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學生曾向古希臘哲學家芝諾求教，他說：“老師，您的知識比我多許多倍，對問題的回答又十分正確，可是您為什么還是對自己的解答有疑問呢？”芝諾并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學生的問題，而是順手在桌上畫了一大一小兩個圓。他用手指著這兩個圓說：“人的知識好比一個圓，圓圈里面是已知的，圓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圓圈就越大，不知道的也就越小。這就是我常常懷疑自己的原因。”

智慧的表達常常需要知識作為載體，但是最終的歸結點還是需要超越知識，這樣智慧才能遠離那些抽象的背景，重新回歸到現實的生活中。文化和知識其實并沒有界限，當你懂得打開心扉去容納、去接納萬事萬物的時候，你的人生就會達到另外一種高度。錢先生就是一位懂得超越知識界限，容納不同內容的智慧文人。

錢先生的西學功力比較深厚。他從小就開始接觸外國文學，青年的時候又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之后又輾轉到了法國巴黎去旁聽。不斷接受西學的教育和西方文學知識的經歷，讓錢先生的西學修養有著超出常人的成就。

錢先生在留學過程中曾經學習了很多門外語，包括西方最重要國家的語種，主要是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這六種外語使得錢先生可以跨越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掌握到最為純正的西方文化，成為錢先生了解西學最常用的六種外語，《管錐編》的寫作就涉及這些外語。事實上從有關材料上來看，錢先生對希臘文和俄文也并非完全不懂。這個條件讓錢先生對西方學術傳統的把握可以做到更全面更直接，盡顯他在治學上的過人天賦。

在錢先生看來，學術上的研究不應該有國界之分。就像在剛開始提到的小故事一樣，在哲學大家芝諾的眼里，知識是不斷推陳出新的，沒有止境。人要懂得超越自己這種狹隘的故步自封的觀念，懂得走出去，才能不斷豐富自己的學識。

早年的錢先生寫過一篇論文《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在這篇論文中，引用的西方書籍雖多，但是文筆卻有些稚嫩，材料應用范圍也大多限制在西方文論著作方面。可能是因為年齡的關系，寫作筆法明顯不如《談藝錄》的老道和廣博。

《談藝錄》分上下兩編，按照錢先生的說法，“上下編冊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錢先生的學術研究是以積累為主的，年齡的差異往往使他的學術風貌也呈現出差異，《談藝錄》上下兩編的文體差異便是一個證明，而錢先生自己也在《談藝錄》下編補訂里說過“當時學問寡陋”之類的話來表示對上編一些論述的不滿。

《談藝錄》上編體現的是中年錢先生的西學功力，而下編則是寫完《管錐編》后老年錢先生的西學功力，下編涉獵了西班牙語文獻，而上編則沒有。錢先生晚年的《管錐篇》在應用西方文學的方面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超過千種的各類不同語言的西方典籍他信手拈來，對西方的很多學術觀點都有了自己的確認，從而可以站在漢語文化學術界的立場上與之進行平等對話。

不過，就從錢先生旁征博引到的西方典籍來看，數量至少也在兩千種以上。在時間上的界定應該是上至希臘的《荷馬史詩》，下至他所處的時代；內容上則是包括了西方兩大文化源流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體裁方面更是沒有限制，包括文學作品、文論、哲學典籍、歷史典籍、宗教典籍、畫論、樂論，以及19世紀以后西方發展出來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如心理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民俗學、基督教神學等。這當中所有內容都是從六大語言文化系統中吸收而來，在時間空間的意義上真正包含了“西方”這個概念。

錢先生在著作中經常使用“彼土”來稱呼“西方”的概念，在他的西學研究中，有著明顯的中國傳統治學的影子。在錢先生看來，東西方文化是相互呼應的，西方文化是闡明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參照物。同樣的，中國文化也是闡明西方文化的一個參照物。對于西學的研究和國學的研究，錢先生的重心是一致的，他并不以國別的不同而厚此薄彼。

容，是海納百川的大度和從容，也是一種人生的智慧與豁達。生活中其實缺少的是一種不驕不躁、虛懷若谷的處世哲學，倘若我們懂得了這一點，一定會對生活有另外一種領悟。海納百川，胸懷寰宇。不是寬泛之寬，也非放任之容，而是襟懷的寬廣，是兼收并蓄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