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眼中的東方和西方

石海峻

西方的殖民擴張是世界近現代史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自歐洲人來到亞洲之后，歐亞之間便在對抗之中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了，在經歷了軍事征服、殖民反抗、被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等等對抗性的歷史事件之后，到了20世紀后期，當世界被更為廣泛地聯系在一起時，人們開始關注并討論起“地球村”、全球化的問題了。我們很少注意到，早在20世紀初期，也就是1933年，當印度和英國、歐洲和亞洲正處于對立狀態時，泰戈爾就在《詩人的宗教》中談論起今天所謂的全球化問題了：

在人類歷史的初期，人們最先的社會目的是組織團體，發展成民族。在那個開始時期，人們在地理的圍墻之內集合在一起。但在當今時代，由于交通方便，地理上的障礙幾乎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人們大規模的聯盟不是個人的交往，而是不同民族的交往了。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一個獨特的國家，這國家就是這個地球。這兒，民族像個人一樣，它們必須有自我表現的自由，也必須能有聯盟的結合。人類務必要實現范圍空前寬廣、感情空前深厚、力量空前強大的和諧協調。既然問題很大，我們必須在更大的規模上解決它，要以更大的信心實現人類心中的上帝，要在牢固的世界性的基礎上建造我們信仰的寺廟。

在這段話中，泰戈爾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深刻地思考了民族以及民族之間的交往問題，顯然，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東西方之間的融合與發展。泰戈爾身處大英帝國對印度實行殖民統治的現實之中，他對東方和西方也就是帝國主義與被殖民地之間的文化關系有著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來，他在這方面所作出的思考也并不過時。殖民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了，但殖民主義卻給人們的精神生活留下了深刻而長遠的印記。20世紀末，西方學界在探討全球化問題的同時，也從文化批評的角度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當今生活所產生的或明或暗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從而形成了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的學術思潮。本文試圖借鑒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來審視泰戈爾的文化思想，同時也從泰戈爾的角度對后殖民主義作出一些反思。

英國人從西方來到印度并在印度的歷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在泰戈爾看來，是歷史的進步，因為它給印度帶來了現代文明，喚醒了沉睡中的印度。泰戈爾認為，正是“為了激發我們的熱情，英國人像人世的毗濕奴的使者，撞開破門，進入我們的寓所。只要英國人尚未獲得成功，只要我們不接受世界的種種邀請，和他們一起向前邁進，英國人就會不停地折磨我們，決不會讓我們舒舒服服地睡大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者認為自己擔當起了世界的使命，以軍事征服和商業擴張的手段大肆入侵印度等東方國家，并將西方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泰戈爾并不否認西方文明的先進性，但是，令他深感困惑的是，廣泛開展了二百多年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的西方和東方的關系，不但沒有實現西方殖民主義所標榜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而且，正好相反，東方和西方之間卻處于越來越明顯的沖突和對抗之中。為什么先進的西方文明會在世界上造成如此不安的局面呢？

顯然，東方是從歐洲人那里學到了“人人平等”的文明觀，因此，拉姆莫亨·羅易、拉納德、辯喜、般吉姆·錢德拉等印度現代文化的先驅，都以一種博大的胸懷接受了西方文明，盡管印度人和英國人之間有利害沖突，但他們都克服了狹隘的民族不滿情緒，渴望著印度能夠融入現代世界大家庭之中。然而，泰戈爾說，正當“我們曾準備消滅文明與文明之間的不平等”時，“高尚的教師們卻合上他們的圣經說：東西方之間的不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歐洲啟蒙時代，當亞洲在西方人的眼中還是一片朦朧的遠景時，歌德等西方詩人和作家對印度、中國等亞洲國度充滿了迷人的想象，但隨著西方的殖民擴張，當亞洲裸露于西方人面前時，魯德亞德·吉卜林等詩人則將印度等東方國家看成是“白方的累贅”，并將東方和西方對立起來，認為“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遠不會融會到一起。”吉卜林的這種說法成了西方殖民主義日常話語的組成部分，它就像格言一樣深深地印在西方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即使是對印度懷有深刻同情心的愛·摩·福斯特這樣的作家，在小說《印度之行》的末尾也認為印度和英國好像是兩條平行的線一樣難以融到一起。

從文化心理上看，西方的殖民活動實際上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殖民主義既貶低東方，又離不開東方。一方面，殖民者把被殖民者看成是罪惡的本質，弗朗茲·法農說，在殖民主義者的眼中，“被殖民者被描述為沒有道德感，他不僅缺乏價值觀，而且是反面價值的體現。他是，我們可以大膽地承認，價值的敵人，從這種意義上說，他是絕對的惡。”殖民者回避與被殖民者進行真正的接觸，他們害怕自己被傳染上罪惡，這是對被殖民者的拒絕。另一方面，殖民者又完全依賴于被殖民者，正是被殖民者的“低劣”反襯出殖民者在社會地位、道德和文化身份等等方面的優越感。這種對立的思想實際上使歐洲的殖民者和統治者落入了二難的處境之中，殖民生活使他們難以協調他們本國的政治自由、民主、平等與他們對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壓制之間的矛盾：如果他們真的是為了使落后地區文明化，那么他就會損失自己優越的社會地位，如果民主從他們的本土擴展到他們統治的國家，殖民者就不再能夠保持他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薩特說，殖民體系既想消滅又想擴展被殖民者。因此，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眼中，東方成為另類的、被西方歧視的“他者”，這就是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所重點討論的他者化東方的問題。當愛德華·薩伊德從知識和權力的關系的角度對西方的東方學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性分析時，他發現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使東西方變成了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這種情形一直發展到當代并對我們當前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霍米·巴巴也從法農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中引申出殖民生活對人們日常心理所造成的長期而深遠的惡劣影響：它使“高貴者”更加“高貴”，“卑微者”更加“卑微”。

雖然時隔半個多世紀，但是泰戈爾的政治文化思想與后殖民主義的上述看法多有不謀而合之處，只不過后殖民主義是立足于西方，以對西方帝國主義文化的尖銳批評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而泰戈爾則是立足于印度文化，并對印度與西方對立的根源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惡果作出了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剖析。

首先，從意圖上說，西方雖然打著文明救世的旗號，但西方的殖民行為本身卻沒有任何的崇高性可言，因為西方只是出于殘酷的實利主義、利用強權手段來攫取東方的財富，從而在東方國家中引起了普遍的痛苦和憤怒。因此，泰戈爾說：“西方國家到我們這里，不是懷著創造和團結的想象和同情，而是懷著令人震驚的激情——為獲得統治地位和財富的激情。這種激情僅僅是一種力，它具有分離的成分，沖突的成分。”所以，針對吉卜林有關東西方對立的說法，泰戈爾說：“不錯，他們還沒有露出一點真正合到一起的跡象。其原因是西方并沒有派出仁慈而只是派出機器來和東方人接觸。”

其次，從習慣性心理上看，在殖民時代，西方文化相對于東方文化而言占據著強者的有利地位，這樣西方就傾向于肯定自身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從而以自我的標準來衡量一切，他們并不想理解東方，這樣，“當一個西方客在東方游歷時，他抓住他不喜歡的事情，并寄托于他個人經歷的不容置疑的權威性，迅速利用它們作出嚴厲的結論。”泰戈爾認為，一般來說，人的習性是褊狹的，當人們的習慣心理遭到干擾時，只要有一點不舒服，就會不耐煩并生氣。而“我們一旦有了這樣的習慣：忽略利用我們游歷時來自同情心的相互理解，我們對于外國人的認識就會變得遲鈍，因而在品德評語上就會不公正而刻毒，而在應用時也會表現得自私而傲慢。當代西方人與他們并不認為在家屬關系上有任何義務的人相遇時出現這樣的情況太常見了。”這就是歐洲總是以自己的文明而感到自豪，而與此同時又千方百計地貶低亞洲文明的原因。在泰戈爾看來，東西方之間的沖突和對立緣生于西方思想上的混亂，而思想上的混亂又根源于心理上的根本錯誤：“當人們的心理根本錯誤時，一切制度遲早會產生災禍，今天是國家主義的制度，明天可以呈現為國際主義的樣子。”但不管民族主義還是世界主義，因為思想上出現了問題，所以再高尚、再偉大的主義都會給世界帶來災難的：“腦子受到疾病的侵襲時，病勢最為危急。因為指導與疾病作不斷的斗爭的正是腦子。國家的自私性是一個民族的腦子得了病，那里的國民眼睛血紅，拳頭捏緊，言語、行動狂熱，始終損害著自身天然的恢復力。”

從結果上說，泰戈爾認為，如果是弱者指責強者，那么這種指責并不會給強者帶來什么危害，而強者貶低弱者，有時則會對弱者造成災難。西方殖民主義者所進行的政治上和商業上的擴張——這種擴張經常是使用武力并違背東方國家的利益和愿望——不僅在政治經濟上給被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造成了相互之間的疏遠和對立，而東西方之間的長期疏遠和對立所引起的消沉作用又使人類的情緒變得更為卑劣：“一方是驕傲、貪婪、虛偽，另一方是懼怕、多疑、阿諛奉承——這種消沉作用一直發展，并向我們預示會有世界性的精神上的不幸。”稍加思索，都不難理解，當今世界的各種沖突性的災難都是這種精神不幸的延續和發展。

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和西方的區分以及在這種區分中對東方所表現的輕蔑態度，不僅使世界不平等的關系變成了對立的兩極，而且也導致了印度等落后國家的文化界尤其是青年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不相信甚至是嘲笑自己的傳統文化。當然，西方的殖民主義也引起了東方的反抗和對西方的仇視，因為面對揮舞刀劍的殖民主義者，被殖民者為了自身的安全，便必然要拿起盾牌，這反過來也進一步加劇世界的對立和沖突。

在《在中國的演講集》中，泰戈爾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他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主要表達了印度人民力圖維護自身人格的心聲：“這是對于我們所不斷蒙受的恥辱表示憤慨的心聲。而這種恥辱是那些人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他們并不是東方人，但他們卻習慣于將人類世界斷然區分為好與壞，而判斷的標準則完全根據什么是他們的生活所熟悉的，什么是與他們的生活相異的，尤其在當時更是如此。”

民族主義伴隨著西方的殖民擴張而從西方傳到了東方，所以，相對于西方而言，東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泰戈爾并不贊同對立與對抗，但他認為矛盾的根源在于西方的民族主義。在《論文學》一文中，泰戈爾以詩人的筆觸深刻地揭露了西方民族主義的真實面目：“人的社會世界，就像某種朦朧的星系，主要由迷霧似的抽象物所組成，有著諸如社會、國家、民族、商業、政治與戰爭之類的名稱。在它們的極度混亂中，人被遮蔽，真理被玷污。關于戰爭的模糊觀念，對我們掩蓋了大量的苦難，蒙蔽了我們的現實感。如果迷霧能澄清片刻，民族的觀念就要為駭人聽聞的罪行負責。”顯然，泰戈爾把西方民族主義看成了現代各種仇恨和罪惡所賴以產生的最終根源，這種看法也并非沒有道理。后殖民主義對殖民主義及其對世界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進行批判時，也把民族看成是子虛烏有的存在，正義和非正義、戰爭與反戰爭都可以打出民族主義的口號為自己搖旗吶喊，因此民族主義在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中已逐漸成為需要被跨越和抹殺的對象，民族國家在后殖主義文化批評中也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我們知道，民族本來是一個無法進行科學定義的抽象物，種族、地理、傳統、語言、文化特性，或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似乎最終也不足以決定民族的本質，但人們卻愿為民族而戰，為民族而死，民族主義在文化上所表現出來的主要作用在于創造并強化人們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在歐洲中世紀，基本上是宗教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和精神，而到了近現代，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超出了宗教。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按照科恩的說法，是因為現代民族主義從《舊約》神話傳說中吸取了三種觀念：“（上帝）選民的思想，對遙遠過去共同種族的記憶和對未來希望的強調，最后是民族救世的烏托邦思想。”顯然，在民族主義的神話中，原本是宗教傳說性質的東西現在變得實實在在，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宗教而占據了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拋開經濟上的利益，從文化上看，正是上帝選民的觀念和民族救世的空想使得民族主義染上了“國際主義”的色彩，并激發起了歐洲民族“開化”東方的殖民主義狂潮。殖民者試圖在世界上建立起政治、經濟、文化和精神領域的絕對統治：白人種族是優秀的，他們將拯救其他的世界，使其他世界文明化。

不難看出，與殖民主義相伴而生的民族主義的近鄰是種族主義，它強調白人種族的優越性和白人的職責。早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1859）之前，歐洲就有了生物“存在鏈”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對人進行分類時，歐洲人被自我界定為最優秀的民族，而其他文化傳統的民族則被認定為次等的、退化的或有待進化的類型，充當著歐洲人與動物之間的生物鏈條。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人類進化理論實際上是在為西方的殖民主義鳴鑼開道。泰戈爾反對西方民族主義的同時，也反對西方的種族主義和進化論。他從人類進化史的角度指出：古時候，我們曾是猿猴，這可以從人體的特征上找得到確鑿的證據。但我們豈能忘記，在此之前的遠古時期，我們曾經是樹木！而到了人類進化的最后階段，“人”又被分為許多類別：固體、植物、禽獸、野蠻人、文明人、神，等等。在此，泰戈爾主要是從印度傳統的泛神論觀點來反對西方的種族主義，認為世間萬物皆有人性和神性，因此不存在什么高下優劣之分。他也反對弱肉強食的進化理論，說：“一旦把‘適者生存’這樣一條科學原理當做真理而接受，它立刻就會把整個有人性的人格世界變成一個單調的抽象物的沙漠，在那里，事物由于被剝奪了生命的神秘而變得極為簡單。”

整個世界若真的按照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變成白人化、白人精神統治著的世界的話，那么，泰戈爾說，東方文化中珍貴的遺產就將會化為塵埃，那樣，東方只能笨拙地、無效地模仿著西方，并使自己變得多余、低級、荒唐可笑：“如果她因此失去個性和自下而上的具體能力，她還能對世界的其他地方有絲毫幫助嗎？她的可怕的失敗不是也會連累西方的精神？如果全世界最后都成為一個擴大的西方，那么這樣一個無限笨拙的模擬的現代世界將死去，在自己的荒誕下傾覆。”

因此，泰戈爾不僅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夢想，而且也反對東方對西方的拙劣模仿，反對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當然，泰戈爾這樣做并不是抵制西方文化，他只是在深刻地揭露出與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互為一體的殖民主義噩夢，而對于這場噩夢，當時印度的民族主義并沒有認清其根源和本質，相反，在泰戈爾看來，印度的民族主義恰恰也深深地陷入了這場噩夢之中。

1915年，泰戈爾與甘地第一次相見時，兩人相互尊重，但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兩人的觀點則相去甚遠。甘地強烈地反對西方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毀壞了印度，因此，他不僅以“紡車”抗拒著西方的紡織機械，而且以仁愛、犧牲、良心等非暴力手段來抗拒著西方的野蠻、仇恨和鎮壓，把西方文化看成是罪惡的物質力量的化身。而泰戈爾則反對東西方之間的對抗，他對甘地的民族主義主張也并不贊同。在《泰戈爾的政治思想》一文中，面對當時印度國內到處飄揚著的有紡車圖案的旗幟，他說：“這是一面狹隘的物質力量的旗幟，不發達的機械力量的旗幟，工業衰弱的旗幟。”在泰戈爾看來，代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機械并沒有過錯，我們不能因為受到了西方工業文明的欺凌而因噎廢食，相反，我們更應該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如果全國的智力和實干能力完全積極地運作起來，那么買洋衣來穿不會對自治有所打擊。在樹根里施放進口肥料也不會使樹木變成洋樹。”

甘地主義主張發展印度傳統的農業經濟，認為印度的力量在于鄉村。受甘地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大多數現代印度作家的心目中，城市代表著西方現代工業文明，而鄉村則體現著印度傳統的農業文明精神，他們一方面竭力美化印度傳統的鄉村生活，另一方面也將城市當做了道德敗壞的象征。泰戈爾對印度鄉村田園牧歌般的情調雖然也非常懷戀，但他卻認為現代工業城市的出現是印度的進步，因為“城市本身比起農村來具有更多的優勢。這并不是說國家的生命在城市里有更多的發展，但是國家的力量肯定是在城市里積聚的，并因城市而感到驕傲。”城市的出現使國家具有了充沛的物質力量，城市的發展使印度各地在近現代商業貿易的氣息中進一步聯系起來，使得印度逐步走向現代世界大家庭，而傳統印度村寨式的社會，雖然在名義上是個國家，但它卻像入睡的鎖閉的民宅一樣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個小屋里。現代世界一刻不停地在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泰戈爾認為，印度再也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里安然地過著一種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只有現代城市的發展才能使印度像西方那樣變成一個明亮的世界。

而印度民族主義者卻常常標榜與印度傳統聯系在一起的精神文明，以印度的精神來抗拒西方的物質，好像西方只是物質的化身，而印度或東方則代表著人類的精神，對此，泰戈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緬懷昔日，我們只有精神文明，我們餓得瘦骨嶙峋的前輩們只知道磨礪自己的靈魂，讓它發出無用的微光。這不過是想象而已。”在這種想象之中，印度好像變成了一個由凈修林的祭火和煙霧構成的冥想之國，印度的古老文明也好像只是一團從不接觸陽光和泥土的精神虛影，既缺乏生機又缺乏人性，這樣的印度如何面對日新月異的現代世界？

不過，泰戈爾對印度民族主義最為深刻的剖析還在于，他認為印度是全人類的印度，而不是“我們的”印度，這就從根本上“解構”了印度的民族主義，從潛在的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是對東方和西方之間對立根源的徹底消解。在這方面，他的看法甚至與薩爾曼·拉什迪等印度僑民作家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我們先看看拉什迪等人的說法。文化認同是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討論較多的問題，一些生活在西方的東方移民作家大多存在著一個文化身份問題，他們為了融入西方社會，常常要“解構”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身份。比如，拉什迪對把自己稱為“印裔英語作家”的說法很不以為然，說：“我的新書寫的是巴基斯坦，這該怎么辦呢？‘英國居住的印度—巴基斯坦作家’？拿護照來定作家的身份是多么荒唐。”拉什迪說，自己的印度民族身份本身就是一個混雜體，因為印度文化傳統是一個無所不容的怪物：印度除了印度教徒之外，還有穆斯林、佛教徒、耆那教徒、基督教徒、猶太教徒、英國人、法國人、葡萄牙人、馬克思主義者、越南人，等等。芭拉蒂·穆克吉、V.S.奈保爾和批評家G.C.斯皮瓦克等均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印度并不是一個可以確認他們民族身份的國家，這些移民作家如此“解構”印度，表面上是為了實現他們所倡導的世界主義，實際上則是為了使自己能夠不加區別地融入西方社會。

泰戈爾也主張世界主義，但是他主要是為了反對當時印度狹隘的民族主義而“解構”印度的。在《東方和西方》一文中，泰戈爾說：“這個印度是全人類的印度，我們哪有權力在不適當的時候把英國人攆走！我們是幅員遼闊的印度的什么人？這是我們的印度？那個‘我們’指誰？是孟加拉人，馬拉提人，還是旁遮人？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泰戈爾還從雅利安人、穆斯林和英國人的入侵等歷史事件中得出結論：印度的歷史既不屬于印度教也不屬于伊斯蘭教，當然也不屬于英國人，印度的天下也不是印度教教徒或其他什么人的天下。泰戈爾說：“我們是為了塑造印度的歷史而聚集到一起的，如果我們不能適應歷史的要求，我們就會滅亡。”

如果從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角度來看，那么泰戈爾的上述觀點無疑是反動的，但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時，泰戈爾的看法又具有超越于時代的永恒意義。在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中，人們大肆渲染英國人的貪婪、傲慢和兇殘，泰戈爾認為，即使這些抨擊是屬實的，那么這種罪過也不能全部加在英國人身上，相反，印度人對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因為一些民族主義者對英國懷著滿腔的無名之火，一心想對英國人進行瘋狂打擊。他們的行徑只能促使英國人更加顯示出自己本性中的罪惡的一面，這是被我們印度人扭曲了的英國人的形象。我們必須首先改造好自己，然后才能去要求別人，而目前的情況是，泰戈爾說，印度“在宗教、社會等各個方面自己作踐自己、侮辱自己，沒有以真理和犧牲精神喚醒自己的靈魂。所以本可以從別人那里得到的東西，我們卻得不到，印度因而未能完全實現東西方之間的溝通。我們與英國人并存，卻沒有產生任何效果，我們飽受侮辱和欺凌。以軟硬兩種手段趕走英國人并不能使我們擺脫煩惱和痛苦。印度和英國人在各個領域建立關系，一切對立的可能性就會消失。到那時，在印度就會實現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知識與知識的大匯合”。

泰戈爾認為，歷史上一切災難最嚴重的根源是誤解，因為在我們誤解的地方，我們決不會公正。這話不僅是說給印度人的，也是說給英國人聽的。他認為，否認西方文明是印度人的偏見，同樣，恥笑和蔑視印度文明也是歐洲人的偏見，他渴望著東西方之間能夠進行真正的溝通，他一生都在為此而進行著苦苦的思索和努力，這正如他在《童年》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我的內心里，能夠接受東西方的友誼。我在我的生命中，得到了我名字的含義。”這里，“我名字的含義”，是指作家自己的名字“羅賓德拉納特”（Ravindranath）一詞的含義。這個詞由Ravi（日）+Indra（天帝）+nath（主）三個詞構成，它意味著日出于東而沒于西，有聯絡東方和西方的意義。泰戈爾是一個深受印度傳統文化影響的詩人，印度傳統文化中是不存在悲觀和失望的，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心靈一直在歌唱著：偉大的未來正向我們走來，離我們很近了。我們應當準備迎接這個新時代：“唯有合作、友愛、互相信任、互相幫助，才能使文明顯示真正的偉大價值。”

盡管泰戈爾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非常深刻，對東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剖析也是鞭辟入里，但他畢竟是一個詩人，在他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中詩意的成分過于濃重了，在《詩人的宗教》中，他曾說，如果有人問我：“這個‘現代’究竟是什么東西？”我將回答：“不是從個人迷戀感情，而是以永恒的迷戀愛情來看待世界，這就叫‘現代’。”他對世界和全人類都充滿了無盡的愛，認為人類文明的光芒必將照耀世界，只是在他行將辭世之際，他才最終認識到人類“文明的危機”：

今日，我冷靜地回顧了對歐洲國家的天然文明的信任逐步喪失的可悲過程。推行“文明”統治，導致印度目前最深重的災難，不但是缺少食品、衣服，令人悲哀的教育、健康水平的低下，還在于印度人民中間慘痛的自我分裂。……

最近，在整個歐洲，野蠻張牙舞爪，散布著恐懼。折磨人類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復活，凌辱著人類靈魂，浸染著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風。處于無助的密不透氣的苦厄之中，我們難道不曾獲得預兆？

物換星移，天道無常。英國遲早要放棄印度帝國。但它留給我們的是怎樣一個印度呢？一堆可憐的貧困的垃圾？一百多年的統治之河干涸之時，寬闊泥濘的河床承托著目不忍睹的荒涼？在人生的起點，我由衷地相信歐洲心中的寶藏是文明的貢獻。可是在行將辭別人世之際，我的相信徹底破產了。

泰戈爾于1941年去世時，人類正處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西方文化正在經歷著由粗暴、狹隘、道德淪喪、極端民族主義等惡劣品質所引發的危機。隨后，于1947年印度獨立了，但可悲的是，正如泰戈爾所預言的那樣，趕走了英國人，并沒有使印度擺脫“煩惱”與“痛苦”，印度和英國、東方和西方之間并沒有進入一個真正平等的世界，按后殖民主義的說法，獨立了的印度實際上并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印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還依賴著西方。當世界進入新的千年時，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權心理依然在膨脹，整個世界雖然更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但東西方之間、貧窮與落后之間依然是一個對立的世界，因此，薩伊德不無遺憾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星球環境里，里面有大量的生態、經濟、社會和政治壓力，這些壓力正嚴重地威脅著這個世界的結構。任何人哪怕對這個整體只有模糊的意識，也會驚詫地看到，諸如愛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宗教和種族仇恨這樣的狹隘態度，事實上可導致巨大的摧毀性。這個世界再也經不起幾番折騰了。”按照薩伊德的說法，世界變成今天這樣一個權力與財富懸殊的現實，我們要想把世界上的種種不幸歸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或是第三世界咎由自取等等都是匪夷所思的，如此，薩伊德也只能像泰戈爾那樣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相互依存縱橫交錯的歷史了，東西方之間唯有合作，世界的未來只能寄托于美好的地球村這樣一個無可奈何的烏托邦之中了。

原載《南亞研究》，2002年第1期

石海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