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大辦銀行的真意

甲午戰爭前，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興辦的近代企業是以軍火工業為主體，只是在后期才在采煤、冶鐵、紡織等方面創辦了一些民用工礦企業，此外在郵電、交通方面創辦了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但新式銀行業卻一直沒有開始創辦。

甲午戰爭后，官僚資本出現了向金融業發展的趨勢。1897年5月創立的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就是官僚資本企業。自此以后，銀行興辦不斷增加。到1911年共設立17家。以后在1912—1927年間共設立186家，平均每年設立11家。

在中國新式銀行興起過程中，也和甲午戰爭前中國近代工礦業產生過程中的情況一樣，官辦、官商合辦的銀行占有重要地位。中國通商銀行就借過官款，并由清政府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還委托它代收庫銀。第二個銀行是1906年創辦的戶部銀行。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1911年后改稱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官商合辦，很長時期是中國自辦的一家最大的銀行。它是國家銀行，負責鑄幣發鈔，代理國庫，總攬全國金融。

第三個銀行是1908年經郵傳部奏請設立的交通銀行，官商合辦，以掌握郵傳部的“輪、路、電郵”四政為使命，是僅次于中國銀行的一家大銀行。此外，1907年創辦了浙江興業銀行，1908年創辦四明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也是官商合辦的。

在北洋政府時期，1917年設立的金城銀行，是“北四行”中的主要銀行，實權掌握在北洋政府大官僚吳鼎昌、梁士詒、徐樹錚等人手中。1919年設立的中國實業銀行，是當時國務總理熊希齡、財政總長周學熙、中國銀行總裁李士偉等人發起，根據財政部的命令創辦的。當時北方金融勢力強大，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華匯業銀行(中日合辦)，中華懋業銀行(中美合辦)、大陸銀行、金城銀行等，都是力量較強的銀行，而這些銀行中，軍閥官僚的股本占有重要地位，他們往往在這些銀行中擔任董事和監察人等重要職位。

由上可見，甲午戰爭后興起的銀行業中，官僚資本占居重要地位。北洋軍閥之所以更多地投資于金融業，自然是由于投資金融業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當時金融比較發達，出現很多銀行，但這并不是經濟發展需要的結果，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發行公債引起的。當時北洋政府財政十分困難，如何解決，除舉借外債外，主要辦法就是發行公債和向國內銀行借款。發行公債有很高的利息，還有折扣，銀行從事這項業務，可以得到很大好處。北洋軍閥官僚就利用其政治、經濟、軍事權勢，競相組織銀行，以銀行來代理政府發行公債庫券，以賺取高額利潤。當時一些官商合辦銀行，如中國、交通、勸業、邊業、農商、中國實業等，都有大量軍閥官僚的投資。

1927年以前，官僚資本的銀行控制工礦企業的情況已經出現。如1919年，安徽蕪湖裕中紗廠的股東有官僚軍閥陳紹吾、李伯行、劉晦之等;其中李伯行既是裕中紗廠的董事長，又是中國實業銀行的大股東;劉晦之則是上海實業銀行的經理，所以裕中紗廠的實權是操在官僚資本的銀行手中。

銀行金融業的旨意在于通過本身的業務活動，為繁榮經濟服務，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遺憾的是，北洋政府大辦銀行，使銀行成為單純搜刮財政資金的工具，成為軍閥官僚賺取高額利潤的手段。這個事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洋軍閥統治的腐朽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