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本文中所謂高等教育者，大體指學術教育而言，即大學與其同列機關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關學術的事，例如大學學生人品之培養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學術之取得，發展與應用的。

在清末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國之學術多靠個人及皇帝老爺一時的高興，其國家與社會之高等教育機關，只有國子監及各地書院，因為府州縣學還近于普通教育。國子監只是一個官僚養成所，在宋朝里邊頗有時有些學術，在近代則全是人的制造，不關學術了。書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講學的機會，有作些專門學問的可能，其設置之制尤其與歐洲當年的書院相似。今牛津、劍橋各學院尚是當年此項書院之遺留，其形跡猶可見于習俗及制度中也。不過，中國的書院每每興廢太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系于山長一人，無講座之設置，故很難有專科之學問。且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經學及史學正在有個專門的趨勢時，桐城派遂用其村學究之腦袋叫道：“義理、辭章、考據缺一不可！”學術既不專門，自不能發達。因此我們不能不想到，假如劉宋文帝時何承天等，及趙宋神宗時王安石等的分科辦法，若竟永遠實行了，中國學術或不致如今日之簡陋。

清末改革教育，凡舊制皆去之，于是書院一齊關門，而一切書院之基金及地皮多為劣紳用一花樣吞沒了。今日看來，書院可存，而書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當時竟移書院中之科目，即舊新各式八股于學堂，而廢了書院，這不能說不是當時的失策。現在我們論高等教育，這個帽子可以不管，因為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習氣以外，沒有一條是紹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不說說歐洲近代大學的演成。歐洲的近代大學可以說有三種含素。一是中世紀學院質素。這個質素給它這樣的建置，給它不少的遺訓，給它一種自成風氣的習慣，給它自負。第二層是所謂開明時代的學術。這些學術中，算學、醫學等多在大學中出，而哲學政治雖多不出于其中，卻也每每激蕩于其中。經此影響，歐洲的大學才成“學府”。第三層是19世紀中期以來的大學學術化，此一風氣始于德國，漸及于歐洲大陸，英國的逐漸采用是較后的。于是大學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隸于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獎金。當清末辦新教育的時代，這一頁，歐洲歷史是不知道的，以為大學不過是教育之一階級。當時的教育既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以富強之目前功利主義為主宰，對于西洋學術全無自身之興趣，更不了解它的如何由來培養與發展。試看張之洞、張百熙的奏折，或更前一期王韜、馮桂芬的政論，都是這樣子。他們本不知道西洋在發財造炮以外有根本的學術，則間接仿造西洋的學術建置，自然要不倫不類的。我們現在正也不能怪他們，以他們當時的環境做出那些事來，比其現在的教育界領袖以今之環境做出這些事來，則今之人十倍不如他們。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個大的學堂。民國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學侈談新學問，眼高手低，能噓氣，不能交貨，只掛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來當時的情景著實可笑。然而昏睡初覺，開始知道有這一條路，也或者是一個可紀的事。從那時到現在，中國也有兩三種科學發達，一般對大學及學術制度之觀念進步得多了，不過，今之大學仍然不是一個歐洲的大學，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即如以先覺自負之北大論，它在今日之混沌，猶是十多年前的老樣子哩！現在似乎政府及社會都感覺著大學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寫下幾件一時感覺到的事。

第一，大學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統中，而應有其獨立之意義。大學也是教育青年的場所，自然不能說它不是個教育機關，不過，這里邊的教育與中小學之教育意義不同。中小學之教育在知識的輸進、技能之養成，這個輸進及養成皆自外來日成之格型而人，大學教育則是培養一人入于學術的法門中的。誠然，中小學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這教授法可以用來使學生自動接受訓練，而大學中也不是能夠忽略知識之輸進技能之養成者。不過，中學教師對學生是訓練者，大學教師對學生是引路者；中學學生對教師是接受者（無論接受的態度是自動的或被動的），大學學生對教師是預備參與者。雖大學各科不可一概而論，工、農、醫等訓練之步驟要比文、理、法、商為謹嚴，然而大體上說去，大學各科雖不同，皆是培植學生入于專科學術之空氣中，而以指導者給予之工具，自試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學生實無分年的全班課程之可言，今之大學多數以年級排功課，乃將大學化為中學，不特浪費無限，且不能培植攻鉆學術之風氣。如大學個成為中學，下列辦法似宜采用：

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人員，以不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為大學課程。

二、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余多采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

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這種基本檢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證，得此項及格證之后，然后可以參與畢業考試。此項及格證在國文系者試作一例，如下：

甲、中國語言文字學；

乙、中國文學史；

丙、中國通史；

丁、中國詩學（詞、曲在內）或辭章學；

戊、一種西洋文學；

己、若干部書之讀習。

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選擇兩三種最基本之科目考試之。

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中無所謂年級。

六、凡可有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為限。

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

第二，大學之構造，要以講座為小細胞，研究室（或研究所）為大細胞，而不應請上些教員，一無附著，如散沙一般。大學中的講課，如不輔以圖書之參用，或實驗之訓練，乃全無意義；而在教授一方面說，如他自己一個，孤苦伶仃的，無助手，無工作室，乃全無用武之地。雖有善者，無以顯其長，致其用。故大學中現在實在尚多用不著高于大學本身一級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質上有關聯若干系必須設一研究所。大學學生本身之訓練，即在其中。大學教授之日進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學畢業繼續受訓練的，自然是好事，有時也很需要。不過，研究非專是大學畢業后事，而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舍如此之組織而談大學教育，只是空話。今之大學，各個都是職員很多，教員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學教授一到校，非講堂及休息室則無立足之地。此等組織，誠不知如何論學問。

大學本身之研究所，與大學外之研究院，也不應是沒有分別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機關，近年皆能努力，若憑理想論去，研究院與大學中之研究所應有下列之分別。凡集眾工作（Collectve work），需要大宗設備，多人做工，多時成就，與施教之職務，在工夫及時季上沖突者，應在研究院，例如大規模之考古發掘、大組織之自然采集等。凡一種國家的職任，須作為專業，不能以有教書責任之人同時行之者，應在研究院，例如電磁測量、材料試驗等。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規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學中僅可優為之，研究院不必與之重復，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學中有學生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勢之不便。如此說來，研究院之研究，與大學中之研究，本非兩截，不過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授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今之大學，請教授全不以資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這真是古今萬國未有之奇談。只是所謂“留學生”，便可為教授，只是不合學生或同事或校長的私意，便可去之。學績即非所論，大學中又焉有勵學之風氣？教育當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決心，則教授問題應該求得一個精切的解決。我一時提議如下：

一、由教育部會同有成績之學術機關組織一個大學教授學績審查會。

二、凡一學人有一種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對此一種學問有若干心得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

三、經上列第二項業績之后，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為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

四、凡有大學教師或教授資格者，任何一大學請其為教師或教授時，受大學教員保障條例之保護，即大學當局如不能據實指明其不盡職，不能免其職。

五、既得有上列兩項資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曾有新貢獻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權利。

六、凡無上列資格，在此時情況之下，不得不試用者，試用期限不得過兩年。

七、凡不遵守上列辦法之大學，教育部得停其經費，或暫不給予畢業證書之用印。

既澄清了大學教員界，然后學術獨立、學院自由，乃至大學自治，皆可付給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賦此項權利予大學教授，無異委國家學術機關于學氓、學棍之手，只是一團糟，看他們為自身的利益而奮斗，而混亂而已（此文寫至此處，急需付印，尚有余義，且待后來再寫）。

（原載1932年8月28日《獨立評論》第十四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