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

中國歷史上有夏完淳這個人物的存在，可以說是奇跡。他生于明崇禎四年辛未（1631），死于清順治四年丁亥（1647），僅僅十七歲。他是江蘇松江縣人，父親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雖然不是東林黨人，但受了東林黨的影響，在地方上起著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滿清入關，他們父子兩人曾屢次毀家紓難，參加并領導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結果依然是失敗。父親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殺，兒子遲了一年，為滿清所捕，在南京被漢奸洪承疇把他殺了。

年僅十七歲，作為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踴躍從軍慷慨殉難，已經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經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詩人。他有一篇萬言的《大哀賦》，死前一年所作，是模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頑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據云“四歲能屬文”，“五歲知五經”，足見他的確是一位早熟的所謂神童。他有遺集傳世，曰《夏節愍全集》，是莊師洛、何其偉、陳均諸人替他收集起來的，合共十卷，又補遺二卷，收集得相當完備。“節愍”是乾隆末年（1776年）對明室死難諸臣的追謚，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為夏完淳所專有。集中所收詩賦詞曲，書緒論檄，各體具備，大率可讀。

但這位少年詩人，盡管在清代受過追謚，也有人為他收纂遺集，卻因他是積極的抗清分子，事跡終不甚為人注意，而詩文也多喪佚了。人了民國，也一直到抗戰發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關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曾發表于重慶版《時事新報》學燈欄），柳亞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傳》（現收入《懷舊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寫成戲劇，我就是這其中的一個人。我的劇本，叫《南冠草》，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為止的一部詩集的名字。在重慶曾經演出，演出時由導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臨死一首詩中的一句——“金風剪玉衣”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跡在抗戰后期的大后方是傳得相當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處，是他很年輕而有很高的文藝上的成就，既長于文藝而卻沒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氣，居然“十五從軍，十七授命”，表現了大丈夫的氣概。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便是他為什么能夠做到這樣。簡單的“神童”兩個字不僅沒有把問題闡明，而且使問題神秘化了。這樣的判斷，我們是不能夠滿足的。我曾經加以解釋，認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與所處的時代有密切關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師長，和同樣聰明的妹妹親戚。他的幼年時代的環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環境。在實踐方面，也同樣受了他的父親夏允彝和師長陳臥子的感召，他們父子師弟三人是同志，父與師都死難殉節了，他為義氣所迫，很自發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國的道路。這教育的力量，時代精神的領導，是值得我們強調的。

但我們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個判斷，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屬于舊時代，他的意識和行動并沒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傳統。不錯，他是忠君愛國的，他的民族意識很強。但他有民族意識而缺乏人民意識，他忠君而不計所忠者為何等的人君？他愛國而不問所愛者是否人民的祖國？他只是在忠與愛的觀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對于滿清固然反對，而對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當李自成人京，把崇禎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鬧其哭廟，夏完淳也正領導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討逆。就連他對于異民族的抗拒，其實也是根據著“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而來，并不是因為異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為裂冠毀裳，雉發易俗，有損禮教。這的確是夏完淳和他的一類型人所受著的思想上或階級上的限制。夏完淳畢竟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實即地主階級）的一個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這樣判斷，或許有人會說我過苛，是拿現代意識來批評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這樣，那我的確是太不公平了，我盡可以被人指責為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但我并不是這樣，我是另外認識了一位與夏完淳同時而比他稍年長的人，拿來做著批評的標準的。這個人是誰呢？就是河南縣舉人，跟著李自成造反的李巖。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雖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敗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終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參加，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充分地帶上了人民意識，而使那革命幾乎成功了。關于李巖的佚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羅得相當詳盡，我要請讀者參考一下，并請把李巖和夏完淳來作一比較，那便可以知道，我對于夏完淳的批評是一點也不過苛的了。

但我在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項近于徒勞的粉飾工作。我因為過于愛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為完美無缺，更加以在抗戰期間有團結內部的必要，當我寫《南冠草》劇本的時候，我曾苦心孤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動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革命結合起來。寫他曾有心去投依張李而沒有達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沒有找出什么痕跡。《大哀賦》上有兩句：“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則西蜀無弦”，我認為上句是隱示李自成，那時李已在九宮山被殺。下句是隱示張獻忠，張那時尚留于西蜀。但這實在是非常勉強的。但我就靠著這非常勉強的證據，在劇本中和劇本的后記中，公然把夏完淳寫成了那樣進步的一位人物。我在這兒實在是應該招認，我是不免有點阿好。其實不必把夏完淳寫成那樣，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進到那一步，我們并不能怪他。我們也可以拿另外一位歷史人物來和他作比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識的人，而同樣缺乏人民意識。當張獻忠入湖南，曾禮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來不肯從賊。張把王的父親綁了去要挾，王自毀乘肩輿而往，結果是張獻忠看他固執，把他們父子兩人同時釋放了。連王夫之都是這樣，我們怎么能夠怪夏完淳呢？不過夏完淳在積極起來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沒有不滿張李等人的痕跡了。這倒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或者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民族意識覺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階級意識是失掉了它的拗扭性的。

現在是更強大的帝國主義侵蝕著我們的時候，而有些人卻比洪承疇還要無恥，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強烈，倒依然是值得我們頌揚的。

1948年8月5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