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要“較為高尚的朋友”

梁先生語錄：

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或在社會上所取得的信用資望，與朋友很有關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標準，而決定其在社會上之地位信用。仿佛一個人他自己不能有一個顯著的顏色——自己固然有顏色給人看，可是朋友幫助他的顏色更顯著。

人們到一個地方，見到美麗的風景，拍攝下來，其他人看到照片中的美景，也慕名而來，因此，這個地方慢慢變得很有名。事實上，山清水秀處處有，然而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同樣地廣為人知。做人也是如此，即便才高八斗，沒有朋友的賞識與提拔，可能依然無法耀眼。這就好比是黑夜里的萬物，因為沒有太陽，所以漆黑中分辨不出。當黎明到來，晨光漸漸亮起來的時候，人們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它們的形狀與顏色。

所以說，人生于世，有沒有朋友至關重要。沒有朋友的人，就如滄海一粟，渺小得很。而有朋友的人，就好比是璀璨的星星，即便光芒微弱，也能如碧玉盤中的珠子，閃閃發光。誠如梁先生所言，人自己固然有顏色給人看，可是朋友幫助他的顏色更顯著。因此，人生幾十年，我們不能將自己封鎖，而應當敞開心扉去交朋友。

但是，朋友未必是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人，并不是什么樣的人都能成其為朋友的。可以肯定地說，有朋友固然好，但是朋友不能濫交。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所表達的也正是這個道理。古人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梁先生說：“交什么朋友，就歸到那一類去，為社會看為某一類的人。”可見，人的一生中，有沒有朋友至關重要，而有什么樣的朋友同樣很重要，很多時候，甚至更為重要。

1917年秋天，只有中學文憑的梁先生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講師了，到1924年辭職離校，一待就是7年。這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慧眼識珠。

梁先生與蔡元培先生初識于民國元年，那時梁先生才十八歲，是北京《民國報》記者，而蔡元培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級人物，是臨時政府內閣官員。梁先生采訪臨時政府和國會活動時見過蔡元培先生幾面，因而認識。但如梁先生所感慨的，“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

1916年，梁先生通過當時教育總長范源廉代為先容，晉謁蔡元培先生于其寓所。一見面，蔡元培先生就開門見山地說：“你的大作《究元決疑論》我拜讀過了，有膽識，有立論，見解獨到。我這次到北大當校長，首當其沖的任務是廣羅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來教授印度哲學。這件事你先考慮一下，過幾天咱們再商談，好嗎？”

梁先生立即以淺陋不學推辭，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

就這樣，梁先生次年秋天便去北大任職了。大家都知道，梁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但是，當年他只有23歲，并且世人常以“梁瘋子”揶揄他。這樣的他，能進入北大教書，當然，他的才華是根本條件，但是，若是沒有蔡元培先生的賞識與任用，他也難以得其門而入。更為貼切地說，誠如梁先生所認為的，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或在社會上所取得的信用資望，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標準。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朋友有什么樣的社會地位、資望與信用，差不多可以決定其個人的社會地位、名望與地位。

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人的才華的施展與發揮，未必待時可發。很多時候，機會是等不來的，因此，我們要抓住機會，這樣才能將自己的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我們更要善于發現機遇，并且抓住機遇。真正的朋友的相識也是一種機遇。

比如蔡元培先生之于梁先生，有知遇之恩，蔡先生給了梁先生一個絕好的機遇，而梁先生抓住了這個機遇，因此，他在西洋哲學思想上所具備的才華得以施展出來。“沒有較高尚的朋友，在社會上自己不會被人看高一點。”這是梁先生切身的體會，對我們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啟示與借鑒。

因此，人生于世，我們不僅要敞開心扉多交朋友；同時應看到，要不斷提升自我，就應該交“較為高尚的朋友”，這樣一來，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名望與信用。縱觀整個人生，這不正是通往成功道路所必須的條件嗎？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有較高尚的朋友呢？梁先生提出，能不能有較高尚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氣、趣味如何。

可見，“較為高尚的朋友”當有多方面的要求，不論是情感、志氣，還是趣味上，都要投合才好。

試想，若是兩人性格相差太遠，便難以長久地相處下去，甚至第一印象就會將對方“打入冷宮”，又何談成為朋友呢？

再者，若是志趣不同，便難以投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還有，如若趣味不相投，便難有很深的交情，這樣的人，終究不過是泛泛之交，抑或只能歸為認識一類，無法成其為朋友，更難以說是“較為高尚的朋友”。

所以，人生中，要交到“較為高尚的朋友”，情感、志氣和趣味三者不可偏廢。

生命中，朋友能讓我們不孤單，也能讓我們耀眼。因此，人生在世，我們要多交朋友，但不能濫交朋友，要如梁先生一樣交“較為高尚的朋友”，不斷提升自我，才是智者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