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的苛捐雜稅

“惠而不知為政”的一個教訓，是一切執行政務和作政務設計的人應該刻刻記住的！

給公務員一些苛捐雜稅，總不能說是“惠”罷。然而據我所知，近來在食祿階級中嚷成一片的強迫建設捐，最初發起者本是一番好意，要別人去盡發起者自以為當盡的義務，庶幾可以生活簡單而效能格外大，庶幾可以減少人人自己的“孽”（按，此指sin不是罪過），不幸一到官僚手中，便覺這是一筆財源了，于是乎大有從自動的捐輸，變為法定的征稅之勢。照常理說，凡所謂捐，總該是自動的，強征曰捐，不是法治國的習慣。偏是我們貴國的習慣，捐不由自捐，捐哉捐哉！

一月中，我到南京走了一趟，遇見的朋友無不叫苦。我這些朋友不消說都是公務員，也都是用其專門技能賺飯吃的誠實人。他們說：若認為這是在國難中，應該大家吃一樣的飯，這是很好了，若以為國家薪俸的標準不妥，公然的改革好了。只是這般的把已許人之薪水而又收回，上個月捐東，下個月助西，使人家不知他的進款準數，不是“枉民”嗎？

我覺得這番意思很有道理，我姑申說這番意思。

我想請教一個憲法學家，我們政府的存在，基于何種法權呢？若說是由于繼承，則我們本是革命的政府。若說由于征服，則政府又焉得以愛國責人民？那么，還是免不了那不時髦的老話，我們政府之存在由于公眾之認可。此雖不以代議的制度表現之，而北伐時代各地之望風歸附，殊少神武可矜，雖是以道德的表現此意。既然如此，則政府之與人民，不論何一類人民，行動上應以“公約”為標準。此以國家之制定薪俸額，雖是頒布命令，實等于簽訂契約。契約付給公務員者，若不經對方之同意而剝奪之，則英美法治的國家必認為是“大路上行劫”。標榜法治，標榜近代化的政府，在這一點上要想想看。

現在公務員的薪俸標準，誠然不大妥當。最高級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歐洲國家少，而最低級僅數元，相懸太遠。按之國民經濟情形，重新制定一個比較合理的標準，是該當的。任意興捐卻是不該當的！國家本有改革命令的自由，卻沒有強迫剝奪公務員法定利益的自由。

我曾經問過一位當局，這樣的建設捐能省幾何，他說：一年約三百五十萬。為這三百五十萬費如許多的事，冒如許多的不韙，是值不運的。用這三百五十萬建設，是建設不出何等事業的。在政治的作用上，是有害無益的。且看這樣建設捐一經實行，受影響者是何人。據報紙的報告，已決定的辦法如下：一、百元以內者不捐；二、百元以上者用累進率；三、累進率甚大。例如薪額五百元者，應捐一百二十，加以原有之二十五元黨員所得稅，共捐一百四十五元，薪水便是三百五十五元。照這辦法實施，小薪水者可免，猶算差強人意，而大薪水如八百元者，捐上二百元，猶無大礙，其有公費者，尤不受影響。所苦者只是專員技正，或上至司長下至科長一格的薪水，而大學教授恰在其內。這一階段，在容納專門技術人才的政府中，是極重要的，在近代式的政府中，是處理事務及發展專門事業或推行專門教育所必須依賴的。剝奪者偏是這一輩人，而大老官們無恙，豈可謂平？最近報上登載實業部吳鼎昌部長提議專門技術人員之待遇，應酌量變通一般公務員薪俸標準之限制，不受銓敘資格之限制，以便專門人才初任時即可給以適合其能力之報酬。我想，一個近代式的衙門，若想辦理得名副其實，能舉行近代式的政務，應該大多數是專門人才，甚少數是一般官吏（寫字匠一類除外），上文所說專員技正或上至司長下至科長包括大學教授一個階段恰是，至少當是，所謂專門技術人才。此一提案頗有其不可抹殺的理由，若一看銓敘規程，尤當痛覺若干現行規定之無理，而痛覺此舉之必要。然而這個提案，在行使上似乎是與另一位部長所提議的建設捐是背道而馳的。從此可知我們的政府還談不到一貫的政策。

這樣辦法的建設捐，施行后在公務員身上得何等效果呢？我想，必然地有下列結果。第一是怠工，至少也要減少工作的效能。政府權貴應該知道，誠實勤懇工作的人，必須安頓在較安定的生活上，不看重他的薪俸的公務員，每是不安分的公務員。不看重薪俸的公務員中，雖然也有中國式的理學家，中古式的圣人，古典式的斯多伊克，但這樣人至少要在千人萬人中得一人。不安分的公務員，對于這樣“摸口袋”辦法，或不過付之一笑，然而安分的公務員卻不免疾首蹙額。因為中國社會，中國家庭，本與西洋不同，一人所入，多人共之。既宣布其薪額，自照此薪額作打算，既非因罪罰薪，又非不才失業，無端的每月作一緊縮計劃，心中自然不平。每次領薪時，便是一回惱怒。“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言其勞也。“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謫我”，言其苦也。正心誠意之命未行，離心離德之患先見。更有甚于此者，服務心不堅者，因此必別求救濟，即無異為取巧兼差增一絕大策動力。公務員不當向國家取巧，所以凡公務員皆應用百分氣力從其職守。國家不當視其公務員如草芥，所以政府不當在公務員的薪水上，打經常法律以外的算盤。有句俗話：“又要馬跑，又要馬不吃草”，是不可能的。馬不好，換它；馬不跑，打它跑，扣草卻也是不當的。所以算起總賬來，這樣子捐，還是政府吃虧。

這一個問題，不該輕輕放過者，除上文所說“遵守契約”一個近代主義外，尤有一個要義。近代政治機構之運用，大多靠專門技術人員之為國家服務者。以德國為例，自帝政至今，由假立憲經共和到真專制，滄桑之變無數，然而其國家政務依敘進行不斷者，因為內閣雖變，官廳不變，政策雖變，事務不變。在常變的政府中，有一不變的政府，即“秘務參議”（高級公務員常得之官銜）集團是也。此一現象，在德國固甚明顯，在英法亦何嘗不然。誠以必須如此近代式的處理專門政務，才可以辦到。在中國有心人正當養成這一類的機構，使之精而益精，何苦為此建設捐，使之愈不上軌道？

至于與公務員待遇有關的財政整理政策，我也想到幾件。

一、闊官們的分外待遇，真正太不成話了。

所謂公費，少者二三百，多者二三千，都是變相的薪水（至少大部分），這是公認不諱的。兼職不兼薪，卻可兼公費。若說一部分的長官，應有公費，其數目亦應大減，最好是實報實銷。至于長官以外的公費，現在有的部署下及司長，是大可一筆勾銷的。尤有所謂特別費者，尤是不可知之謎。如前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之此項費用，每月八萬，在去夏“冠蓋往來”中成為平津一般談資者，即其一例，其實此類多矣。此等費用向不報銷，于是人言嘖嘖。我想不到這類費用為何不可報銷？如求關防嚴密，盡有關防嚴密之法。例如組織一特殊機構，審查此項報銷，附于監察院，或中政會，責以嚴守秘密有何不可？外國政府慣用秘密會，也是有報告的。至于大官及次大官的個人享受上，若掃蕩一下，也大有可觀。如所謂官舍及官舍中之“勤務”（有時包括廚夫，或言并有女仆）及官舍中一切雜費與用具。薪水既高，公費又大，何須更添這些腐敗事跡？如把這些事件徹底清理一下，一年增加收入，豈止三百五十萬而已！

二、重訂公務員薪俸標準，使其上下相差不如今之大，以長官之闊綽，分潤下層之書記辦事員。

果然我們政府取一個社會主義的立場，大可把二百元以上的薪水一齊勾銷。這是正正堂堂的辦法，絕不同于建設捐一類近于欺騙的把戲，公正人應該不怨的。如嫌這法子過于積極，則將薪俸數目縮于五百元至五十元之間，未嘗是辦不到的方法。

三、推行普遍的所得稅，而取消所謂黨員所得捐。

所得稅本是一個文明的稅則，可以調劑貧富，早該實行了。而黨員所得捐，本是北伐時代助黨務工作及軍務之捐輸。今日黨費出自國庫，大可不必繼續揩油了！

其實說來，裁些無用或不工作或重復的衙門，裁些無用的官，比這些建設捐把戲要急得多。國家財政縱不能因開刀而裕如，國家體面政治效率要增高得多了。

（原載1936年2月9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