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雜憶

童年呵！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〇年的后半年，幾乎全在醫院中度過，靜獨時居多。這時，身體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憶的潮水，一層一層地卷來，又一層一層地退去，在退去的時候，平坦而光滑的沙灘上，就留下了許多海藻和貝殼和海潮的痕跡！

這些痕跡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時代的往事。我覺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樂的，開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該得的愛，我都得到了，該愛的人，我也都愛了。我的母親、父親、祖父、舅舅，老師以及我周圍的人都幫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長。二十歲以后的我，不能說是沒有經過風吹雨打，但是我比較是沒有受過感情上摧殘的人，我就能夠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轉的，但我們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斷，來克制外來的侵襲。

八十年里我過著和三代人相處（雖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謝天，我們的健康空氣，并沒有被污染。我希望這愛和健康的氣息，不但在我們一家中間，還在每一個家庭中延續下去。

話說遠了，收回來吧。

讀書

我常想，假如我不識得字，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陰，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把文字這把鑰匙，勉強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歲的時候，獨游無伴的環境，迫著我帶著這把鑰匙，打開了書庫的大門。

門內是多么使我眼花繚亂的畫面呵！我一跨進這個門檻，我就出不來了！

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銳利，而我所看到的書，又多半是很難攻破的。但即使我讀到的對我是些不熟習的東西，而“熟能生巧”，一個字形的反復呈現，這個字的意義，也會讓我猜到一半。

我記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國演義》和《聊齋志異》，這里我只談《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真是一本好書，每一段故事，多的幾千字，少的只有幾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每個“人”都從字上站起來了！看得我有時歡笑，有時流淚，母親說我看書看得瘋了。不幸的《聊齋志異》，有一次因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涼透了，她氣得把書搶過去，撕去了一角，從此后我就反復看著這殘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幾年后我自己買到一部新書時，才把故事的情節拼全了。

此后是無論是什么書，我得到就翻開看。即或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張紙，哪怕是一張極小的紙，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記得當我八歲或九歲的時候，我要求我的老師教給我作詩。他說作詩要先學對對子，我說我要試試看。他笑著給我寫了三個字，是“雞唱曉”，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對上個“鳥鳴春”，他大為喜悅詫異，以為我自己已經看過韓愈的《送孟東野序》。其實“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這四句話，我是在一張香煙畫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點，我又看了兩部“傳奇”，如《再生緣》《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寫的，七字一句的有韻的故事，中間也夾些說白，書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緣》中的孟麗君，《天雨花》中的左儀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還是大團圓。以后我還看一些類似的書，如《鳳雙飛》，看過就沒有印象了。

與此同時，我還看了許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其中就有英國名作家迭更斯的《塊肉余生述》，也就是《大衛·考伯菲爾》，我很喜歡這本書！譯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說他譯書的時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動，而“笑啼間作”。我記得當我反復地讀這本書的時候，當可憐的大衛，從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饑寒交迫的時候，我一邊流淚，一邊掰我手里母親給我當點心吃的小面包，一塊一塊地往嘴里塞，以證明并體會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時被母親看見了，就說：“你這孩子真奇怪，有書看，有東西吃，你還哭！”事情過去幾十年了，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從來沒有對人說過！

我的另一個名字

我的另一個名字，是和我該愛而不能愛的人有關，這個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姑母，只從父親口里聽到關于她的一切。她是父親的姐姐，父親四歲喪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我記得父親說過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親在地上打著滾哭，看來她似乎比我的父親大得多。

姑母嫁給馮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時候，曾跟我的父親到三官堂馮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長得非常的美。坐在鏡前梳頭，發長委地，一張笑臉紅撲撲地！父親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陳的海軍青年軍官——也是父親的學生——結了婚，她回娘家的時候，就來看我們。我們一大家的孩子都圍著她看，舍不得走開。

馮家也是一個大家庭，我記得他們堂兄弟姐妹很多，個個都會吹彈歌唱，墻上掛的都是些簫，笙，月琴，琵琶之類。父親常說他們家可以成立一個民樂團！

我生下來多病。姑母很愛我的父母，因此也極愛我。據說她出了許多求神許愿的主意，比如說讓我拜在呂洞賓名下，作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個名字，叫“珠瑛”，我們還買了一條牛，在呂祖廟放生——其實也就是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還請道士到家來念經，叫作“過關”。這“關”一直要過到我十六歲，都是在我老家福州過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個時期才得“躬逢其盛”！一個或兩個道士一早就來，在廳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壇，圍上紅緞“桌裙”，點蠟，燒香，念經，上供，一直鬧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紙糊的城門似的“關”，讓我拉著我們這一大家的孩子，從“關門”里走過，道士口里就唱著“××關過啦”“××關過啦”，我們哄笑著穿走了好幾次，然后把這紙門燒了，道士也就領了酒飯錢，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呂祖廟在福州城內烏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內有三座山，烏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歐洲七山之城的羅馬的時候，就想到福州！

呂祖廟是什么樣子，我已忘得干干凈凈，但是烏石山上有兩大塊很光滑的大石頭，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這兩塊大石頭叫“桃瓣李片”，說出來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這兩塊石頭給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這個名字（珠瑛）有聯系的東西，我想起了許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呂祖名下和“過關”等，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過拂我姑母的意見，反正這一切都在老家進行，并不麻煩他們自己，也就算了，“珠瑛”這個名字，我從來沒有用過，家里人也從不這樣稱呼我。

在我開始寫短篇小說的時候，一時興起，曾想以此為筆名，后來終竟因為不喜歡這迷信的聯想，又覺得“珠瑛”這兩字太女孩子氣了，就沒有用它。

這名字給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時至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了。

父親的“野”孩子

當我連蹦帶跳地從屋外跑進來的時候，母親總是笑罵著說：“看你的臉都曬‘熟’了！一個女孩子這么‘野’，大了怎么辦？”跟在我后面的父親就會笑著回答：“你的孩子，大了還會野么？”這時，母親臉上的笑，是無可奈何的笑，而父親臉上的笑，卻是得意的笑。

的確，我的“野”，是父親一手“慣”出來的，一手訓練出來的。因為我從小男裝，連穿耳都沒有穿過。記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脫下男裝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說：“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該扎耳朵眼，戴耳環了。”父親還是不同意，借口說：“你們看她左耳垂后面，有一顆聰明痣。把這顆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見我左耳垂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終沒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連緊鞋父親也不讓穿，有時我穿的鞋稍為緊了一點，我就故意在父親面前一瘸瘸地走，父親就埋怨母親說：“你又給她小鞋穿了！”母親也氣了，就把剪刀和紙裁的鞋樣推到父親面前說：“你會做，就給她做，將來長出一對金剛腳，我也不管！”父親真的拿起剪刀和紙就要鉸個鞋樣，母親反而笑了，把剪刀奪了過去。

那時候，除了父親上軍營或軍校的辦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學，他就帶我出去，騎馬或是打槍。海軍學校有兩匹馬，一匹是白的老馬，一匹黃的小馬，是輪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書信的。我們總在黃昏，把這兩匹馬牽來，騎著在海邊山上玩。父親總讓我騎那匹老實的白馬，自己騎那匹調皮的小黃馬，跟在后面。記得有一次，我們騎馬穿過金鉤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時，忽然從一家門里蹣跚地走出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闖到白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親，嚇得趕忙跳下馬來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馬卻從從容容地橫著走向一邊，給孩子讓出路來。當父親把這孩子抱起交給他的驚惶追出的母親時，大家都松了一口氣，父親還過來抱著白馬的長臉，輕輕地拍了幾下。

在我們離開煙臺以前，白馬死了。我們把它埋在東山腳下。我有時還在它墓上獻些鮮花，反正我們花園里有的是花。從此我們再也不騎馬了。

父親還教我打槍，但我背的是一桿鳥槍。槍彈只有綠豆那么大。母親不讓我向動物瞄準，只許我打樹葉或樹上的紅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綠葉或一顆紅果來！

煙臺是我們的！

夏天的黃昏，父親下了班就帶我到山下海邊散步，他不換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線的肩章取了下來，這樣，免得走在路上的學生們老遠看見了就向他立正行禮。

我們最后就在沙灘上面海坐下，夕陽在我們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紅霞滿天。對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濃云，那是芝罘島。島上的燈塔，已經一會兒一閃地發出強光。

有一天，父親只管抱膝沉默地坐著，半天沒有言語。我就挨過去用頭頂著他的手臂，說：“爹，你說這小島上的燈塔不是很好看么？煙臺海邊就是美，不是么？”這些都是父親平時常說的話，我想以此來引出他的談鋒。

父親卻搖頭慨嘆地說：“中國北方海岸好看的港灣多的是，何止一個煙臺？你沒有去過就是了。”

我瞪著眼等他說下去。

他用手拂弄著身旁的沙子，接著說：“比如威海衛，大連灣，青島，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說：“爹，你哪時也帶我去看一看。”父親揀起一塊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說：“現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現在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威海衛是英國人的，大連是日本人的，青島是德國人的，只有，只有煙臺是我們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個不凍港！”

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憤激到這個樣子。他似乎把我當成一個大人，一個平等的對象，在這海天遼闊、四顧無人的地方，傾吐出他心里郁積的話。

他說：“為什么我們把海軍學校建設在這海邊偏僻的山窩里？我們是被擠到這里來的呵。這里僻靜，海灘好，學生們可以練習游泳，劃船，打靶，等等。將來我們要奪回威海，大連，青島，非有強大的海軍不可。現在大家爭的是海上霸權呵！”

從這里他又談到他參加過的中日甲午海戰：他是在威遠戰艦上的槍炮副。開戰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戰友就被敵人的炮彈打穿了腹部，把腸子都打濺在煙囪上！炮火停歇以后，父親把在煙囪上烤焦的腸子撕下來，放進這位戰友的遺體的腔子里。

“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樣，永遠掛在我的眼前，這仇不報是不行的！我們受著外來強敵的欺凌，死的人，賠的款，割的地還少么？

“這以后，我在巡洋艦上的時候，還常常到外國去訪問。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我覺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頭來！你不到外國，不知道中國的可愛，離中國越遠，就對她越親。但是我們中國多么可憐呵，不振興起來，就會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們現在難關多得很，上頭腐敗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視著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縮小了似的。他站起身來，拉起我說：“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一般父親帶我出去，活動的時候多，像那天這么長的談話，還是第一次！在這長長的談話中，我記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煙臺是我們的”這一句。

許多年以后，除了威海衛之外，青島，大連，我都去過。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過，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并沒有覺得抬不起頭來。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是光榮的！

但是，“煙臺是我們的”，這“我們”二字，除了十億我們的人民之外，還特別包括我和我的父親！

一九八一年四月

（最初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