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詩學之形成期：中統、至元時期元代從蒙古滅金（1234）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前后雖僅百余年，但文化思潮、詩學風氣均有顯著的變化，宗唐觀念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依照元代唐詩觀念流變的情形，可將元代唐詩學分為三個階段：形成期、鼎盛期和蛻變期。其時間界線為：

形成期——中統、至元時期。起于蒙古滅金，迄于至元末，以世祖忽必烈時期為主。

鼎盛期——大德、延祐、天歷時期。起于成宗大德初，迄于文宗天歷末，歷成宗、仁宗、文宗朝，仁宗、文宗推行文治頗力，文教昌明，號為盛世。

蛻變期——元統、至正時期。主要是以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順帝在位的時間為起止，即起于元統初迄于至正末。

茲分三章論述。

三大文化圈與宗唐諸派的形成

明初李東陽《麓堂詩話》云：“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道出了元詩近唐這一整體傾向。清人顧嗣立窮畢生心力，網羅浩博，編成《元詩選》，“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為巨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元詩選》）。其論元詩亦頗具通識與卓見，《元詩選·序》云：

騷人以還，作者遞變。五言始于漢魏，而變極于唐。七言盛極于唐，而變極于宋。迨于有元，其變已極，故由宋返乎唐而諸體備焉。百余年間，名人志士項背相望，才思所積，發為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

這里歷數詩體之遞變，特別指出元詩處在唐、宋詩之后，各種詩體已臻盛極、變極的境況之下，元人選擇“由宋返唐”之徑，遂帶來了詩壇之復興。這一論述是符合史實的。事實上，整個元代無不對唐詩心追力摹，奉若圭皋。劉壎作于至元二十四年的《新編絕句序》已典型地反映了元人對唐詩的此種態度：

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廣寒霓裳，節拍余韻，飄落人間，猶挾青冥浩邈之響。后世乃以社鼓漁榔，欲追仙韻，千古吟魂，應為之竊笑矣。詩至于唐，光岳英靈之氣為之匯聚，發為風雅，殆千年一瑞世。

視唐音為“廣寒霓裳”，恍如天樂，偶落人間，而后世之音，只如“社鼓漁榔”，仙凡之隔，豈可并論？推崇至矣。以“千年一瑞世”來論大唐，以“風雅”來論唐音，也是地道的元人眼光、元時風氣了。元初儒者文士，痛于為異族所滅，因而對于維系儒學、文脈、詩道之正統于不墜最為經心。詩歌“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郝經《遺山先生墓銘》，《陵川集》卷三五），遂成為元人心目中的藝術典范，即以唐詩為正宗，直追風雅之正源，建立與漢唐相接的盛世詩風。“宗唐得古”由是成為整個元代詩歌批評的主潮。

元人雖舉世宗唐，但學唐之風，可上溯到宋、金兩個源頭。金代，整體而言，崇蘇之風一直頗為興盛，對山谷則褒貶不一，對江西末流更深致不滿，“北人不拾江西唾”（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后》），“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宗唐黜宋之意甚為顯明。元初北方詩人王惲總結金末詩壇，曾云：“金自南渡后，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西巖趙君文集序》，《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三）正反映了當時金末學唐之風。元好問為此中主持風會者，作為金元之際的文壇宗主，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金元兩代，幾乎成為一時文壇的指導思想，“百年以還……別裁偽體，溯流窮源，論者以先生為標準”（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元好問小傳》）。金亡后的元初詩壇，劉秉忠、郝經、王惲等開國文臣，主持文柄，他們不少曾師事元好問，自與亡金文統有一脈相承處，同時“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欲興復斯文、道濟天下，以唐詩為趣向，上追風雅，便成為了理想的新朝詩歌范式。郝經作《一王雅》為元代建立通向儒家六經的文統、詩道，以唐詩作為典范而“可法”，王惲等推助其波瀾。涿郡盧摯則以清新飄逸相倡，“所作古詩，類皆魏晉清言”（吳澄《盛子淵擷稿序》，《吳文正公集》卷一三），使“近世幾絕”的古詩復歸詩壇，在創作上開出“以唐矯宋，以晉參唐”之風。這幾位翰林公，成為開有元一代詩學風氣的先導人物。

與此同時，南方詩壇也出現了新的風氣。南宋中后期，江西詩弊，日益突顯，先后出現了四靈、江湖派，詩宗晚唐，以與江西相抗。“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音。”（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四靈、江湖開宋末學唐之風，但他們基本上是取晚唐，風格纖細，氣象狹小，到宋元之際，已為人詬病，所以江湖詩人中如戴復古、劉克莊等已主張濟以雄肆詩風，取法門徑稍有擴張。戴復古《論詩十絕》云：“飄零憂國杜陵老，感遇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喚，亂蟬無數噪斜陽。”劉克莊亦不拘晚唐，兼學唐、宋諸大家。盡管如此，他們仍未從總體上跳出詩宗晚唐的格局。南宋第一個公開亮出效法盛唐旗幟的為嚴羽，其云：“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源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自此，宋末詩壇才出現了主尊盛唐的聲音，而對唐詩風格的追摹亦由獨尚清瘦的偏鋒，回歸到雄渾高古的大道。

由南宋入元的詩人，正是承續了上述學唐之風而打出了復古尊唐的旗幟。戴表元、仇遠、白珽、趙孟頫等人以他們的詩論和創作，詆斥江西詩弊，同時對四靈、江湖的褊狹趣味也予以矯正。在反思整個南宋詩壇的種種流弊時，身居東南的“文章大家”戴表元明確提出了“宗唐得古”的詩學主張。此主張得到當時江南諸詩人的呼應，錢塘著名詩人仇遠云：“近體吾主唐，古體吾主《選》。”（顧嗣立《元詩選》二集《仇遠小傳》引）其友弘道評其詩亦云：“吾愛山村友（仇遠之號），詩工字亦工。波瀾有唐句，瀟灑晉賢風。”（顧嗣立《元詩選》二集《仇遠小傳》引）戴、仇與白珽、袁易、趙孟頫、顧伯玉諸詩友，聲氣相通，常在江南山水間雅集倡和，宗尚風雅，以唐詩為美，“要須力挽古風回”（趙孟頫《酬羅伯壽》，《松雪齋文集》卷五），江南詩壇宗唐之風遂空前活躍起來。趙孟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入朝為官，才華傾動京師，對文壇影響至巨。至此，南、北宗唐之風始為匯合，一代“宗唐得古”的詩學思想全面展開。

“宗唐得古”雖為南北詩壇的共同主張，但元朝初期詩壇的構成頗為復雜。在蒙古人吞金滅宋、統一中國前，宋、金相隔已百余年，其間聲教不通、文物迥然，各有其統緒。統一之初，南、北的文化差異仍然較大，地域性特征頗為明顯。因而由金入元的北方詩人，與由宋入元的南方詩人，詩風、詩學觀念也存在著鮮明的南北差異，形成了以上都、大都為中心的北方詩壇，和江浙、江西兩地為中心的南方詩壇。東南的江浙與中南部的江西，同時活躍著兩大詩人群。元初，江浙一地，以戴表元、仇遠、白珽、方鳳、趙孟頫為首，云集唱和，張園燕詠、西湖雅集、月泉吟社，皆盛名一時；江西則匯聚著王義山、甘詠、趙文、劉壎、吳澄等名流才俊，后來詩冠一代的“元四大家”中有三位皆出自江西（虞集、范梈、揭傒斯）。可見，元代江浙、江西兩地，詩人薈萃、風流交映，盛極當時。但是，江浙、江西的學術淵源和文學傳統又不盡相同。江西是陸學重鎮，象山學派在此光大，又曾為江西詩派之核心。而宋元之際的江浙，理學融注的是朱學、呂學、陳亮事功之學、葉適永嘉之學，詩壇則曾興起“四靈”以與“江西”相抗，因此，南方兩大詩人群體的詩學主張也各有偏重。由此，元前期詩壇形成了大都、江浙、江西三大中心，在倡導“宗唐”上雖具共識，但他們“宗唐”的角度、目的又各有不同，對唐詩的詮釋、接受亦有差別，形成了元代宗唐的各支。

（一）宗唐教化派

北方自江漢趙復以南冠之囚，傳程朱理學，而姚樞、竇默、許衡、郝經等開國儒臣，大張其學，由此，北方理學彬彬郁郁。北人“宗唐”的觀念正是建立于此風氣之上。郝經、程鉅夫（此為南人入北）、姚燧等人，身兼理學家、朝臣、文士數重身份，在政治上認同、服務于蒙元王朝，既為朝中重臣，又執掌當世文柄，主持文壇風會，他們往往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其“正統化”傾向十分明顯。他們的理學背景、政治身份，使其“宗唐”的角度有著很強的正統儒學詩教色彩，因命之“宗唐教化派”，他們“宗唐”之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從“以音觀世”的觀念出發，欲建立大元盛世之音。儒學詩教素來重視“聲音之道與政通”，即《毛詩序》所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因而欲建立一代盛世之音。蒙元以強悍武力征服四方，自視為統御天下的泱泱大國，欲建立與之相應之文風、詩風，必孜孜以大唐之音為法，夷然不屑于衰宋之音。

2 從“宗經”的目標出發，以唐詩為通“經”之路徑。認為唐詩“備述王道……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郝經《一王雅序》，《陵川集》卷二八），最得詩經之正傳、風雅之遺意，因而“宗唐”便通于“宗經”。欲建立一條以唐為徑，上追風雅、直取本源的詩學通道，以此述王道、美教化、厚人倫。這正是以擔荷儒家正統自許的北方理學家們“宗唐”的關鍵所在。

這一派對于整個元代的影響甚大。代表人物有郝經、王惲、姚燧、劉因等。

（二）宗唐格調派

與北方理學家、館閣文臣從教化出發、宣揚“宗唐”有所不同，江南的文士們，有感于宋末詩弊，更多地從詩歌藝術的角度，推崇唐詩的藝術風范，內重其風骨、精神、性情，外循其聲律、辭章，以唐詩為一種典正的藝術模式，深加標舉，且由此而上溯漢魏高古之風、渾厚之格，直至風雅之源。此派以東南江浙為中心，以戴表元、仇遠、白珽、趙孟頫等正統詩人為代表，與北方郝經、姚燧、劉因等理學家桴鼓相應，使元代“宗唐”復古的風氣蔚為大觀。

唐詩與宋詩在藝術上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唐詩重情韻、重感興，為“主情”詩型；宋詩則重理趣、重議論，為“主意”之詩型。“盛唐詩人在創作中心靈沉浸于被外物所誘發并與外物交融在一起的盎然的美感中，充溢著詩的情趣與情致，一任感性吟唱詠哦，并不憑借理性的知解力。宋人則反是，他們‘不問興致’，不重視詩意的審美情感，以理性的心態和邏輯思維的方式力求表述傳達某種抽象的理念。”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頁212。“主情”詩型重“感興”，“主意”詩型則精“鍛煉”。元初國亂家亡，山河易主，遺民們深含“千古之憤”，詩歌便成為他們寄托情懷、交流感情的方式，因而，“詩歌吟詠性情”這一古老命題又成為了這一時期最為迫切的呼聲，元人詩論強調“情”，強調“興”，這是對詩歌抒情功能的一大回歸。這也正是“宗唐格調派”的核心主張。

標舉唐詩之性情外，“宗唐格調派”還注重唐詩法度之美，趙孟頫之詩被推為詩壇典范，正是他講究法度，不越律呂。正如人所稱道：“松雪翁（趙孟頫）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袁桷《跋子昂贈李公茂》，《清容居士集》卷四九）因而，這一派較為重視學唐之格調，學唐詩“沖淡”之美、“雄厚”之美、“清圓”之美，在學之中，漸能得其詩格之正、詩律之醇，由此“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戴表元《洪潛甫詩序》，《剡源集》卷九），使其精神、面貌與唐人合、與古人近，一洗宋、金陋習。另一方面，他們又主張“學”而至于“化”，即學到“無跡之跡，詩方神”（戴表元《許長卿詩序》，《剡源集》卷九），“能為唐而不為唐”（戴表元《張仲實詩序》，《剡源集》卷八）。這是元人學唐較明人更為通脫處，這也是元人宗唐格調論者既重法度，又能一定程度地超越法度，而終以“性情”為旨歸的取法所在。

（三）折衷唐宋派

元初詩壇，江西詩派雖已日漸衰落，但仍有方回等作為其最后之中堅極力回護，然“宗唐得古”的呼聲畢竟已在南方、北方以銳不可當之勢成為了詩壇的主流思潮，因而，另有一些南方詩人，他們既有別于戴表元、仇遠等人“尊唐黜宋”、“崇唐抑宋”的激烈主張，同時，也有別于方回等的一意護持江西門戶，這些詩人上承江西統系，徘徊于唐、宋之間，探索二者之淵承、因革，破除種種門戶，欲以調合唐詩宋調，形成了“宗唐得古”思潮下較為溫和的“折衷唐宋”派，這是江西詩壇之衍流余風與宗唐得古的時風相結合的產物，此派多為江西之詩人學者，浸染江西文化較為深厚，與江西詩派之淵源亦較為復雜，因而，在唐詩、宋詩間力圖尋找到更為深層的因革關系，在唐詩之外，也為宋詩尋找一存在的合理空間。因而其主張不主一格，不拘一師，融通唐宋、乃至融通古今，此派代表人物有元初之王義山、劉壎，元中葉之吳澄等。

（四）宗唐性靈派

元人牧馬南下，大宋江山易主，以儒家為中心的漢民族文化受到重創，其約束力也大為減弱。士大夫們一方面努力保存傳統文化，一方面又不禁深深反思，當時思想界、文學界都出現了這種懷疑精神、反思意識，他們對于儒家主流文化既有一份追懷、傳承之想，又有一種冷靜與獨立之思，因而對于傳統便有了一定的超越，出現了宣揚個性、尊重一己之情性的思想，在唐詩的接受上則表現為宗奉唐詩之精神，更尋求自我之發抒，其性靈化的傾向使詩學獲得了更多的發展空間。這種尊重個體之性情、崇尚抒寫一己之懷抱的風氣，由元初趙文、劉壎所開，元中期，為詩壇“鳴太平之盛”的時風所掩，表現得較為淡漠，至元末大倡于東南，鐵崖詩人楊維楨、玉山主人顧瑛、詩畫名家倪瓚等為詩壇盟主，詩酒連歡，尚性情之天真、求藝術之唯美，遂開明清兩代性靈派之先聲。

此派尚情、尊己，更通于唐詩之精神，與那些更重樹立唐詩之典范的詩人不同，他們無意于對唐詩風格進行追摹，無意于以“雅正”的風格來規范自己的情懷與詩意，更多地是取法唐人重性情、重感興的創作方式。因而其對唐詩的解讀、接受，更傾向于獲得詩中活躍而流動的生命力，因而，這一派的詩歌創作有逸出元代主流風格之外的特質，其成就反而較為突出。

前文提及，詩歌“吟詠性情”成為了元人最為迫切的呼聲，使詩歌向抒情功能回歸。然元人的“吟詠性情”又分為二種，其一，正統派之“吟詠性情”，這主要指位居館閣，或理學家們之詩論，他們強調“吟詠性情之正”，即“雅正”之性情，合乎規范之情，經過“理”之凈化之情；其二，遺民隱士之“吟詠性情”，他們身遭慘變，各種觀念都遭受到強烈的破壞，在“山川草木、風云煙月”間，“登高望遠，觸目興懷”，感受到各種價值觀念剝落后，作為天地間最為純粹的人的一種存在，因而強調抒發個體之真情，抒寫“流出肝肺”的東西。如趙文所說：“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清風吹衣，夕陽滿地，忽焉而過之，偶焉而聞之，往往能使人感發興起而不能已，是所以為詩之至也。”（《蕭漢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這正是“宗唐性靈派”之核心主張。

由此，元初“宗唐得古”之四派大致有如下情形：1 宗唐教化派，多為北方之理學家、館閣文臣，他們多從政治教化的立場，倡言“宗唐”，建立盛世詩風。2 宗唐格調派，多為居于東南江浙人文薈萃之域的正統文人，他們在政治上已與元統治者相諧，其詩學觀念亦與北方館閣文臣相應相和，但更多從藝術角度，以唐詩正格，追漢魏古風，溯詩經正源。以上二派，為元一代詩學主潮，亦為宗唐的主流派。3 折衷唐宋派，多為江西文化圈中人，濡染江西文化較深，與江西詩派多有淵承關系。4 宗唐性靈派，則多為亡宋遺民隱士之呼聲，他們難與世諧，難忘故主，求做一天地間客，求抒一己之真。此派初興于元初遺民之中，至元末大倡，對明代詩學思潮影響深遠。

大致而言，元代宗唐四派形成于元中統、至元時期，此一時期，南、北詩壇，文臣、逸士，皆從各自的立場與角度，大抵取“宗唐抑宋”之態度，“宗唐得古”的主張已趨完善，“宗唐得古”的風氣已在全國范圍內興起，對于詩歌創作也發生了初步的影響，因而，此階段為元代唐詩學的形成期。附：元代唐詩學形成期重要詩人詩論家簡表姓名生卒籍貫著作官職許衡1209—1281懷州（河南）魯齋集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劉秉忠1216—1274邢州（河北）藏春集光祿大夫太保郝經1223—1275澤州（山西）陵川集翰林侍讀學士胡祗遹1227—1293衛州（河南）紫山大全集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王惲1227—1304武安（河北）秋澗先生大全集翰林學士姚燧1238—1313洛陽（河南）牧庵集翰林學士承旨劉因1249—1293保定（河北）靜修集、丁亥集右贊善大夫方回1227—1307歙縣（安徽）桐江集、桐江續集建德路總管王義山1214—1289豐城（江西）稼村類稿掌江西學事程鉅夫1249—1318建昌（江西）雪樓集翰林學士承旨趙文1239—1314廬陵（江西）青山集清江儒學教授劉壎1240—1319南豐（江西）水云村稿、隱居通議延平教授牟巘1227—1311湖州（浙江）陵陽集（入元未仕）戴表元1244—1310慶元（浙江）剡源集信州教授仇遠1247—1328？錢塘（浙江）金淵集、山村遺集溧陽教授白珽1248—1328錢塘（浙江）湛淵遺稿常州教授、蘭溪州判官趙孟頫1254—1322湖州（浙江）松雪齋集翰林學士承旨。

第二節、宗唐教化派之興起

中統、至元時期，元廷重用大批儒臣，采行漢化政策，使儒學倡行，“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于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乃被遇世祖……世祖圣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因而蒙元初期，北方第一批理學家，不少成為了第一批翰林公，他們建立起“以性理之學，施于臺閣之文”（黃溍《順齋文集序》，《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八）的儒家正統文風，與此相應，亦欲造就出適于“潤色鴻業”的盛世詩風。

郝經等人皆為富于文采、邃于性理之學的北方理學家，其以唐詩為模范，建立通于王道、合于治世的詩學思想，開啟了有元一代宗唐之先聲。

一、郝經、王惲

郝經（1223—1275），字伯常，澤州陵川（今屬山西）人。少遭兵亂，先后被元大將賈輔、張柔辟為子師，得讀其萬卷藏書，后為忽必烈潛邸文士，深受信任，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出使大宋，羈留真州16年，還京即卒，追贈昭文館大學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著有《陵川集》39卷。

郝經詩文與劉因比肩，為元初大家。《元史》稱其文“豐蔚豪宕”，“詩多奇崛”（卷一五七），《四庫全書總目·陵川集》稱曰：“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卷一六六）其詩風與詩學思想都對金、元之際的北方深具影響。

郝經為元初理學名儒，學問文章俱有根柢。陶自悅《陵川集序》中述其學問淵源：“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己見，左右逢源。”可見其理學、文學皆出自一代名師，而氣象更為廓大。《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載其學術門徑：“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為論議，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這成為陵川論文論詩的根本立場：合文學、理學、事功為一體，建立文學、理學之正統，倡揚王道、施于教化，以振興、羽翼斯文為己任。這也是他倡導“宗唐”的目標所在。

郝經選編了從漢至五代間221位詩人250首詩，名之《一王雅》。欲以此建立一條詩學正道，直繼“風雅”正源，以期“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于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未及者”。書序頗能見其唐詩觀念及詩學思想，其云：

王者之跡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

《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馀，至于郊廟樂章、民謠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續正變大小風雅之后。漢魏而下，曹、劉、陶、謝之詩，豪贍麗縟，壯峻沖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日趨浮偽，又惡知所謂王道者哉？

郝經述及唐前歷代詩體之變遷，認為皆不足以繼“風雅”之后。雖肯定《離騷》、漢樂府，“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漢魏曹、劉、陶、謝“豪贍麗縟，壯峻沖澹”，具藝術之美，但是，或少述政事，或于王道無補，皆有不足。齊梁“浮偽”，更不足觀。評詩、選詩的眼光皆本于“宗經”、“明道”、“期于大一統”的儒家詩學立場。

持此眼光，郝經在《一王雅序》中給予唐詩極高的地位，其云：

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為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濠》、《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圣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污剝，備述王道，馳騖于月露風云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

獨于唐詩，極力稱道，視之為“典則”，“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可見唐詩為《三百篇》之正脈、嫡傳。唐詩人中特舉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為之冠，唐詩中則盛稱杜甫《北征》、《潼關》、《石濠》、《八哀》，李白《古風》、柳宗元《平淮雅》、韓愈《圣德詩》、白居易諷諫詩等篇，以為“備述王道”。可見其傾心竭力都在建立一種有補于王道、有益于政教的詩學觀念，正是從這個角度，他倡言取法唐詩。“《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后有風賦比興之法”，唐詩既得其性情之正、教化之理，又得其“風賦比興”之法，“皆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理、法俱足，堪為詩道之正宗。

郝經的唐詩觀念完全建立在他的儒學立場之上，因而深具儒家正統詩教色彩。在選編《一王雅》后，他又選編《原古錄》，宗經意味更濃，完全把古今各類詩文均統屬于六經之下，但是，郝經并不因之廢文，其序稱：

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神蘊，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

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害，眾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溯流求源，以征斯文之跡，眾賢之書不可廢也。

這一段話甚為重要，宋儒文、道分離，重道輕文的思想，在郝經這里得到了很大的轉變，他以“明道”、“征圣”、“宗經”為三位一體，一方面，沿流以探源，明文道合一，體用相成；另一方面，又原始以表末，以明道術之分裂，枝葉之繁滋，此實得朱熹“理一分殊”之實，正通于清初大儒所倡行的“冶文苑、儒林、道學為一爐，重復古者儒之大全”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評黃宗羲語，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頁32。的規模氣象。本于此，他的“宗唐”與“宗經”，正是源流兼顧，圣人之經與眾賢之書，皆不可廢，唯如此斯文斯道復得以傳。

本于溯源探流，郝經在唐詩與《詩三百》中獲得了二者精神的高度一致性，也正因此，唐詩度越齊梁、秦漢而直追風雅。郝經認為這最根本的相通，乃是得其“性情”。在《與撖彥舉論詩書》中郝經充分闡明了他這一核心觀點，他首先標舉了《詩三百》之不朽精神：

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為風雅。故攄寫襟素，托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托于江花野草、風云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故三代之際，于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為王政之本焉……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詠性情者，只見《三百篇》爾。

這完全是漢儒傳統的詩教觀，即詩之本乃“歌詠性情”，其性情皆合于“仁義禮智”之理；詩之法則“托物比興”、“蘊而不盡”；詩之用則“興觀群怨”，察安危、觀治亂、美風俗、利王政。本于此，他評述了歷代詩體之興廢，并由此而建立了宗法唐詩的詩學思想，其云：

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后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后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后世辭勝，盡有作為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先為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

郝經把唐詩放在整個詩歌發展史的流程之中考察，且以“性情”、“風雅”為根本準則，同時，參用“高古”、“辭”、“理”、“義”等概念來論述歷代詩歌之變遷。唐前，秦漢騷賦，情怨、辭靡，性情衰頹；蘇、李及建安，簡靜高古，有三代遺風；潘、陸、顏、謝，始事乎辭；至齊梁，則辭遂盛極，而情愈衰。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后世詩之至也”，充分褒揚了唐詩追風雅之遺旨、得性情之醇正，同時也肯定了唐詩的“葉比調適之律”。性情、聲律兼備，是為詩之至矣。唐之后，蘇、黃之“風雅”已不逮李杜，而后世，辭愈工，風格愈繁富，然性情、風雅、高古無一不失，詩弊極矣。這樣，通過對詩歌流程的整體考察，確立了唐詩的典范地位。

郝經稱道唐詩，常以李杜并尊，代表了金、元之際之詩學觀念，與當時南方更推崇杜詩略有不同，此乃承遺山詩學之緒。此外，他不甚區分盛唐、中唐詩，甚至以李、杜、韓、柳、白并居唐詩之冠。又作《唐十臣像歌》，贊李白：“斗酒百篇錦繡腸，光焰至今萬丈長。”贊韓愈：“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氣傍。”贊樂天：“樂天翛然世相忘，江水蕩漾江花香。不作房杜庸何傷，歌詩直與日月光。”對這些詩人，郝經稱賞其開闊的境界、壯美的詩風，反映了北方詩人的審美趨向。對晚唐詩，郝經則一率指詆，其云：

近世又盡為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為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與撖彥舉論詩書》，《陵川集》卷二四）

奇、怪、警、艷之詩風，不合于中和之美、溫柔敦厚之旨，無益于教化，自然在擯棄之列，這體現了“宗唐教化派”之取徑。然李賀、義山體在元代中后期頗為風行，許渾、王建也有不少效法者，可見，元人宗唐，實各具眼光，風氣亦屢屢為變，此較宋人之獨尊杜體，或明人之獨尊盛唐頗有不同。

郝經所建立的“宗唐”與“宗經”并兼的詩學門徑，雖以教化為重，浸染著過于濃厚的儒家正統色彩，但身處金、元之際，漢民族的生存及儒家文化受到極大的威脅，此時倡導宗經之正統，提倡唐音之正脈，一如其所言乃“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實含有保存漢文化之統緒的積極意義，且具有扭轉時風的功用。《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記載他以理學自居、厭棄虛文，“故世之為詞章學者，始則群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又載錄江漢趙復之評云：“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于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明白此，則可知郝經與一般腐儒之論有大不同處。

與郝經同調者，有翰林學士王惲諸人。

王惲（1227—1304），字仲謀，號秋澗，衛州汲縣（今屬河南）人。曾任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令權貴側目。歷河南、河北、燕南、山東提刑按察使，擢翰林院學士，大德八年卒，贈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有詩文集《秋澗集》100卷。

王惲為元初名儒重臣，且文采煥然。《元詩選》初集《王惲小傳》稱：“秋澗詩，才氣橫溢，欲馳騁唐宋大家間。”又曰：“北方之學，變于元初，自遺山以風雅開宗，蘇門以理學探本。一時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陽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風尚之日趣于盛也。”元初北方，文學風尚由元好問開啟，理學則由許衡、姚樞發軔，文、道之合，使北方之學彬彬為盛。王惲正是處于這樣的風氣之下。他少游學于名流遺山、鹿庵、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閫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涌，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文中巨擘也”（王秉彝《秋澗先生大全集后序》）。因而，其詩學思想既體現了館閣之臣的身份，也蘊含著濃郁的理學氣質，又有金元之際遺山所倡導的復興風雅、取法唐音的時代特征。

本于儒學立場，王惲亦甚重“以音觀世”的傳統，在《無音》篇中云：“萬物受氣于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之世，雅固遏密，變則不無也。”（《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四）這是他立唐詩為典則的一大依據。因而，他倡導建立一種“中和醇正”、“溫醇典雅”的盛世詩風，其曰：“北渡后，斯文命脈，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俾中和之氣，沖融粹盎，裕四體而適獨坐，如大羹玄酒，寄至味于淡泊。”（《兌齋曹先生文集序》，《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二）這種中和之氣，是一種沖融粹盎的氣度，也是一種盛世氣象，需“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西巖趙君文集序》，《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三），同時，其中更要有一種靄然仁義、雍容不迫的理學涵養。

作于大德四年（1300）的《遺安郭先生文集引》一文，王惲闡述了建立新文風、詩風的宗旨，其云：

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爾，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為之不輟，務至于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弊……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類其行己，靄然仁義道德之余，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

在“萬方文物漸昌明”的時代氛圍中，身為翰林公的王惲力倡建立“中和醇正”、“溫醇典雅”、“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具有升平氣象的詩風，是為當然。然何以造至此境界？王惲提出“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即以理學為其根本之涵養。

同時，為建立詩之法度，王惲提出了“宗唐”之主張。“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正代表了王惲的詩學理想。從詩之法度言，唐詩堪為典則。在《題三百家詩選后》王惲云：

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自簡古而發秾纖，由秾纖而出議論，此小詩所以最難工者也。

以唐人小詩（絕句）為例，其“意”、“理”俱足，“簡古”出“秾纖”，情興而理亦在，足可取法。王惲在《玉堂嘉話》卷二中說：“至于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二王行書，其蜿蜒欹傾之狀，若行云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即于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離，皆有余韻，唯具眼乃能識之。”唐代辭章之體制規模，皆深有妙處，必當會心以求。

法度之外，王惲倡導“宗唐”，更蘊含著對唐詩內在的盛世精神的向往，《偶書》表達了他對唐詩盛事的傾慕：“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似即欣然。時時夢里長安路，驢背詩成雪滿肩。”在《西巖趙君文集序》里，又云：

金自南渡后，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脈，不絕如線，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云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

“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可見當時宗唐之風已日趨于盛。元初人之宗唐，重在得其“清壯”，得其“英邁不凡”之“凌云之氣”，俱為一種高昂激越的精神。至元后期、大德初，王惲諸翰林公，則更多以中和、溫雅為倡。這種審美趣味與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的主張已頗為相近，至延祐詩壇更成為了詩學之主流。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的《玉淵潭燕集詩序》已少了“凌云之氣”，而彌漫著一股“溫雅之意”：

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見層出，天光云錦，澹滟尊席，沙鷗容與于波間，幽禽和鳴于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也。酒肴厭飫，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曠，綽有余思。

初秋麗日，王惲與翰林諸公，效金谷雅集，游于都城西郊玉淵潭，嵐煙瑞靄，風日清美，雅會清吟，一派盛世氣象，此間所倡，較郝經更趨“溫雅”，“宗唐”更偏于取其雍容不迫之氣度，得其性情之醇正、詩意之沖和。從另一角度講，此中之精神，又正為理學之涵養所得。以“理”來調和內心，以“理”得“安命處順”的自在，萬物相諧、賓主相樂，忘機、忘慮、忘塵，世為治世，心為清明，正是于此點上，詩學與理學渾然無礙。王惲的《洛中吟》正是這種相融的表征：

近讀邵氏所書洛中雜事，撫卷三嘆，令人有不能已者。嗚呼！五代間亂離相繼，其否極矣。生逢茲辰，一何幸哉！故孫樵有生恨不得為太平人，良有以也……

萬方文物洽堯雍，若論聲明極洛中。

……

總將六合清明氣，散作三川禮讓風。

道統有傳程邵在，勛名無比富文崇。

棚車載酒都人賞，名教傳家習俗同。

花木四時春不老，耕桑彌野歲長豐。

……

讀罷適然清興遠，一簾花影曉光紅。

二、劉因

較郝經、王惲晚二十余年出生的劉因，未能如郝經、王惲得師從元好問，但他對遺山先生十分推崇，在《跋遺山墨跡》中云：“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其詩學思想也多承繼遺山先生。因而，劉因與郝經、王惲之唐詩觀念也較為接近，實皆重以“教化”為用而倡“宗唐”。

劉因（1249—1293），字夢吉，號靜修，保定容城（今屬河北）人。初名骃，字夢驥。因慕諸葛亮“靜以修身”一語，題所居室為“靜修”。邃于性理之學，至元十九年（1282），征拜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請歸。二十八年，再度召為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固辭不起。至元三十年（1293）卒，年僅四十五。朝廷屢召不受，世祖嘆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元史》卷一五八）深賞其峻潔之志。延祐中，追贈翰林學士、容城郡公，謚文靖。

劉因與許衡、吳澄為元代三大儒。黃百家在《靜修學案》中云：“有元之學者，魯齋（許衡）、靜修（劉因）、草廬（吳澄）三人耳。草廬后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宋元學案》卷九一）劉因并未仕元，而稱其為“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乃指其精神對有元一代產生的巨大影響而言。所著有《四書集義精要》30卷，《易系辭說》。又自選詩5卷，名《丁亥集》，今佚。現存《靜修先生文集》20卷。

劉因詩文俱佳，且有唐風，深得后世贊譽。張綸言《林泉隨筆》曰：“劉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無一字作今人語。”《元詩選》初集《劉因小傳》稱其“詩才超卓，多豪邁不羈之氣”。《四庫全書總目·靜修集》云：“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闖然升作者之堂，講學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禎作《古詩選》，于詩家流別品錄頗嚴，而七言詩中獨錄其歌行為一家。”（卷一六六）可見清人對劉因之激賞。在元人中，其思想、才情、立身行事，風譽獨標，皆堪稱一流。然其詩學思想則尚為人關注不夠，茲僅就其唐詩觀念，略而論之。

劉因“歌行律詩直溯盛唐”，不為虛語。在其一篇頗為重要的論文《敘學》中，較詳盡地闡述了他的儒學思想、詩學觀念及唐詩眼光。首先，他提出了人之本性無不善、人生之材無不全的心性論思想，其云：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也遠矣，眾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賢惠世之書也。學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后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

劉因認為，人秉天理而生，天理無不善，故人之本性無不善，人生之材無不全，然其所以有“不全”、“不善”，乃由于后天學術之差、品節之紊與異端之害所致，要恢復人“全材”之善性，必學圣賢之學，必讀大圣大賢惠世之書，即儒家之經典。其重學如此！劉因又指出讀書之門徑與序次：

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

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詠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后《書》。《書》，所謂圣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征夫用。

“《詩》吟詠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因而自人童蒙時期，血氣未開，即以《詩》、《書》為之熏濡，感發其意志、開導其血氣、熏染其性情，則人之根本立矣。又云：“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則其人格臻于完善。這是劉因的修身、濟世之理想，從中可以看出他極重視詩之教化之功，視《詩》為問學“根本之本”，“淵源之源”，因而，其于詩道亦頗為重視，且溯源探流，其云：

學詩當以六義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辭》，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于《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后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敘學》，《劉文靖公文集》卷二四）

這段話代表了劉因的詩史觀，毫無疑問，其宗經的思想與郝經一樣十分突出。值得關注的是，他對魏晉、唐、宋詩的評論，《元詩選》、《四庫全書總目》等多書轉引，以為“深悉源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靜修集》）。從今人的眼光來看，似無特見，然而它出現在元初，卻屬難得。他以一學者的冷靜、史家之客觀，排除了當時人對唐詩洋溢的熱情和酷愛，更為理性、準確地把握了詩史上魏晉、唐、宋詩各具的地位和特征，易為后人接受。他稱魏晉“詩學日盛”、唐“詩學日變”、宋“詩學日弱”，這是從每一時代的主流而言，也是從整個詩歌的流程而論，有其合理性。同時，他更深一層地辨析，唐詩“日變”，但“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宋詩“日弱”，但“弱而后強，歐、蘇、黃其至者也”。這種眼光闊大而精微，雖也持“宗唐抑宋”的態度，但少偏執。

正變觀為儒家詩學頗為重要的一個命題，郝經認為唐詩得“二雅之正言”，視唐詩為《三百篇》之正傳，以“正”來定性唐詩，這是就二者之“性情”而言。而劉因以“變”來總論唐詩，是就其詩體言，又以“變而得正”轉深一層，對唐詩的把握更為辯證和圓融，然二人似異而實同。再者，郝經以李、杜、韓、柳、白為諸唐詩人之冠，劉因亦以李、杜、韓為唐詩之至，可見論唐詩的眼光也是較為一致的。

劉因作《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才》，集杜詩48句，如“燕王買駿骨，黃閣畫麒麟。妙譽期元宰，蒼生倚大臣。蛟龍得云雨，雕鶚離風塵。治國明公在，雄圖歷數屯。世儒多汩沒，賢俊贊經綸……留滯才難盡，蒼茫興有神”。雖是當時風氣，亦見其傾心之至。然把韓愈并入李、杜之列，則多為元代理學家的立場，即“宗唐教化派”的主張。劉因曾云：“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敘學》，《劉文靖公文集》卷二四）可見對韓愈的推崇與其弘揚道統、文統深有關聯。劉因又作《張燕公讀書堂》一詩，追慕這位唐之儒臣，向往其風致，慨嘆其詩文之周于時用，詩云：“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后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本于此，劉因對晚唐詩風深加排詆：“效晚唐之萎榮，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為詩也。”（《敘學》，《劉文靖公文集》卷二四）這些都可見出劉因論詩之儒者本色。

然而，劉因在元代又是一位能立于時流之外、獨立特行之人。在《書畫像自警》中，其寫道：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眾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一種深刻的孤獨感、虛無感，如是其孤，如是其虛，何以持？何以居？歷來史家困惑，劉因并非宋遺民、亦非金遺民（金亡十五年，始出生），然而，何以堅持不仕元？時人亦問過，他回答：“不如此，則道不尊。”（《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那么，他所殉者，非宋、非金，乃“道”也。在那些儒臣們高唱文治昌明的空氣中，他以一思想家之深邃、詩人之敏感，看到了更深層的文化的悲哀，一個文化盛世的永遠衰落，因而，他個人氣質中就多了一種崖岸孤絕的悲感。因而，對于唐詩人，他特別會心于李賀。李賀之幽冷奇幻、清介不羈，甚合其趣。他作《李賀醉吟圖》對李賀評價極高，且稱道韓愈賞拔李賀一事：“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仙。”又頗自得于時人“呼我劉昌谷”（《呈保定諸公》）。劉因成為元代最早推崇李賀的詩人，至元末，一批浙東詩人如陳樵、項诇、李序等，掀起一股“賀體”旋風，然在元初，此實與主流大異其趣。

劉因作為一隱者，乃是儒者之隱，非道家之隱，因而，他之取法唐詩，以李、杜、韓為宗，以倡揚教化之用為主，同時，他個人氣質中深具的悲感、清介不俗，又使其對唐詩之風骨、清雄多有接受，形成了他獨具的美學傾向，即一種飽含著奇峻風骨的美感：“齒未老，鬢胡為而白邪？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顏胡為而壯邪？凜然橫千仞之秋。”（《王允中真贊》，《劉文靖公文集》卷一九）“眉之揚然，若將遠游；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張大經畫贊》，《劉文靖公文集》卷一九）關于他人之“真贊”，實亦夫子之自道。這在當時可謂獨標一格。

王維的詩以其清標離俗之境，歷來為高士隱者引為同調，但劉因對王維之詩頗不以為然。他作了一篇《輞川圖記》，評析王維其人、其詩、其畫，論其人曰：“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共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于陷賊而不死，茍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對其詩亦深致不滿：“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可見儒者之氣節乃是劉因美學精神的根本。對于這位“氣節偉高天下人”（張養浩《挽劉夢吉先生》）的儒者，元人以“麒麟鳳凰”（《元史》卷一七一《劉因傳》）相稱。其生前身后，都享受著赫赫聲名，然孤獨感難與人言，如其《西山》詩中所稱：“天風泠泠清入骨，醉抱明月人間歸。”這種骨格，與閑適優雅的王維自難調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