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憶舊、悼亡絕句

在中唐詩人元稹（字微之，又字威明，779—831）的詩集中，有兩卷抒寫男女間感情的篇什，這在唐人詩歌中是不可多得的。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根據元稹自己的歸類，把這一部分作品分成為其妻韋叢而作的悼亡詩及為其婚前情人“崔鶯鶯”而作的所謂“艷詩”，并指出，元稹“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感。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于后來之文學者尤巨”。下面是歸入“艷詩”一類的《離思五首》之四：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太平廣記》中收有元稹作的《鶯鶯傳》。此《傳》又名《會真記》，在宋代經趙令畤改寫為《商調蝶戀花》十二首，到金代經董解元演為《西廂記諸宮調》，到元代又經王實甫改編為《西廂記》雜劇，到明代又有李日華的《南西廂記》、陸天池的《南西廂記》，等等。后來，這一故事幾乎被移植入所有的劇種；劇中的張生、崔鶯鶯、紅娘也就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人物。《鶯鶯傳》則早被人公認為元稹的自敘之作。這組《離思五首》詩的前面有一首《鶯鶯詩》，或以之作《離思》詩的首篇，總題為《離思六首》，足可說明這首詩就是憶念鶯鶯（在元稹的其他詩中或稱為“雙文”）之作。篇末的一個“君”字即指鶯鶯。

詩的上半首用了兩個比喻。前一句“曾經滄海難為水”，是就《孟子·盡心》中“觀于海者難為水”句略加點化；后一句“除卻巫山不是云”，則用宋玉《高唐賦序》所述楚懷王夢見巫山神女，神女臨去時自稱“旦為朝云”典。這兩個比喻是隱喻，只見喻體，不見本體；但從下句所用巫山神女典，已暗示寫的是男女間的遇合。推求詩意，其所喻可以是指事，即作者與鶯鶯相愛之事，也就是說，在生活經歷中有過一次這樣的初戀，今后很難再有同樣深摯、同樣美好的愛情了；當然也可以是指人，即作者愛戀的鶯鶯，也就是說，在愛情道路上既然曾經遇到鶯鶯，今世今生再難有第二個使自己為之如此傾心的人了。作者指的到底是上述二者之一，或兼而有之，還是別有所指？這正是讀者自由運思的空間。

下半首詩訴說別后的相思。“取次花叢懶回顧”句，不妨與作者自述這次戀愛始末的《夢游春七十韻》中“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兩句以及白居易《和〈夢游春〉詩一百韻》中“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兩句合參，可知所寫大致是實情。句中的一個“懶”字，則說明他與鶯鶯分離后對感情生活已經心灰意懶。下面“半緣修道半緣君”一句，點出“懶回顧”的原因。秦朝 在《消寒詩話》中認為，元稹的這首詩如是“風情詩”，則“傷雅道”；如是悼亡詩，則“悼亡而曰‘半緣君’，亦可見其性情之薄”。其前一意見，固失之于迂腐；至于后一意見，且不論這首詩并非悼亡詩，只就其對“半緣君”三字的理解而言也未免拘泥不化。死守一個“半”字，就說作者對鶯鶯的相思是半心半意，這樣解詩，實不可取。作者在句中用了兩個“半”字，無非是說他的心靈既已為鶯鶯所占據，又已寄托于“修道”。而這個“修道”，正為了填補感情的空虛、為了減輕相思的重擔。對作者說來，相思與修道在生活中似相矛盾，卻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據《鶯鶯傳》，元稹與鶯鶯相愛在德宗貞元十六年（800）春，與鶯鶯相別也在這一年。《離思》詩大概是別后的一兩年內所寫。而一直到二十年后，作者依然眷念舊情，還寫過一首《春曉》詩：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勡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這首詩寫得極其含蓄，但與《鶯鶯傳》對照來看，顯然作者所追憶的是二十年前與鶯鶯定情之夕的情景。從地點看，《鶯鶯傳》記，當時張生寄寓在蒲州（今山西永濟）東十馀里的“普救寺”，鶯鶯也隨她的母親“止茲寺”。詩中的“曉寺”就指這個普救寺。從時間看，《傳》中記：“……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這正是詩的首句“半欲天明半未明”及第三句所寫“鐘聲動”的本事。至于詩的次句“醉聞花氣睡聞鶯”，可以說是寫景，實寫當夜所嗅到的花香和所聽到的鶯聲；也可以說是寫人，“花氣”喻鶯鶯的脂粉香與衣香，即《傳》中所寫的“香在衣”及《會真詩三十韻》中的“衣香猶染麝”，而一個“鶯”字更是點出了鶯鶯的名字。

作者與鶯鶯相聚的時間并不長，寫這首詩時又事隔二十年之久，回首前塵，追思往事，既歷歷似在眼前，又遙遙如同隔世，因而其詩情既纏綿繾綣，其詩境則縹渺恍惚，給人以似夢非夢的美感。讀這首詩，常會聯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花非花》詞：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

元稹的《夢游春》詩以及白居易的和詩本來就把這段愛情看成一場春夢；這首《花非花》詞即令不是為元稹而作，所寫的恐怕也是性質相同、情節相似之事。

從以上兩首詩，可見作者對鶯鶯是不能忘情的。但他為什么不與鶯鶯結合而與韋叢成婚，且在《鶯鶯傳》中不惜借鶯鶯之口責備其“始亂之，終棄之”呢？鶯鶯又到底是什么身份，為什么后來也很快地另嫁他人呢？對此，前人已多所論及。這里，有當時門第婚姻的社會風習，有元稹本人的品性弱點，也許還有其他復雜因素。如果只從文學欣賞角度，就作品論作品，那么這兩首詩，無論在感情內涵方面還是在藝術魅力方面，都可以說是唐人絕句中少有的抒寫愛情的佳作。《元白詩箋證稿》指出：“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而于正式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微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間關系如與鶯鶯之因緣，詳盡言之于會真詩傳，則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間關系如韋氏者，抒其情，寫其事，纏綿哀感，遂成今古悼亡詩一體之絕唱。”下面就是他悼念韋叢的一首《感夢》詩：

行吟坐嘆知何極，影絕魂消動隔年。

今夜商山館中夢，分明同在后堂前。

元稹與韋叢結縭于貞元十八年（802）。到憲宗元和四年（809），韋叢不幸病逝。次年，元稹被貶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在赴江陵的途中寫了這首詩。就其謀篇而言，通篇詩只是平鋪直敘，沒有起伏曲折；就其遣詞而言，四句詩都是樸質無華，不事雕飾渲染。但正因平平寫來，就更見感情的真摯；看似淡淡著墨，反而見悲痛的深切。詩的首句寫一年來哀傷無極的感情狀態；次句寫一年來“影絕魂消”的殘酷事實；第三句把詩筆收到“今夜”，引入驛館，點明入夢的時刻和地點；最后一句才展示了夢境。這首詩題作《感夢》，卻只用了一句描述夢境，但只這一句，就已把前三句所要表達的一年來生活的凄涼與旅途中處境的孤獨，全都襯托出來了。

“同在后堂前”，這不過是重現了過去家庭日常生活中一個最普通的場景。從夢境本身來說，它是如此“分明”，又如此平凡，不似有一些夢境那樣撲朔迷離，也不似另一些夢境那樣離奇變幻；而對于作者來說，它卻是如此熟悉，又如此親切。僅僅這一場景的重現，就足以喚回他對往事的無窮憶念，足以引起他對人間的無窮悵惘。這里，夢境中的時間和空間與現實中的時間和空間兩相映照。夢里出現的時間是夫妻歡聚的往日，回到現實則是“影絕魂消”的今夜；夢里展示的空間是故居的“后堂前”，回到現實則是旅途的驛館中。前者與后者正是歡樂與苦澀的對比。而可悲的是：前者卻是虛幻的、片刻即逝的；后者才是真實的、難以改變的。但作者在寫出夢境后就戛然而止，沒有進一步描述這一由哀思形成的夢境為他帶來的更深的悲哀。其醒后的所思、所感是盡在不言中的。

作者到江陵后還寫了不少思念韋叢的詩，其中記夢之作有四首，以《夢井》詩寫得最為陰森悲愴，《江陵三夢》之一寫得最為宛轉凄涼，但都是長詩。短篇的記夢作則有作者于元和九年（814）春去潭州（今湖南長沙）途中寫的一首《夢成之》（韋叢字成之）：

燭暗船風獨夢驚，夢君頻問向南行。

覺來不語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聲。

《感夢》詩是從遠處落筆，先在上半首內寫韋叢死后一年來的情事，到下半首才寫到“今夜”，最后寫出夢境，而對夢后情景一無描述。這首《夢成之》的寫法相反，首句展現的畫面就已是夢后的所見所聞，次句即追述夢境，下半首的篇幅則完全用于描寫夢覺后一夜不眠的情景。

詩的首句“燭暗船風獨夢驚”中，一個“驚”字、一個“獨”字說明夢已驚醒，船內依舊獨自一人，所見是暗淡不明的燭光，所聞是推動船行的風聲。次句“夢君頻問向南行”，是回想和倒敘所作之夢。這個夢，與《感夢》詩所述之夢很不相同：一則，《感夢》詩寫的是作者身在商山驛館，而夢見與韋叢同在長安故居，這一句寫的是夢見與韋叢同在船中，夢中的空間與現實的空間是一致的；二則，《感夢》詩只寫“同在后堂前”，似乎夢中的人物是沉默無語的，這句所顯示的夢境則以韋叢的頻頻提問為主要情節，而有問必有答，也就是說，這次的夢是有談話內容的。下面“覺來不語到明坐”一句，則在承轉中與之形成對照。這就是：夢中是雙雙同在船內，而覺來則形只影單；夢中有人“頻問”，言猶在耳，而覺來則音容俱杳，共語無人。這時，在一片死寂的船艙中，作者當然只有默默坐到天明了。如果說上句寫夢中韋叢的傳形之筆是“頻問”兩字，那么這句自我寫照的取神之筆就是“不語”兩字。這兩個字包含無限酸辛，既使人如見其塊然獨坐之狀，也使人想見其百轉千回之情；而把這一心情融入景物并使其深化的是詩的結句：“一夜洞庭湖水聲。”這船外的水聲不僅加倍襯托出船內的寂靜，而且，它與作者的思潮是相通的。作者獨坐不語，萬念潮生，在其傾聽波聲之際，心固隨之起伏，神也與之俱遠。其茫茫百感、悠悠心事似載沉載浮于終夜奔流、無邊無際的洞庭湖水之中，我與物、情與景已經化合為一了。

以上元稹的這兩首以記夢為內容的悼亡詩，所用的語言是淺短的，而蘊含的哀思是深長的；所寫的夢境是虛幻的，而流露的感情是真切的。正如《元白詩箋證稿》所說，“夫唯真實，遂造詣獨絕”。至于他與鶯鶯的戀愛過程，雖難逃薄倖之譏，而有些憶念舊情之作也有其真的一面。抒寫男女間的生死相思，本是一個不可廢的文學題材。他的這類帶有濃厚感情色彩的篇什，也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