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今天是武漢各界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縣陣亡了的師長王銘章將軍的靈柩，在午前十時運到了漢口。武漢黨政軍各機關、各學校、各民眾團體，都非常踴躍地，到大智門車站去迎接他的靈柩。王師長安睡在靈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覺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謙沖，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夠再向我們表達他的意思的話，他一定要說：“武漢的同胞們，全國的同胞們，你們這樣的優待我，我實在不敢當。我們做軍人的人，殺敵致果，為國捐軀，原是本分內的事，當不起同胞們這樣的厚待。自己實在是慚愧。”我相信王師長一定會說這樣的話。因為凡是忠于職守能夠以身殉職、為國捐軀的人，雖然殉職原是本分，那種人一定是謙和的人。因為他明白大義，辨別義理，能夠在生死關頭保持著他自己的節概，這種人是不會虛驕浮躁的。凡是虛驕浮躁的人，臨到大節大義的關頭處，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說，王師長他一定也很放心。為什么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武漢的民眾，乃至全國民眾，都有辨別節義的精神，對于忠于職守，為國捐軀的人，特別表示崇敬。這是對于軍事勝利的絕好的保障。大家能夠尊敬為國捐軀的人，有職守者有所觀感，一定要見賢思齊，也忠于職守而為國捐軀。一般的民眾，在救亡建國上，都是有責任的，遇到自己的責任關頭，也決不會躲閃，而貽羞于國家民族。全國民眾都能有這樣的存心，那我們要驅逐倭寇，要復興民眾，要建設自由幸福的新中國，那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們陣亡了的王師長，他安睡在靈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戰以來已經十個月，我們雖然淪陷了幾省的土地，損失了無數的財產，犧牲了幾十萬的士兵，更有無數的同胞陷入流離顛沛的苦境，然而我們是有很宏大、很光榮的收獲的。這收獲是什么？第一便是我們有堅決的意志能和敵人抗戰。其次是不僅能夠抗戰，而且還能持久，愈戰愈強。敵人素來是輕視我們的，以為我們絕對不會抗戰。“五七”和“五九”的國恥，便是招致敵人輕視的最明顯的事實。以前的北洋軍閥，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國的二十一條，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脅我們承認。而袁世凱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條承認了，構成了我們整個民族的奇恥大辱。日本人就因為得到了這些甜頭，他常常得寸進尺，一步一步地來壓迫我們，恫脅我們。恫脅原是他所慣用的手段，他始終相信著，我們是絕對不會抵抗的。然而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全國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開始了我們的神圣抗戰。這在敵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們便是一個偉大的成功。

敵人遭受了我們的抵抗，起初仍然堅持他的敵視我們的初心，以為我們是經不起一打，戰事也可以“速戰速決”的。然而戰爭一發動了起來，我軍英勇無比，戰事愈接愈厲，到現在已經打了足足十個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戰事解決。不僅不能解決，而且愈見增加了他的困難。他的軍隊內反戰厭戰的空氣非常濃厚，國內百貨昂貴，公債無法推銷。就拿這發行公債一項來說吧，去年他本打算發行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的，但只發行了十五億元。而這十五億元里面，實際銷出了的不過四億五千五百萬元，其余都還放在日本銀行的倉庫里。所以日本人委實是鬧到了有點腳忙手亂的地步了，這是他所沒有預料到的。這在我們無論怎樣，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收獲。

敵人所最藐視我們的，是以為我們中國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負的是以為他們日本人不怕死。但由這一次的抗戰所得到的結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戰以來，我國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真是不計其數。南苑的佟麟閣、趙登禹兩師長，南口的楊方珪團長，寶山的姚子青營長，忻口的郝夢麟軍長與劉錚磊師長，廣德的饒國華師長，連此次滕縣的王銘章師長，他們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輝燦爛的篇頁。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樣呢？上而將校，下而士兵，都成為強盜軍隊，奸淫擄掠，無所不為，鬧得來連他們自己人都看不慣，都引以為恥辱，往往自行縊死。在縊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紙條寫著“死諫”等字樣，被我們搜出。這種精神上的損失，日本人是無法挽回的。

這兒在我們的面前呈了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便是我們做人的應得如何死。象王銘章師長的死守滕縣，這是一種死法。王師長的死守，使我們軍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帶轉危為安。這種死法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著無上的光榮。象日本兵士因為厭戰而自尋短路的，也是一種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責，然而于大局是無補的。死了等于與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訴過我們說，“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這是一點也不錯的箴言。我們每一個人的確應該加以考慮的，便是我們每一個人究竟死一個怎樣的死。死這個生理現象，一般的人，委實說，似乎都有點怕。但不分質的怕，我看是錯誤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個死，你就怕也是無益，遲早會有你生命結束的時期到來。死是人人所必有的東西，切實的說，死倒應該是人人所有的財產。我們所當考慮的是這個通有的財產，我們應該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個錢，用到好處，便獲得一個錢乃至一個錢以上的用處；用到壞處，不僅是浪費了，而且還要惹出大禍。同是一個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輕如鴻毛，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調度。我們不應該怕死，應該怕我們自己死得不得法。輕如鴻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們應該要寶貴自己的這項財產，并且要時時刻刻準備著在適當的地方使用。假如我們人人都死得來象王銘章師長這樣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嗎？古人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死得其所，的確，人是隨時隨地都應該死的。這樣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復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錢一樣，一個錢被善用了，卻有無數的錢生產出來。這樣的錢，難道我們還怕用？這樣的死，難道我們還怕死嗎？我看做人的秘訣，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業上，時時刻刻都可以和死見面，要時時刻刻都懷著必死的決心。一個人能夠這樣，我看一定可以成為人生的成功者。無謂的死，或做壞人、做漢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銘章師長，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個很光榮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嗎？不，他并沒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實地融化進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續的一天，王銘章師長是永遠生存著的。我們現在追悼他，寧應該慶賀他，慶賀他的成功，慶賀他的不朽。

最后，因為王師長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向四川的同胞們再說幾句話。

我們四川省號稱有七千萬人口，這七千萬的數目和日本的人口數目恰恰相等。論理僅拿我們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對敵的。我們平均作為一家七口計，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壯丁出來當兵，單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萬的兵。這數目是很可以使我們樂觀的。因此，有的朋友說“四川是復興民族的根據地”，這話在生在四川的人聽來，應該感受著光榮，但同時也應該感覺著自己的責任重大。我們要想復興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決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萬的壯丁要有必死的決心。我們要踴躍地應征兵役，并且踴躍地開到前線，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王銘章和他的部下，還有在廣德陣亡了的饒國華師長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線上陣亡了的或正在作戰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們已經為我們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們應該以前仆后繼的精神，跟蹤著前進。要這樣，我們才能夠真切地擔負起復興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們，我們效法王師長，死一個頂有價值的死吧。全國的同胞們，我們效法王師長，死一個頂有價值的死吧。讓我們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進民族的無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