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爭

1．楊度的國家主義立法理論

國家主義是與家族主義相對立的法派的法律思想。資政院議場議決新刑律時，由楊度提出。他認為，舊律與新刑律在“精神上、主義上”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前者依據家族主義，后者依據國家主義。立法要以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是維護家族利益為出發點。因為他所指的“國家”是君主立憲的國家，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要以西方法制的原理原則而不是以傳統禮教原則立法。

（1）家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所謂家族主義，就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國家制度。國家“以家族為本位，對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對于國家的犯罪。國家須維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憑借，以維持社會”。家族制度的特點是嚴定家族內部的尊卑等級，“一人犯罪，誅及父母，連坐族長”。由此而產生家族責任，“國家為維持家族制度，即不能不使家長對于朝廷負責任。其誅九族夷三族就是使他對于朝廷負責任的意思”。家長既然要對朝廷負責任，“在法律上就不能不與之特別之權。并將立法權司法權均付其家族，以使其責任益為完全，所以有家法之說。所謂家法者，即家長所立之法，此即國家與家長以立法之權”。形成這種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為國家“要持家族制度以保護國家與治安，故并立（法）司法之權以付與（予）家長。故家長對于一家之中，可以行其專制之手段，有無上之權柄”。這種制度實行的結果，造成家庭成員沒有獨立的人格，“無論四五十歲之兒子，對于七八十歲之父母，絲毫不敢違犯”。

所謂國家主義，則正好與家族主義相反。它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國家制度，“國家對于人民有教之之法，有養之之法。即人民對于國家亦不能不負責任。其對于外，則當舉國皆兵以御外侮，對于內則保全安寧之秩序。必使人人生計發達，能力發達，然后國家日臻發達，而社會也相安于無事”。人民對國家負擔義務，國家保證人民有法律內的自由權利。“法律對于人民有成年不成年之別”。在沒有成年以前，他對國家的一切權利義務，全部交給家長代替行使，但到成年后，家長就要把這些權利義務還給他本人，由他本人行使，不能代替。

（2）由家族主義而漸進至國家主義

根據進化論，楊度認為，一切國家都有家族制度的階段。歷史上所有國家的政治法律都經歷過家族主義支配的時代。區別僅在于，有的國家制度發達較早，很快由家族主義進至國家主義；有的則發達很遲，到現在還是家族主義。中國就是國家主義發達很遲的國家。

他闡述中國國家主義所以發達很遲的原因說：中國古代無所謂“國際”的概念，國家就是天下，天下就是國家，國家與國際的概念混而為一。各代帝王“只要維持社會，即足以保國家之治安，并無世界競爭之必要”。所以家族制度在這個時代，是適于統治的制度。正因為這樣，所以“二千多年之法律，均本于秦”。這種家族制度法律，完全能夠達到維護社會治安的目的，所以國家主義在中國遲遲不能發達。

歷史發展到現在，國家與國際的概念大明，列強的弱肉強食，嚴重威脅中國的存亡。家族主義造成了中國的貧窮落后，變家族主義而為國家主義，是中國由弱轉強的迫切需要。

他論證說：號稱四億人口的中國，為什么不能和外國相抗？原因就在于這四億人口“只能稱四萬萬人，不能稱四萬萬國民”。他們“都是對于家族負責任，并非對于國家負責任”。四億人分兩種：家長和家人。家長對家人負有特別的權利、義務。家人“不僅對于國家不負責任，即對于家庭亦不負責任”。家庭義務全由家長一人負擔，所以，人口雖有四億，但是“自國家觀之，所與國家直接者亦不過是少數之家長而已。其余家人概與國家無關系也”。

這少數家長，不管是做工還是經商，都有家庭負累。他們更多的是盡家庭的義務，負養活妻和子的責任，而不是盡國家的義務，負國家興亡的責任。他特別論述家長中做官吏的部分人。按道理說，他們對國家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其實不然，他們“與其說對國家負責任，無寧說對家族負責任”。他分析說：人們所痛恨責備的貪官污吏，為什么會貪污呢？“無非是有妻子之累，內顧之憂”。他們做官完全是為了取得養活妻子的資財。因此“只要得幾文錢以之養家足矣，與國家本無關系也”。但是，如果從家族主義的觀點看，對這種貪官還不能十分責備，“因為他對于國家雖是貪官污吏，而對于家族卻是慈父、孝子、賢兄、悌弟”。

總之，由于中國大多數人對于國家沒有直接的權利義務關系，對國家興亡不負責任；少數家長雖有責任，但又力所不及，為官作吏的家長，雖為貪官污吏，但又是慈父、孝子、賢兄、悌弟，所以中國雖號稱四億人口，也不能與外國相抗而屢敗。“中國之壞，就由于慈父、孝子、賢兄、悌弟之太多，而忠臣之太少。”

世界的發展，都由家族主義進至國家主義。中國只有行國家主義保護人權，才能使人民“群策群力”，使國家“漸圖恢復，不致受滅亡之災禍”。否則，就會“民氣消阻，振起無由”。新刑律草案刪去舊律中的故殺子孫、干名犯義、違犯教令及親屬相毆等諸條，正在于保護人權，維持家族主義，并使之演化為國家主義。

所以，從國家的前途出發，必須將國家主義作為改定法制的宗旨，以便使家長由慈父、孝子、賢兄、悌弟變為國之忠臣，使家人有獨立生計、獨立能力。國家給他們“營業居處言論等等自由，使其對國家負責任”。這樣，他們就由“人”進到了“國民”。新刑律正是本此宗旨，減少了家族制度的條文，使之向國家主義轉變。

2．勞乃宣的家族主義立法理論

楊度的國家主義論，轟動了資政院議場。勞乃宣首張撻伐，批駁國家主義。

（1）家法政治的中國國情

為了論證家族主義適合于中國，勞乃宣首先提出法律的起源問題。“法律何自生乎？生于政體。政體何自生乎？生于禮教。禮教何自生乎？生于風俗。風俗何自生乎？生于生計。”農桑、獵牧、工商三種經濟類型，產生三種類型的風俗禮教政體，從而產生出家法、軍法、商法三種類型的法律。

農桑之國的人民，有固定的土地，固定的住所，全家人都“聽命于父兄”的安排，“父兄為家督而家法以立。是家法者，農桑之國風俗之大本也”。禮教政體都從家法中產生出來，君臣關系等于父子關系，“其分嚴而其情親，一切法律皆以維持家法為重。家家之家治而一國之國治矣”。在這種法律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天下由此而太平。

獵牧之國的人民，沒有固定的住所，“結隊野處，逐水草而徙居”，必須有兵法約束才能謀生存。“人人服從于兵法之下。是兵法者，獵牧之國風俗之大本也”。他們的禮教政體從這種兵法中產生出來，君臣關系等于軍隊中將帥與士兵的關系，“分嚴而情不甚親”。這種國家的“一切法律皆與兵法相表里”。約束很嚴而簡單易行，合于用兵之道。

“工商之國，人不家食，群居于市。非有市政不能相安，故人人服從于商法之下。是商法者，工商之國風俗之大本也”。他們的禮教政體都由商法而產生，君臣關系是一種雇傭關系，“情親而分不甚嚴”。君主形式的國家就像獨家商業公司，民主形式的國家就像合資商業公司。“一切法律皆與商法相表里。凡所為尚平等重契約，權利義務相為報酬，皆商家性質也。”

他認為，“風俗者法律之母也，立法而不因其俗，其鑿枘也必矣”。中國是農桑之國，風俗禮教政體都從家法中產生出來，所以政治必須“從家法”，而不能用朔方的軍法和歐美的商法；刑律必須維護家法，而不能維護軍法和商法。“今欲以歐美之商法政治治中國，抑獨可行之無弊乎？”

（2）中國立法應本乎中國固有之家族主義

針對楊度使民愛國必須破壞家法之說，勞乃宣認為，中國人但知愛家不知愛國，根源不在家族主義而在秦以后的專制政體。秦以前的“春秋之世，正家法政治極盛之時也，而列國之民無不知愛其國者”。例如，著名的鄭國弦高送牛犒師，越國亡于吳國后，越人舉國一致復興越國，等等，“國人莫不毀家以衛其國，家法政治之下，民何嘗不愛其國哉”？只是到了秦代，行專制政體，“一國政權悉操諸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預聞”。久而久之，才使今日之民不知愛國。因此，“以歐美尚平等、重權利之道”取代家法政治，是大誤特誤。

再以西方而論，“歐美之民何嘗不愛其家哉”？所不同者在于西方家庭和中國家庭的范圍不同而已。“中國之家以父子為范圍，西國之家以夫婦為范圍，西國之一家，猶中國之所謂一房，而其為有家則一也”。因此，認為西方人愛國是由于沒有家庭觀念，此論不能成立。西方人愛國，在于人人“深明家國一體之理，知非保國無以保家”。為什么他們能明白這一道理呢？原因在于他們行“立憲政體，人人得預聞國事，是以人人與國家休戚相關”。中國已行預備立憲，只要“假以歲月，加以提撕，家國一體之理漸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皆知保國正所以保家，則推知其愛家之心，而愛國之心將有油然而生，不欺（期）然而然者”。這樣，法派“謂必破壞家族主義乃能成就國民主義不亦傎乎？”

勞乃宣還認為，中國“三代以上之法，正家族主義、國民主義并重者也”。這就是現在世界各國最崇拜最推重的軍國民主義。他們的“所謂新法，其法理之原，固我國所固有也。修其廢墜，進以變通，不待外求而道在是矣。何必震于他人之赫赫，而皇皇焉棄其所學而學之哉”？

綜合上述，他最后得出結論：“居今日而談變法將何適之從哉？曰：本乎我國固有之家族主義，修而明之，擴而充之，以期漸進于國民主義，事平功倍，莫逾乎是”。

辛亥革命的槍聲，打斷了禮法雙方的互相辯難。民國以后，這種規模的正面沖突雖然沒有發生過。但是，小規模的爭論可以說從未間斷，甚至出現原法派健將轉向禮派的情況，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蘊蓄著極深的社會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