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大和七年(833)春詩人奉沈傳師命由宣州、經建康往揚州聘問牛僧孺,詩即作于往返途中。
前二寫千里江南之明媚風光,妙在十四字中包舉山水、城鄉(村郭)、花鳥、紅綠等等,得句又自然渾整。楊升庵曾對“千里”二字表示不然:“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何文煥駁曰:“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即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是可以思接千載而視通萬里的,楊升庵一時胡涂也。
后二之妙在寫最具特色的江南煙雨,以煙雨樓臺映襯明媚春光,筆致靈妙,馀音悠遠。且于寫景有弦外之音,南朝統治者多佞佛,一朝有一朝建筑,無怪江南佛寺之多也(四百八十乃數目堆垛,是杜牧慣用的營造氣勢的手法)。
造寺者佞佛乞求保估的目的沒有達到,而點綴在山水紅綠之間的這些金碧輝煌的佛寺,卻形成一種特殊的人文景觀,為江南之春生色不少,這實在是太有意思了。這一重詩味不是政治諷刺,而是對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玩味和沉思,而這沉思又是和詩人對自然美的歌詠水乳交融,也就更加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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