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

關于地方自治與憲政之間的關系，梁啟超在《政聞社宣言書》中有明確的表述，認為地方自治是歐美各立憲國之基礎。其實，早在戊戌變法前后，梁啟超在湖南宣傳變法之時，即隱約透露了地方自治的些許信息。他在《論湖南應辦之事》一文中指出救中國必興民權，“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民智如何能夠提高，他的回答是先“興紳權”。具體做法是參用三代的鄉官制度和西人的議行分權的辦法，讓當地鄉紳議出該鄉、該縣、該府、該省的興革事宜，然后交有司執行。中國和西方的做法不同之處就在于西人以該法治一國，而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可以看出，梁氏的論述實包含了西方地方自治之精神。

梁氏在《政聞社宣言書》中指出了實行地方自治的幾大好處。首先，推行地方自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中央過于干涉地方之危險，由作為國家機關的地方自治團體來議決地方興革之事，較中央之干涉更能維護地方利益，也更符合地方之實際情形，較中央之謀劃為周到。其次，推行地方自治，可以使人民在小團體中練習其政治能力，可以喚起他們對政治的興趣，達到逐漸培養人民良好政治習慣的目的，對于整個國家的政治改良多有裨益。具體到中國，幅員遼闊，且非聯邦，雖然小的自治團體與西方無甚差異，但到省級的自治團體，與西方諸立憲國整個國家不相上下，這增加了在中國推行地方自治的難度。所以在當時中國，推行完備的地方自治制度，是最切要但也是最難的問題。鑒于此，他所領導的政聞社就將“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作為其政綱之一。對地方自治的重視，梁啟超終身堅持。就是在晚年的《歐游心影錄》中，尚有“自治”專節。

綜上所述，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在法律領域也有較為系統的見解，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應該加強研究，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