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和妻子楊絳先生在巴黎一直待到了1938年，這年秋天錢先生夫婦帶著一歲的女兒回到了硝煙彌漫的中國。當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為了避免戰亂，就南遷到了昆明，與南開大學一道共同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錢先生應邀，準備前往西南聯合大學教書，而楊絳先生由于娘家人避難到了上海，母親在逃難的時候去世，三姑母為了保護學生被日軍槍殺，所以她急于回家安慰自己的父親，就和錢先生中途分開了。錢先生去了昆明教學，而楊絳先生則帶著女兒回了上海。

然而，錢先生在昆明的生活過得并不如意，他本身就才高過人，如今留學歸來，學業更是精進許多，但這并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好處。俗話說得好：“槍打出頭鳥。”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熱愛中庸之道的國家更是如此。錢先生并不善于掩飾自己，與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有時還會說一些戲謔的話。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兩個字便盡顯諷刺，放在西方，這是文人的幽默，而在中國，他卻不知因此得罪了多少人。

因而，錢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待了不到一年就離開了。當時錢先生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正好在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可能是因為方便照顧父親的緣故，錢先生就選擇了在這里教書。1941年，錢先生得知清華大學將重新聘請他回去任教，于是他就辭掉了藍田國立師范學院的職務，回到上海，準備在拿到清華大學的聘書后，到清華大學教學。

沒想到的是，清華大學的聘書并沒有如期到來。有人猜測，錢先生是因為受到了排擠，所以才沒有拿到聘書的，因為這樣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發生在錢先生的身上。據說，當時錢先生在離開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當時清華大學校長親自發電報挽留錢先生繼續任教，可錢先生并沒有收到，直到校方又發電報來問他為什么不回梅校長的時候，他才得知之前校長發過電報。兩封信件都“失蹤”得這么湊巧，錢先生是聰明絕頂的人，又怎么會不明白其中的含義。

猜測始終是猜測，誰都不能說這是真是假。真假方面暫且不論，但錢先生骨子里的“狂傲”已經讓他對這份工作產生了拒意。所以，等到陳福田來上海聘請時，他客氣地拒絕了。錢先生選擇留在上海，可是誰也沒想到他在這個地方一待就是八年。

緩步慢行是一種人生姿態，這段時期的錢先生就很好地解釋了這句話的意思。在這困頓的時期里，錢先生完成了《圍城》，這部作品讓“錢鍾書”三個字成為世人景仰的名字。1949年，戰火終于結束了，這年夏天，錢先生被清華大學聘請，回到了北京，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命運對他的戲弄卻并沒有因之前所遭受的苦難而停止。“文革”時期錢先生夫婦被下放到干校，楊絳先生被罰去種菜，而他則擔任干校通信員。十年“文革”，錢先生又寫出了博大精深的古籍考證與評論著作，這便是《管錐編》。

錢先生是一個文人，更是一個智者。清華再次聘請錢先生時，盡管他之前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這次他并沒有拒絕這份工作。事實上，當時錢先生也收到了來自國外的聘書，但他卻選擇留在國內工作。這就好像是當時在牛津大學時他不肯放棄中國的獎學金一樣，他并非無路可走，可是他選擇留在了自己的祖國。留下來，不是為了唱“愛國調”，也不是為了謀什么高職。原因很簡單，他不愿逃跑，他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更不愿意做外國人。

對于這個世界的紛亂復雜，錢先生似乎已經看淡了，看開了，他覺得自己應該在這個亂世中保持著屬于自己的一份獨特而輕松的心態。緩步慢行的世界，不驕不躁的人生，這便是錢先生所追求的境界。放下對權力的追逐，減少對名利的欲望，懂得在生活之中保持著淡然的心態，接受平凡的生活。那么，在對待未來的時候自然就會變得神清氣爽起來。

錢先生是一個真性情的文人。在他看來，如果文人不斷拼命地謀求權力，就會失去了文人的真性情，成為名利的奴隸。互相追捧，互相拆臺，這樣文人永遠都無法真正地擁有內心的淡然。

寧靜致遠，淡然人生。在筆者看來，大多數人的內心都會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真正凈土，它神圣而美麗。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征途，都在不停地追逐著自己的夢想，有人選擇疾步前行，有人選擇緩步慢行。疾步前行的人速度雖快，但可能會錯失路途的美景；緩步慢行的人速度雖慢卻能觀賞到別人沒有看到的風景。很多人之所以會覺得自己不快樂，只是因為沒有把握好自己前行的速度而已。不要太在意一時的得失，不要太在意一時的成敗，做一個淡然緩行的人，這樣的人生其實同樣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