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拉》主題思想與人物形象新解

黎躍進

《戈拉》是泰戈爾小說創作的代表作。對于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的理解，國內學界有些分歧，有人認為小說的主題思想是“反帝愛國”，有的認為小說的創作目的是“社會改革”。有人甚至認為小說所反映的19世紀70年代，印度無產階級已經起來，同民族資產階級一起領導了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這些看法都是立足于社會反映論的層面對作品做出接受性闡釋，只是各自強調不同的側重點。從作品表現的題材和對象看，這些理解都不能說錯了。但泰戈爾是一個追求統一性的思想家，他注重現象背后的本質。我們理解《戈拉》也應透過題材和事象，探尋蘊涵其中的意義。

結合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從整體上把握泰戈爾文學創作的內涵，恐怕更能接近泰戈爾創作的初衷。我們試圖以此對《戈拉》這部被稱為“史詩”的長篇小說做出嘗試性闡釋。

外在的現實內容與內在的精神運動

《戈拉》于1907~1909年在《外鄉人》雜志連載，1910年出版單行本。提出這一創作時間，意在強調兩點：第一，經過40余年的人生體驗和精神探索，到1905年前后，泰戈爾的以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宗教哲學思想已經定型成熟。之后直到逝世前的幾年，一直堅持并不斷充實他的思想體系。第二，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掀起高潮，經過19世紀后半期印度民族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印度民族意識覺醒，以反對分割孟加拉為導火索，國大黨提出了司瓦拉吉（自治）、司瓦西德（國貨）、抵制英貨和民族教育“四大綱領”。隨著運動深入，對民族解放的道路存在分歧，1907年國大黨分裂成激進派和溫和派，前者積極行動，以武裝斗爭爭取民族獨立，后者努力以憲政方法爭取自治。最終以溫和派向殖民當局的妥協和激進派被鎮壓，宣告運動失敗。泰戈爾在那個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親自參與了運動，但他不贊成極端派的做法，也不接受溫和派的妥協，只好退出運動，更加深入冷靜地思考印度民族的未來道路和命運。

在這樣的前提下創作的《戈拉》，一方面泰戈爾定型的宗教哲學思想在小說中得到藝術的表現；另一方面這種宗教哲學思想的表現中，包含著民族解放的現實內容。理解《戈拉》，對這兩者都不能偏廢。我們理解泰戈爾的創作原意，是將二者統一起來，以小說的藝術形象體系，通過民族矛盾中人們的人生道路選擇來表現他的宗教哲學思想。

《戈拉》情節展開的背景，并不是取材于當時的民族解放運動，看不到轟轟烈烈的宏大場面，沒有抵制英貨的群情激憤描寫，也沒有秘密組織的地下活動場景，更沒有武裝抗英的戰火硝煙。泰戈爾不喜歡暴力和喧囂，他更看重人的內在精神的運動，靈魂深處的革命，在外在的寧靜中獲得內在自我的提升。因而他把小說背景擺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是一個思想交鋒的年代，圍繞著民族傳統和西方文化而展開觀念上的沖突，沖突的一方是主張以西方文化變革印度傳統的梵社，另一方是倡導回歸民族傳統、純潔民族文化的正統印度教派，小說的情節主線是兩個教派成員之間的思想沖突、兩個家庭（安納達摩伊一家、帕勒席一家）成員之間的愛情、親情和友情，再交織穿插主要人物活動范圍所及的其他人物的遭遇與經歷，如南德的死、哈里摩赫妮的命運、戈希布爾村村民的悲慘處境、布朗縣長家的生日宴會等。然而，貫穿小說始終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這些表面情節在人物心靈的投影，主要人物面對外在的這一切所產生的困惑以及困惑破解后的歡欣。對于泰戈爾來說，表現人物精神的變化才是創作的目的，情節故事只是人物前后變化的一種觸媒、某種契機。

在泰戈爾的宗教哲學體系中，人具有兩個自我：一個有限自我，一個無限自我。有限自我也稱肉體自我、孤立自我、小我，他變化易逝，受時間、地點、環境諸多條件的限制，表現為人的日常世俗性。無限自我又稱為靈魂自我、普遍自我、大我，他是永恒的、超越時空的，他是人的精神深處的梵，是人中的神性。有限自我的各種想法基本上是為肉體生存而考慮的問題，他最突出的特點是自私和貪得無厭，他通過占有和獲取物質財富而感到最大的滿足，滿足過后又有新的欲望，從而使自我成為外在的物質世界的奴仆，陷入束縛之中；而且他以自我為中心，走向利己主義，排斥他人，從而為自我筑起無形的高墻，封閉孤立自我。無限自我則不斷推動人超越自身，突破有限自我的束縛，追求與永恒精神的合一，渴望證悟統一性的自由。泰戈爾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無限自我引導人與神結合后的情景：“這時候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之間的一切對立都將冰消云散，這時候沒有戰勝，只有福樂；沒有斗爭，只有嬉戲；沒有分裂，只有相合；沒有個人，只有大眾；沒有外界，也沒有內心；只有梵——閃耀著神圣光輝的梵。這時候作為個體靈魂的我與作為終極靈魂的梵合為一體，這就是梵我一如。這時候只有無私的憐憫、溫和的寬容、純潔的愛——一個智、信、業互不分離的完美無缺的整體。”

因而人生就得不斷突破有限自我而走向無限自我，由獨特自我走向普遍自我，證悟自我的真正本性，達到梵我統一的和諧、自由境界。而這一切，都在人自身，在人的內在世界里進行。因此，人的一生是不斷變化、不斷提升的過程。

戈拉：人格完善過程的藝術表現

《戈拉》里被肯定的幾個青年人——戈拉、維納耶、蘇查麗達、納麗妲，他們的內在世界都經歷了一番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主人公戈拉。對于戈拉，學界一直把他當做愛國主義者的標本來分析。從小說中戈拉的身份（愛國者協會主席）、言論和行動來看，這樣的分析肯定沒有錯。他尊崇祖國的傳統，與侮辱、損害印度的任何言行勢不兩立，愿意為印度而獻出自己的一切，并以自己的堅定信心去感染身邊的知識分子，喚醒麻木中的廣大民眾等等，從中我們感受到的確是一位愛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但泰戈爾不僅僅把他當做愛國主義者來刻畫，同時還把他當做一個“人”，表現他如何突破有限自我的束縛，拋卻小我的遮蔽，顯露自我內在的無限性、證悟真理、獲得自由快樂的過程。至少，泰戈爾是把他的愛國主義與人格完善結合在一起加以表現，“愛國主義”是他外在的行為模式，“人格完善”是他內在的性格運動；“愛國主義”是戈拉人格完善得以彰顯的實體，“人格完善”在背后牽引著他的愛國主義的演進方向。

小說開始時的戈拉，有限自我的遮蔽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一種“天降大任于斯”的自傲。用他的朋友維納耶的話說，“你以為上天把力量都給予你一個人了，而我們其他人都不過是軟弱無能之輩。”他從小就是“領袖”，習慣于指揮別人，教訓別人。“自傲”有悖于平等對話，在泰戈爾的思想詞典中是自我中心的“小我”表現。第二，拒絕、回避對異性的戀情。青年男女的純潔相戀，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是雙方內在神性的彼此呼喚。泰戈爾在許多場合下贊美這種美好的感情。他曾從女性角度寫道：“女子有兩個形象——母性的形象和情人的形象。……在情人的形象里，女子的苦行使得男子的一切卓越的努力富有生命力。”也就是說，男女戀情只要不是單純的情欲，就能使雙方的人格獲得提升。但戈拉以責任感或其他的各種理由，回避、拒絕這種自然的感情，當他與蘇查麗達在內心中彼此相戀時，他猶豫彷徨，不敢面對，自我壓抑，甚至自欺欺人。第三，盲目受制于傳統習慣。戈拉是出于愛國，而對印度教的一切都加以維護，把教規習俗當做自身的枷鎖束縛自己，種姓制、不可接觸制、對婦女的歧視都努力遵守，設法尋找理由為其存在加以辯護。盡管他的初衷是出于維護祖國尊嚴，但過于固執，發展到不顧事實，在現實面前碰壁還違心地盲目遵守，這無疑與真理的融合是相悖的。泰戈爾在一篇題為《習俗的壓迫》的文章中寫道：“這也碰不得，那也沾不得，坐要有坐態，走要有走姿，別人的米飯不能吃，別人的女兒不能娶，要這樣起立，要這樣坐下，要這樣走路，指手畫腳地去評論日月之短長，將無所事事的短暫生命割碎，再堆積起來。這難道是我們的生活目標。”

當然，戈拉之所以能在人生中突破小我遮蔽，是因為他身上有著趨向無限自我的動力因素。仔細分析作品，戈拉的這些因素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犧牲精神和闊大的胸懷。戈拉為了印度的獨立解放，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大學畢業后他全身心投入祖國解放事業，深入農村了解民間疾苦，為同胞的屈辱伸張正義，寧愿坐牢吃苦。這種犧牲精神是一種自我放棄，來源于他超出有限自我的博大胸懷，能舍棄生活的享樂，聽從祖國解放事業的召喚，激發起他的熱情和意志。他為打抱不平與警察沖突，被判處監禁，卻放棄保釋的機會，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們在家里舒舒服服的過日子，由于長期養成的習慣，體會不到自由地接觸外面的世界是一種多么大的特權——有許多人，他們要么是由于自己的罪過，要么是出于無辜，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利，遭到禁錮或凌辱。迄今為止，我們根本沒有想到他們，跟他們沒有任何接觸。現在，我要打上跟他們一樣的烙印才出來，決不與大多數裝扮得體體面面的偽君子為伍來保持自己的所謂名譽”。第二，執著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信念是對人生目標的專注，戈拉的愛國熱情來源于他內心深處的信念：印度不僅有偉大的過去，也會有光明的未來，盡管現在的印度貧困、落后、愚昧、迷信，但他深信“另外還有一個真實的印度，一個充實而富足的印度”。他在辯論中說：“我發現印度形形色色的表現和努力中，貫穿著一種深刻偉大的統一性，我為這統一性高興得快發瘋了。我為這種統一性所陶醉，愿意毫不畏縮、毫無顧忌地跟自己最無知的同胞同甘共苦。……我深信印度的深奧精神一定在暗暗地，然而長期不斷地在他們中起著作用”。這種信念成為他靈魂深處的一盞明燈，明亮他的內外世界，使他能心無旁騖，一往直前，在行為上表現出剛強的意志。這種信念和意志對他周圍的人產生無窮的人格魅力，好朋友維納耶感嘆：“多么堅強的戈拉！他的意志多么堅強！他會置人生中一切關系于不顧，以自己的意愿為最高目標，在勝利的旅途上前進——造物主賦予了戈拉如此偉大的天性”。第三，感覺敏銳，以小見大，有一種整體性思維。戈拉看問題不是就事論事，往往通過現象把握本質，從事物間的普遍聯系中看待事物的價值和意義。一個木匠健壯的兒子南德死了，他的腳被鑿傷，感染成破傷風，母親不信醫藥，請巫師念咒而延誤了治療時間。他死于迷信和愚昧。戈拉由此看到的是民族的命運以及肩上的責任：“整個民族都把自己的智慧賣給騙子了。怕神、怕鬼、怕噴嚏、怕木星——什么都怕，沒完沒了。在這個世界上，要為真理進行多么頑強的斗爭啊！……這一切恐怕和騙局就像一塊沉重的巨石，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重，壓在印度上面，誰能把它搬走呢？不管什么傷害我們的祖國，無論傷害得有多重，都一定有辦法治療——治療的辦法就在我們手里。”正是這種敏銳，使他能從特殊把握普遍，能從有限自我透視到無限自我，能縮短小我與大我的距離。

這樣的潛在素質，成為戈拉不斷突破有限自我的基礎，只要外在條件形成某種契機，他內在的大我就會得以呈現，人格獲得提升。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為戈拉人格的演進提供契機，最突出的有三次。首先是走出加爾各答，沿著大干道的徒步游歷。他從城市來到農村，是對印度社會的一次深入的考察，了解到了印度真實的一面，他看到“這遼闊廣袤的印度農村是多么分散，多么狹隘，多么軟弱——對自己的力量何等無知，對自己的幸福是何等麻木，是何等漠不關心！”而正是傳統的教規，把人分成不同的種姓和等級，給人以種種束縛，導致人們的愚昧和狹隘。在游歷中，他對自己盲目遵從傳統習俗產生了懷疑，在穆斯林理發師家里吃飯。他出獄后繼續到農村漫游，對印度農村的貧困、落后、愚昧有了實際的體驗，以他敏銳的天性體會到“傳統習慣只是把人分為各種等級，把不同等級分開，給人帶來疾苦，不愿讓人理智地處理問題，把仁愛遠遠地拋到一邊，甚至給人前進的道路上處處設置障礙。”由此使他對原來固守的正統印度派的立場和信仰體系產生全面的懷疑，“他再也不可能用自己織成的幻想之網來束縛自己了”。其次，與梵教姑娘蘇查麗達感情的萌生。對于異性戀情戈拉一直不屑一顧，看成是事業的阻力，打算終身不娶，但在與蘇查麗達接觸的過程中，她的柔美、睿智、純潔打動了戈拉的心。在理智上，戈拉不愿這份感情發展，但這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愛的召喚又令他難以忘懷。尤其是在監牢中的一個月，“蘇查麗達的身影總是浮現在他的眼前，無論如何都不能把它從眼前趕走，從前有一個時期，戈拉心里沒有想到印度還有女人這一事實，可是現在，因為蘇查麗達的緣故，他終于認識到了這一真理。這樣一個偉大而古老的事實突然全部呈現在他眼前，使他整個強勁的心靈都顫抖起來，仿佛突然受到極大的打擊似的”。正是這份戀情拓展了他的視域，掃除了他在婦女問題上的蔭翳，從蘇查麗達身上看到印度新的力量和希望。最后的契機是他明白出生真相。他原來在血緣上與印度教沒有任何聯系，他一直背負的傳統包袱純粹是一個虛幻的幻影。前面的兩次契機還使他難以從習俗和小我中徹底解脫，甚至陷入更深的疑惑和痛苦中。這一次使他徹底解脫了，以赤裸裸的真誠面對真理，擁抱無限自我。他難以抑制真正解脫后的歡欣與自由的喜悅：“這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竭盡全力地理解印度，可是我處處碰壁——我一直力圖把這些障礙變成信仰對象，為此日以繼夜地工作。……我塑造了一個完善無瑕的印度，為了把自己的信仰完整地保存在她那堅不可摧的堡壘里，我進行了多么艱苦的斗爭！可是今天，我那幻想的堡壘像海市蜃樓一樣，頃刻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我完全自由以后，突然發現自己站在巨大無邊的真實之中，我的心感受到全印度的一切善與惡，苦與樂，智與愚。現在我真的有權為她服務了，因為真正的勞動場所已經展現在我面前，這不是我幻想出來的——這是為兩億印度兒女謀幸福的真實場所。”到此，一個從小我走向大我的完善人格真實地站在讀者面前。小說也至此結束，但讀者可以想象出一個沒有個人欲望，致力于印度各教派、各民族的團結，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平等、自由、幸福的印度而努力工作的完美形象。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不僅沒有種姓、教派、民族之分，甚至沒有國家的區分，他的愛爾蘭血統使他的工作和努力超出了愛國主義，具有國際主義的意義。他為之奮斗的不是國家、民族，而是真理、人類。當他以解脫的自由心態、普世的梵的眼光來看人世社會，自然不為塵世的苦樂所累，而是一種愛、真誠、寬容、和樂的境界。就是作品中安納達摩伊、帕勒席的境界。

理解戈拉形象異說辨識

學界對戈拉形象的理解，有些說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戈拉的矛盾性格”。有論者認為：“愛國主義思想同宗教信仰的矛盾，是戈拉性格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有論者撰專文分析戈拉性格的矛盾與形成原因，得出結論：“戈拉的性格的確是矛盾的，表現出比較突出的雙重性格：他頑固地維護印度教及其十分有害的陋習，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做出讓傳統的印度教徒認為是嚴重違背教規和宗教經典的事情來。”這樣的分析和結論，從作品的表面意思看，確實有道理。但泰戈爾追求的是和諧統一，戈拉作為一個他贊美的人物，其著眼點不在表現他的“矛盾”，而是表現他克服矛盾趨向統一的根本性格特征。泰戈爾贊美戈拉的，是他的統一本性，是他的有限自我與無限自我的和諧統一。當然，戈拉的統一本性不同于安納達摩伊和帕勒席，他們是在小說情節展開前已經完成統一的過程。而戈拉的統一展現了一個過程，正是這一過程構成小說的基本情節。在統一過程中，戈拉存在矛盾，這是事實。但對同一個事實，“矛盾”論者和泰戈爾看到的與強調的內涵卻不一樣。同樣的深夜零點，有人強調是一天的終結，有人強調它是一天的開始。“終結”和“開始”在本質上是相反的。

（二）關于揭示出生之謎的結尾。印度學者圣笈多在其專著《偉大的哨兵——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研究》（漢譯本題為《泰戈爾評傳》）中，對泰戈爾的抒情詩倍加贊賞，對其小說和戲劇頗不以為然。對《戈拉》更是批評有加。其中對于小說揭示戈拉出生之謎的結尾，他認為這是人為地解決矛盾，“假如戈拉能夠通過一場思想斗爭來解決這個矛盾，那么他的故事一定可以成為一部偉大的小說的。但是羅賓德羅那特在這一根本問題上表現了某種惰性；他沒有描繪戈拉內心錯綜復雜的思想斗爭，而是幾乎在思想斗爭還剛剛開始時就機械地讓它匆匆結束。……戈拉是從外面了解到這個秘密的，這并沒有從內部使他發生根本改變，它只是使他擺脫了一切原有的束縛。”這種分析與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正好相反。戈拉事實上在內在精神世界中一直經受著緊張的沖突，整個作品的主要線索就是戈拉兩個自我的較量。出生真相的揭示作為一個關鍵性契機，使戈拉得以完全解脫，實現兩個自我的真正的合一，從狹隘的愛國走向了人類立場，從教派主義走向真正的宗教，從各種習俗的束縛走向服從真理的自由，從經常碰壁的苦惱走向服務民眾的喜悅等等。這些都是戈拉內在世界的深刻變化，怎么能說“沒有從內部使他發生根本的改變”呢？

（三）關于戈拉的愛爾蘭血統與小說思想。在泰戈爾的構思中，戈拉的愛爾蘭血統無疑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情節點”，甚至可以說，是小說展開的基礎。這不僅表現在它是安納德摩伊、克里希那德雅爾夫婦兩人行為性格的前提，也不僅表現在它成為戈拉徹底解脫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泰戈爾在《戈拉》中的思想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愛國”，而走向宗教哲學的“一”。宇宙是一個整體，人類是一個整體，比之于服務國家民族，更重要的是服務真理、人類。但有論者從小說的“愛國”主題出發，認為戈拉的愛爾蘭人血統對主題的表達有負面作用，如“一個印度的愛國主義者典型竟是一個英格蘭人，這就嚴重削弱了作品的主題的嚴肅性。”再如：“泰戈爾把愛國者戈拉處理為一個在1857年全印度大起義中被殺的英國軍官的后裔，無形中變成了對印度人民反帝斗爭的嘲弄。”

我們知道，戈拉的原型是一位愛爾蘭修女——尼倍提塔。這位推崇印度古老文化的外國修女于1898年來到印度，著書向西方介紹印度文化，深入到印度民眾中，扶危濟困，把自己的情感、智慧、財富和所有的一切獻給印度。泰戈爾曾撰專文推崇贊美她的自我獻身精神、高尚的品質、非凡的毅力和旺盛的熱情，稱她為“大眾之母”，從尼倍提塔身上，泰戈爾看到人類一體的東西。這位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外國人成為泰戈爾創作《戈拉》的靈感之一，自然有超越愛國主義的東西融注于作品之中。

（四）關于戈拉的個人英雄主義。國內有論者分析《戈拉》的局限指出：“泰戈爾在小說中，把印度獨立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上層知識分子身上，沒有看到廣大工農群眾的力量，而戈拉這個人物的核心思想，也是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這段文字包括兩個問題：首先對普通民眾的態度的問題。的確，小說中除了戈希布爾村的穆斯林村民反抗靛青園主的壓迫外，小說中的普通民眾表現的都是愚昧、麻木、迷信、落后，以至于一直以自己的虔誠試圖喚醒民眾的戈拉感到無奈和困惑。從泰戈爾的社會思想看，泰戈爾的確認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對于民族解放負有更大的歷史責任。其次，戈拉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述，戈拉被小我遮蔽的表現之一就是他“天降大任于斯”的自傲，很長時期以喚起民眾作為己任，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個人英雄主義”。但在他人格完善的過程中，他的自傲在減少，責任感在增強。他走向民眾，深入到底層，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實的印度”，但他聲稱：“全世界都已舍棄印度，對她百般辱罵，我卻希望能夠和她——這個種姓制度盛行、極端迷信、崇拜偶像的印度——一起受辱”。因而他自愿去坐牢，出獄后常到鄉村漫游考察，到低等種姓人家做客，和他們一起感受印度的現實與命運。應該說，戈拉的本性不是個人英雄主義，他的人格完善過程就是銷蝕個我的過程，犧牲自我、服務大眾才是他的本性。

綜上所述，這些對戈拉形象理解與我們對戈拉形象理解的差異，根本點在于上述論者只著眼于從社會政治的層面理解《戈拉》和戈拉，只停留于作品的表面情節和愛國主義、反帝反封的意義框架內分析研究，這也許與泰戈爾的創作原意有一段距離。

接受美學理論的啟示

按照接受美學的理論，一部文學作品的文本本身具有豐富的“語義潛能”，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賦予作品以新的東西。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對《戈拉》的不同理解不是什么問題。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倒是對中國學界的《戈拉》接受，在社會接受和期待視野的層面上可以作為一個研究題目。不過，我們認為不管運用什么批評方法，理解一部文學作品有三點是很重要的：（1）把握作家創作的原意。不管批評理論怎么變化，“還原”作為批評的一個客觀標準，應該難以否定。（2）全面理解作品的內涵。若對一部作品的主題歸納或人物的分析，只能涵括作品的部分內容，或者是分析的結論與作品中的一些內容相互矛盾，這樣的理解很難說是全面、準確的。（3）賦予作品的未定性以確定的含義，填補文本中的意義空白。這是接受理論特別推崇的文學研究范式，但它不是不顧文本的原有之義而隨意杜撰，而是對作家感受到又還不甚明晰的內容的拓展，是在文本召喚結構下的意義開掘。

以此觀照國內對《戈拉》的評論，很難說是對泰戈爾創作原意準確、全面的理解，更不能說是對其文本“意義空白”的深入掘進，而是停留在社會政治層面的闡釋，顯得表面化和以偏概全。

在創作《戈拉》的同時，泰戈爾寫了一篇題為《現代》的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對我們理解《戈拉》有所啟示：

如果我們只觀察表面，那么我們將會看到，到處有轟轟烈烈的運動，我們稱為政治。但無論我們把它看得多么重要，它仍然不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而假如說有某種東西能喚醒我們的靈魂，那么這種東西只能是宗教。宗教絕大部分力量只能秘密地發揮作用，因而不易被我們察覺；而活躍的政治卻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能看到翻滾于表面的滔天巨浪，卻無法看清楚潛伏于深處的暗流。

也許，注重轟轟烈烈的政治，忽略悄悄浸染的宗教是“現代”的時代特征，這個時代特征表現在文學批評領域，內化為一種集體的期待視野。

從宗教哲學的層面把握《戈拉》，作品中還有很多論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開，這里略作提示，供進一步研究參考。第一，小說中安納達摩伊和帕勒席兩個人物，表現的是泰戈爾思想體系中小我大我融合的觀念和境界，他們以寧靜、寬容、愛來看待社會人世，超越教派、種族、血統的各種束縛，追求真理和自由。第二，小說中還刻畫了一批受到“一切私己主義的沖動，一切自私的欲望”所支配，囿于“自身狹小的自我”的人物：恪守教規，只求自我超度的克里希那德雅爾；逢迎強者、討好洋人、數典忘祖、造謠中傷的哈倫；貪圖小利、只求安穩的摩希姆；庸俗無賴的蓋拉希；虛榮刻薄的沃爾達松德麗等。他們遠離真理，自我膨脹，雖然信神拜神，但內心依然一片黑暗。第三，親證無限宇宙的神秘精神體驗。小說中戈拉、維納耶和蘇查麗達，在他們情感波折，經歷新感受的關鍵時刻，往往都有一次在大自然啟示下，小我與無限大我融合渾然的神秘體驗。這些文字既增強了小說的詩情畫意，更是“梵我合一”神奇境界的藝術展現。

黎躍進，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