉到書頁的另一邊去，清楚地看看作者想對我們說的或展示的東西。不管怎樣，當我讀加西亞·馬爾克斯、阿斯圖里亞斯、巴爾加斯·略薩、萊薩馬·利馬、富恩特斯、羅亞·巴斯托斯的作品時，我個人的反應就是這樣。很顯然，我只能舉這些我們都能理解的大作家的例子。但是閱讀較年輕和還不太出名的作家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或詩歌，我的反應也是這樣。所幸的是，在我們拉美國家，比較年輕的作家非常之多。

如果遠離拉丁美洲的讀者都越來越強烈地渴望把我們的文學看作從許多不同的方面了解我們的一種可能性，他們就會很容易想象拉丁美洲的讀者——這些作品都是在他們自己家中產生的——會多么渴望提問和自問。于是就涉及到一個新的概念，我稱之為對現實的新體驗。它闖進了既是作家方面的也是他們的讀者方面的文學領域。兩者最后變成了一個在書面文字的鏡子里觀賞的形象，這個形象架設了一座連接兩個方面的美妙而無限的橋梁。文學同現實、作品同它借以想象和完成的結構之間的這種一天比一天更深刻、一天比一天更關鍵的聯系的產物正在這個依然是文化的甚至是游戲的領域里產生具有非凡的重要性的結果，它每次都以更大的責任感參預我們這些國家的地理政治發展的進程。換一種方式說，如果說過去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讀者在其真正的每天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休假，那么在今天的拉美，文學卻是一種直接了解我們發生的事情、詢問我們發生的事情的原因、當我們受到形勢或消極因素阻攔時找到幫助我們繼續前進的道路的方式。

在我們這些國家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作一個政治家大體上是一種很少吸引文學作家的特殊職務。作家寧肯把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留給那些職業家去處理，自己堅持生活在他那特別的藝術與精神世界里。但是這種分工方式在近幾十年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各國。這一點在青年一代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每當我對拉丁美洲的大學生或一般青年講話，他們提出的關于我們稱之為純文學的問題總是那么多。他們的問題有作家的所謂承諾問題，有處在獨裁統治下的國家的知識分子問題，還有他們憂慮的其他問題，其中寫作活動及其作為出版物的結果幾乎總是被放在一種先于它們和容納它們的背景之中看待。我們可以既不嘲諷也不失禮地說： 為了只談拉美文學不談其他，今天必須創造一種非常像手術室里的那種氣氛。那里的專家只望著躺在手術臺上的患者。這患者就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或詩歌。我老老實實地聲明，我光顧文學批評的手術室的次數很少，走出來時我總是非常渴望在酒吧里喝一杯酒，瞧瞧公共汽車上的姑娘。我一天比一天更覺得我們走向文學是合理的、必要的——無論我們是作者還是讀者——，就像走向愛情和有時走向死亡一樣，知道它們是一個整體的不可拆散的一部分，一本書早在它的第一個字和最后一個字寫完之前和寫完之后就開始和結束了。

我們拉丁美洲的現實——我們的當代文學表現這一現實的作品與日俱增——幾乎總是一種處于動亂和遭受折磨的現實。除了個別美好的東西外，它僅僅意味著大量的消極因素、壓迫、恥辱、不公正、殘暴、使全體人民屈服于嚴酷無情的力量，使他們處于文盲、經濟與政治的落后狀態。我要談談大家所熟知的過程： 少數統治者長期勾結外國勢力——對此，美國一清二楚，它們在我們的土地上找到理想的地盤，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殘酷鎮壓多數人。正是在這種沾滿了鮮血、充滿酷刑、監獄和卑鄙的蠱惑的統治下，我們的文學進行著它的戰斗，正像那些不切實際的政治家和軍人在其他方面開展的斗爭一樣。為了一種事業(許多人認為是空想，但并不是)，他們不只一次地獻出生命，正如那個不屈不撓的小國即尼加拉瓜人民以其令人敬佩的榜樣說明的那樣，也正如此時此刻在薩爾瓦多發生的那樣。這樣的斗爭明天將在我們大陸的其他國家繼續下去。

因此，有必要強調指出： 盡管幸運的是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文學不僅在充分自由的氣氛中發展而且甚至堅決支持執政者的良好領導路線，但在另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文學卻像一個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圍著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每當讀者打開一部在那樣的國家——在那里，批評思想和純粹的想象被視為一種罪行——寫作和出版的作品，閱讀它就應該像收到一封傳說里講的那種拋在海里把一封信或一個希望漂到最遠最遠的地方去的瓶子里裝的信一樣。如果文學干涉現實，現實就會竭力地排斥文學，于是文學中的精華——它不是事態的同謀、法學家或受益人——就要接受挑戰，通過描寫揭露那種現實，它的信件最后總是到達目的地，瓶子被讀者撿起來、打開。讀者不但明白，而且會采取立場，把文學視為比藝術享受或休息的時刻還重要的東西。

“阿根廷模式”

談到這兒，我認為做一次對具體事物的旅行要比繼續堆積一般的概念更有價值。例如，可以簡化一下本文的標題，叫做《阿根廷的現實與文學》。但不能忘記，這種特殊性，不幸的是，它容許大量在拉美各國首先是我的被通常稱為南椎體的鄰國即智利、烏拉圭和巴拉圭諸國同樣有效的推斷。從歷史的真實這個角度看，我國今天呈現的形象是那么含糊，在那些為最卑劣的事業效勞的政治與情報職業家的手中常常表現得像一個反面的榜樣。這樣的榜樣可以不只一次欺騙任何一個不能更仔細更深刻地看問題的人。

讓我更簡要地概括一下這一現實吧。在經歷了一個動蕩不安、混亂不堪的時期——目前執政的軍政府對在同樣混亂的庇隆時代產生的各種革命傾向進行了殘酷的壓制——后，進入了一個表面平靜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一項通常被稱為“阿根廷模式”的經濟計劃得到了確定和鞏固。面對這一模式的引人注目的實施，不僅許多不了解情況或企圖利用形勢的阿根廷人，而且為數可觀的國際輿論都以為阿根廷進入了一個物質生活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積極而穩定的時期。一方面，一些調查委員會如美洲國家組織調查委員會，證實了一個國家呈現的嚴重狀況： 僅僅失蹤的人數就多達一萬五千；五年多以來，一切理論上的或現行的反對派在遠遠超過任何想象的暴力與野蠻的條件下受到了鎮壓。另一方面，在對反對派進行的大規模清洗活動——幾十萬阿根廷人流亡歐洲或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不計其數的人死亡、失蹤和受到監禁——完成后，政權機器便開始實施所謂的“阿根廷模式”，并且以一次成功即舉辦足球世界杯賽的成功作為具有象征性和諷刺意味的開始，現在又在重工業方面和核能源領域繼續實行。

在完全缺乏道義——其表現是以產生巨額利潤為目的的經濟投資——的情況下，美國、加拿大、蘇聯、西德、法國和奧地利等國提供大量貸款，輸出復雜技術，用來建造河壩、核工廠、汽車制造廠，更不用說出售戰爭物資了。關于最基本的人權的調查情況和結論絲毫不能改變這種旨在把阿根廷變成本大陸的一個工業強國和核大國的總趨勢。一個不同的、畸形的現實已經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裝、掩蓋著基礎的舞臺一樣聳立著。這是一個由勞動階級的屈從和貧困形成的基礎，是一個蔑視一切思想和表現的自由的基礎，是一個使用著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效的愛國語言和沙文主義語言的無恥和實用的基礎。

根據這一切，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阿根廷文學跟智利文學和烏拉圭文學一樣，其處境也是絕望的。它是一種在流亡和被迫的沉默、疏遠和死亡之間搖擺的文學。優秀的阿根廷作家僑居國外，但是有一些優秀作家根本不能出國，他們遭到綁架或被壓迫勢力殺死： 魯道夫·華爾什、阿羅爾多·孔蒂、佛朗西斯科·烏龍多的名字作為對那種狀況的控告而留在我們的腦海里。那種狀況今天試圖讓人們視為我國人民現在和未來的模式。然而，在那種壞得不可能想象的條件下，阿根廷的文學創作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保持著很高的水平；再明顯不過的是，它的作者還有它的讀者都知道，如果寫作和閱讀總是意味著詢問和分析現實，那么這同樣也意味著為了從內部、從寫作和閱讀的人們的思想和意識上改變它而進行的斗爭。這樣，在國內工作的人在為使他們的意圖面對檢查和威脅取得成功而盡一切力量；我們這些在國門之外寫作的人也在為使今天我所講的這類問題通過公開的或地下的途徑傳達給我國人民、抵消政權的宣傳而全力以赴。

我認識一位寫幻想故事的作家。不久前他想出來一個故事： 一群阿根廷人決定在一片適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想到他們蓋房子的地方是一塊墓地，只是看不到任何墓地的痕跡。只有頭頭們知道那是墓地，但是他們保持著沉默，因為那塊土地有利于他們的計劃，因為那是一塊被死亡和寂靜弄平的平原，為他們制訂計劃提供了最好的地基。

樓房和街道就這樣出現了，生活開始了、興旺了，城市很快有了可觀的規模和高度，很遠就能望見的城市燈光是建造新城市的人們的驕傲的象征。但是就在這時，一種奇怪的騷擾的征兆出現了；人們產生了懷疑和擔心，總覺得他們受到某種奇怪的力量的追蹤，那種力量在以某種方式控告他們，竭力想趕走他們。其中最敏感的人終于明白，他們是住在埋死人的地方，死者知道以他們的方式回來，走進居民們的家中、夢中和幸福中。這似乎是我們時代的某種理想得到了實現，我是說，這是一種技術上的勝利，是被電視機、冰箱、電影、大批金錢和愛國主義的自足包圍的現代生活的勝利。它慢慢地驚醒了最可怕的噩夢，驚醒了寒冷而粘滯地存在的無形的鄙棄和一種詛咒。這種詛咒難以言表，但是將其不可言喻的恐怖傳染給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關于他的打算，我所說的那位作家明白，如果他寫這個故事，他將犯抄襲的錯誤。因為這個故事已經在歷史書里寫了；那座他認為是想象的城市，和“阿根廷模式”這個名稱完全一致。與其寫這個故事，還不如做他現在做的事情： 粗略地描繪一下那個模式，那座在一片墓地上建立的未來的核城市。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連同全體人民的尊嚴和權利就被埋葬在那墓地里。

在結束這些簡單的想法前，我想強調一點，并希望讓這一點出現在我寫的東西中。我認為現在已經很清楚： 總是發生在現實與文學之間的那種不可避免的對立性，在我們的許多國家已經被形勢的發展改變了。作為對我們人民的根基、對我們的土地和自然的真正面貌的明確認識開始的東西，今天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變成了一種對消極力量的公開對抗。那種消極力量恰恰試圖歪曲、窒息和敗壞我們的更加真實的性格。關于現實與文學之間的那種關系，在任何情況下，不管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本質上涉及的問題就是憑借想象和直覺，憑借建立思想上和感覺上的聯系——是這些聯系使得構成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詩歌成分的無可置疑性和揭示性得以產生——達到真實。作家和讀者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文學是一種歷史因素，一種社會力量；偉大而美麗的怪誕就在于： 文學越是文學——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它就越具有歷史特點，越能夠起作用。

(朱景冬　譯)

【賞析】

《拉丁美洲的現實與文學》是科塔薩爾晚年創作的一篇帶有深刻評論性和反思性的優秀散文。作者從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入手闡明了對文學作品的評論離不開其賴以生長的時代、環境與特有的民族性。緊接著以犀利的筆觸指出真正的文學“沒有假期”，它們始終要以戰斗姿態進行“提問”，直指人性和社會深處的種種問題。隨后，科塔薩爾又以其祖國阿根廷文學為代表，深入分析了整個拉丁美洲文學創作的艱辛與希望所在，認為即使面臨重重困難，文學都將達到其旅行的彼岸——真實。

在文章的開篇，科塔薩爾就對一種傳統的閱讀方式提出了異議：“對待作品就常常像贊美或嗅一朵摘下來的花，并不十分關心原來的花株。”作者認為每一部作品都是其具體環境的產物，拉美國家越來越多的讀者已經開始并適應了以“問題”為中心的文學閱讀方式，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作品不僅是文學，更是“歷史的獨特反映，它們就像一種植物的花朵，這種植物不能不為人所知，因為它叫大地，是民族、人民、存在和命運的根由”。這種文學觀念變化的推動力正是20世紀中葉拉丁美洲在政治和民族上的解放。拉丁美洲的作家不再依靠輸入的美學或“主義”，“而且逐漸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周圍的現實才是他們的現實”，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拉美作家完成了文化上的內轉，開始了對于本民族未知領域的探詢。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異軍突起，一批優秀作家脫穎而出。他們一個個才華橫溢，思想活躍，在創作上大膽變革，刻意求新，創造出了一大批構思新穎奇特、情節撲朔迷離、技巧精湛嫻熟的好作品，終于把拉丁美洲文學推上了當代文學的高峰，產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學爆炸”。胡利奧·科塔薩爾、巴勃羅·聶魯達等人都是這一“文學爆炸”的先驅與代表人物。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科塔薩爾詳細論述了他獨特的批評觀念——“沒有假期的文學”。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說過去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讀者在其真正的每天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休假，那么在今天的拉美，文學卻是一種直接了解我們發生的事情、詢問我們發生的事情的原因、當我們受到形勢或消極因素阻攔時找到幫助我們繼續前進的道路的方式。”文學親近社會現實是自然和自發的過程，只談文學而不談其他就像將其置于手術室中一樣，所以，我們的文學在動亂和遭受折磨的現實中，進行著它的戰斗，讀者應該“把文學視為比藝術享受或休息的時刻還重要的東西”。秘魯著名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經宣稱：“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須首先是政治家、鼓動家、改革家、社會評論家和倫理學家，然后才是創作家和藝術家。”可以說，胡利奧·科塔薩爾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胡利奧·科塔薩爾出生在歐洲，后來又長期客居歐洲，但他一直關注著拉丁美洲各國的前途和命運，始終與他的祖國保持著聯系。20世紀50年代他聲援古巴革命，其后，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參加反獨裁、反暴力的斗爭；他在許多外國報刊上撰文抨擊阿根廷軍政府以及外國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徑，為這些國家的民主和正義事業奔走呼號。他的作品也大多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現實生活為題材，有著濃郁的本土色彩。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阿根廷模式”中，作者以20世紀后半葉的阿根廷為樣本講述了拉美文學的不懈抗爭與偉大自尊。科塔薩爾同阿根廷20世紀40年代的其他作家一樣，受到了1930年9月的阿根廷政變、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43年勞松將軍發動的軍事政變和1946年開始的庇隆執政初期的多重沖擊。在這段時間內，阿根廷國內政治動蕩不安，文化氣氛令人窒息，對知識分子的限制和迫害日益增加，許多知識分子紛紛移居國外，科塔薩爾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移居法國的。此時的阿根廷文學“跟智利文學和烏拉圭文學一樣，其處境也是絕望的。它是一種在流亡和迫害的沉默、疏遠和死亡之間搖擺的文學”。然而即使在如此境遇下，“阿根廷的文學創作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保持著很高的水平”，文學作為斗爭的火種必將點亮暗夜。墓地上建起的偉大城市正是對“阿根廷模式”的一個絕妙隱喻，“技術上的勝利”絕對壓制不住渴望自由的斗爭，“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連同全體人民的尊嚴和權利”絕不會永遠被埋葬在那墓地里，走出了地下的靈魂將像被驚醒的可怕噩夢，走進每一個人的家中、夢中和幸福中。因為文學的本質就是“達到真實”，這才是現實與文學最基礎最普遍的關聯。“作家和讀者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文學是一種歷史因素，一種社會力量；偉大而美麗的怪誕就在于： 文學越是文學——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它就越具有歷史特點，越能夠起作用。”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