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
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后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郁蒼蒼。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修坂造云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郁以紆,郁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常太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懤,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這首血淚交織的詩篇是曹植其后期詩代表作。寫作背景具見詩序:魏文帝黃初四年(223)五月,曹植和胞兄任城王曹彰、異母弟白馬王曹彪一起進京城洛陽參加“迎氣”的例會。在京城期間,曹彰蹊蹺地死了(據《世說新語》說是因為曹丕忌憚其驍勇而投毒的緣故)。七月朝會完畢,曹植本與白馬王曹彪順路同行,中途(李善注題一作《于圈城作》)命下,遂為監國使者灌均制止,曹植敢怒而不敢言,遂在分手時寫了這首詩,與彪贈別。詩中抒發了身為親王而實際遭受殘酷的政治迫害,與兄弟死別生離的情況下的悲憤心情。
全詩大體章自為韻,逐章轉意,章與章間以頂真的修辭蟬聯,如此看來實為六章,除首章十八句,四章十四句,其馀各章均為十二句。舊本均作七章,許是因為首章較長,被分作了兩章吧——然兩二章同韻,同寫旅途跋涉,反不蟬聯,殊乖義例;又一章十句,二章八句,句數更見參差。因此改作六章。
一章(“謁帝承明廬”)寫離別洛陽時的依戀之情,及旅途勞頓?!笆钻枴奔词钻柹剑嗦尻枀^區二十里,卻從清晨到日夕,整整走了一天,一路何得如此遷延?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載“是月(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敝耙谅鍙V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縱橫”,皆紀實之筆。這樣的天氣行路,即非傷心之人,心情也會變壞,何況心緒本來就很壞呢。
二章(“玄黃猶能進”)寫被迫將與白馬王彪宿止異路的悲憤心情。清人吳淇說:“先是二王初出都,未有異宿止之命。出都后群臣希旨云云,中途命下,而灌均第始不許二人同路”(《六朝選詩定論》) ——故詩中說“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又以不詳的鴟梟、兇殘的豺狼和齷齪的蒼蠅來比喻魏文帝周圍的一群小人,罵他們“讒巧令親疏”。然而“灌均等之不許同路,實出文帝意旨?!?吳淇)詩人是不敢接觸到問題的實質了。
三章(“踟躕亦何留”)寫初秋原野蕭條,觸景傷心。音響凄切的寒蟬、氣息奄奄的落日、振羽投林的飛鳥,銜草索群的孤獸,組成一幅交織著哀愁、凄厲、孤獨、寂寞氣氛的圖景,達到了融情入景的境地。清人陳祚明說:“此首景中有情甚佳,凡言情至者須入景,方得動宕。若一于言情,但覺絮絮,反無味矣?!?《采菽堂古詩選》)
四章(“太息將何為”)寫由任城王彰的暴死而引起的人生恐懼。“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二句,劉履認為句中“存者”與“亡沒”應互掉,謂死者復過而存者亦衰,言之成理。
五章(“心悲動我神”)強作寬解之詞,并安慰白馬王彪。先作豪言壯語,正所謂強顏歡笑,并不能一破愁城。但它表現出詩人情感的掙扎,和掙扎的無益,所以末了仍忍不住說“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這里“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等語,為唐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祖)予奪之間有唱嘆之妙。
六章(“苦辛何慮思”)進而懷疑神仙天命,歸結到珍慎自保作結。雖說詩已告終,一股抑郁不平之氣,回腸蕩氣,經久不息。
《贈白馬王彪》篇幅宏肆,筆力非凡,直開杜甫《詠懷》、《北征》以及聯章體五古(如前后《出塞》)之先河。方東樹曰:“此詩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書胸臆,沉郁頓挫,淋漓悲壯,遂開杜公之家?!?《昭味詹言》)細味全詩六章,本可相樹獨立成詩,詩人巧妙地用轆轤體的形式把它們組織起來,以前章的結尾做起下章的開頭,這個唱嘆式的開頭,就取消了章的獨立性,而使全詩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又極饒唱嘆之音。同時這種章法和句法也具有濃郁的民歌風味。三是虛實相間,情景交融。詩中敘事、寫景、抒情相互穿插輝映,借景抒情,取得了興發感動的藝術效果。再就是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如比喻、烘托、陪襯等手法,使全詩具有鮮明的形象性。全詩感情悲愴而筆力剛勁,頗具時代特色,稱得上是建安詩中劃時代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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