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化·多種形式并存的文化教育體系·東北的儒學教育體系

(1) 儒學教育體系的形成

學校教育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以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傳授生活知識和生產技能為主要內容的自然形態的原始社會教育已逐漸從社會生產和其他社會活動中分離出來。隨著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出現了正式的學校教育。據文獻記載，我國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夏朝就已經有了固定形式的學校，到西周時，奴隸社會教育發展到了成熟階段。西周有比較完整的學校教育系統，學校就設在政府里，政府官吏就是學校的教師，官師合一，政教合一，奴隸主階級壟斷文化教育是奴隸社會文化教育的特點。春秋戰國時期，由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周天子逐漸喪失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我國歷史進入了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變革的過渡時期。文化教育領域也突破了學術官守的奴隸制教育體系，私學應運而生，出現了儒、墨、道、法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被后世的統治者所接受，成為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教育的理論基礎。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教育是政治的輔助手段，具有統一人們的思想，改良社會風氣，鞏固國家統治的作用。他們希望通過實施學校教育培養統治階級所需的合格人才，籍此來實現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秦始皇統一全國后，采取焚書坑儒、嚴禁私學等過激措施維護其一統天下的專制集權政治，客觀上阻礙了封建文化教育事業的正常發展。漢代建立后，至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文化教育領域的正統地位。漢代始追封孔子爵位，在學校舉行祭孔儀式，這些活動都相沿下來成為慣例。孔子被謚為公為王為圣，孔氏一門的地位煌煌堪比帝王家，受到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尊崇。漢代政府在京師創設太學，太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和示范性學校，地方按漢代行政區劃設立地方官學。漢代的中央地方兩級學校教育制度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學校教育體系的基本格局。漢代的學校教育以經學為主，尊孔與讀經結合在一起，學生主要學習《詩》《書》《禮》《易》《春秋》(簡稱五經)等五部儒家經典。至此，以尊孔崇儒為特征的漢族封建教育體制形成了。

(2) 早期東北民族的漢化教育

漢代封建文化教育體制形成后，它在東北的傳播、實施和發展首先是通過高句麗、鮮卑、渤海等幾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來完成的。高句麗是東北境內的古老民族，很早就與中原王朝發生接觸。高句麗建立的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之間既有政治上的依附關系，又有戰爭和沖突。高句麗長期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國內通用漢字。高句麗貴族注意對漢文化和儒家經典的學習，奉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漢朝的中央、地方兩級官學教育體制，在中央設立太學，招收貴族子弟入學，地方有扃堂，是世家大族子弟讀書的場所。兒童啟蒙教育以學習漢字書法為主，升入太學或扃堂后研讀經史和文字學方面的書籍。據《舊唐書》記載，高句麗的學校里除五經以外，還有《史記》前后《漢書》《三國志》《晉春秋》以及《玉篇》《字統》《字林》等書籍，而《文選》尤其受到人們的歡迎。高句麗的文化教育比較發達，對后來的渤海、高麗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晉南北朝時鮮卑慕容部在遼西一帶建立了諸燕政權。慕容鮮卑漢化較早，遷居大棘城(錦州附近)后，更直接地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在玄學流行、佛教大盛的時代，諸燕統治者堅持獨尊儒術，并以此作為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史載諸燕的統治者“能崇儒”，“尚經學”，提倡以封建禮義道德教化為核心的德育教育。慕容廆父子親著《家令》《典誡》垂示子孫，慕容皝經常在政事之余到學校聽課，慕容皝還親執教鞭，直到晚年還勤于講授，門下生徒千余人。北燕馮跋統治時期注意實行“仁政”，推廣學校教育，他們都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在前燕統治的幾十年時間內，初步形成了包括大學和小學的教育體系。大學又分為國子學和東庠，學生有貴胄子弟組成的“高門生”和非官僚子弟組成的官學生。小學是專為貴胄子弟開設的。北燕的太學招收十五歲以上二千石(漢代郡守一級)以下子弟入學讀書，屬大學性質，是為“閭閻”子弟設立的非貴胄學校。諸燕學校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五經為主，兼及戰法、習禮和習字。前燕和北燕統治時期，由于社會相對穩定，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改良社會鞏固封建統治的積極作用，一度出現了“路有頌聲”、“朝野競勸”的太平景象。前燕官學的創置，是東北地區設立高級官辦教育機構的開端，在東北文化教育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渤海國是粟末靺鞨在東北北部地區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權，與唐中央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渤海深受唐朝文化的影響，國內通用漢字。渤海建國后曾多次派遣使臣和留學生到唐都長安學習古今制度，求寫漢文典籍，抄回《漢書》《三國志》《晉書》《十六國春秋》《唐禮》等書籍。在上京專門設立文籍院，掌管這些來自中原的經籍和圖書。渤海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歷代統治者都崇信儒學，把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理民的根本思想，奉行唐朝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針。仿照唐制在都城設胄子監、胄子學，作為主管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和最高學府。在地方設府、州、縣學。課程設置主要有五經和《論語》《孟子》《史記》等，此外還要學習詩賦文章、漢字書法。渤海教育是貴族教育，學生主要來源是貴族子弟。許多渤海上層人物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能夠吟詩作賦，熟練運用典故。留學制度是渤海教育體制的重要補充。渤海不斷地向唐朝派遣留學生，留學生在京師長安廣泛地學習唐朝的政治制度、儒家經典、天文歷法、算法、醫藥學和佛經。他們學成回國后，成為中原漢族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積極傳播者，對繁榮和發展渤海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渤海立國二百余年，國力強盛，文化發達，號為“海東盛國”。渤海的文化教育實踐為地方教育和民族教育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東北的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3) 東北的儒學教育和科舉制度

隋、唐兩代是我國封建經濟和文化空前繁榮昌盛的時期。科舉制度的創立，刺激了學校教育的發展，是我國選舉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科舉制度直接影響著學校的興衰，學校變成了科舉的預備。隋唐時期東北長期處于戰亂狀態，除東北北部的渤海文化較為發達外，原來文化基礎較好的遼東、遼西地區文化教育出現衰退現象，中央政府無法在這些地區推行它的文教政策和文教制度。直到遼代這種情況才發生變化。

東北的南部是漢族最早移民東北的地方，封建經濟和封建文化比較發達，是漢族占人口多數的農業地區。遼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在這一地區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設立儒學，舉行科舉考試，儒學教育體系一直在東北文化教育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

遼、金王朝的建立徹底改變了過去一直由漢族為主統治中國的政治格局，對東北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契丹、女真民族為主體的遼、金政權，取得了封建正統地位，統治著包括東北在內的廣大中國北方地區。遼、金統治者面對以落后民族統治先進民族、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這一現實，深刻認識到“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非常重視文治的作用。遼太祖阿保機取得政權不久，即建孔子廟，把尊孔崇儒作為遼代文化教育政策的核心。金的最高統治者也把“崇儒重道”作為文化教育發展的根本政策。金熙宗完顏亶即位之初就在上京立孔子廟，并親謁孔子廟，表示對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的尊崇。興辦學校和科舉取士是實行文治的重要表現。隨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南北兩面官體制的確立，遼代的官僚機構對文職官員的需求迅速增加。遼代統治階級一面在契丹貴族中推行漢化教育，讓他們直接參予“南面”事務的管理，一面通過學校和科舉，將大批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吸收到政權中來，實現“以漢人治漢人”的目的。遼代政治中心隨皇帝四時捺缽(遼帝四季所到之處謂之捺缽)而移動，因此遼代沒有中央官學，而代之以五京學。即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國子監、南京(今北京市)太學、中京(今內蒙古寧城縣)國子監、東京(今遼寧遼陽市)國子監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國子監，其中上京、中京、東京在東北境內。五京學具有中央、地方官學的雙重性質。遼的地方官學有府州縣學。京、府、州、縣學設博士、助教為專職教師，以儒家經典作為學校的基本教材。學生來源，國子學以契丹貴族子弟為主，太學以漢族地主子弟為主。金代的學校教育在金世宗、金章宗時發展迅速。金代負責全國學校事務的政府機關是國子監，隸屬國子監的學校有國子學和太學，屬中央官學。府、州、縣設立的學校為地方官學。金代的學校都是“即廟為學”，又稱為廟學。金代的官學學生以貴族、官僚子弟為主，也招收一般地主子弟入學，學校設博士、助教、教授，教材以儒家經典為主，旁及諸子及歷代史籍。金代東北，上京會寧府曾設有中央官學，遼陽、大定、興中、咸平各設府學，成為遼東、遼西的文化中心。此外在東北的近二十個節鎮、防御、刺史州中大部分設有州學，文化教育事業較遼代有了很大的發展。

遼代仿效唐朝建立科舉制度，設鄉、府、省三級考試，鄉試曰鄉薦，府試曰府解，省試曰及第。進士及第者由皇帝親試，叫廷試。遼代禮部貢院設在南京，通常三年舉行一次省試。考試科目以詩賦和經義為?？?，其它為特科。遼代推行科舉制度是為了籠絡漢族和渤海地主階級，擴大政權基礎，嚴禁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遼興宗和道宗時，應試和中舉人數猛增，東北地區的賈師訓、梁援、大公鼎等治國人才也是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的。金代科舉考試始于金太宗天會初年。金滅遼和北宋后，為了充實新占領區的統治機構，首開科舉取士。令“遼人應詞賦，兩河(河北、河東)人應經義”，稱為南北選。南北選是針對宋、遼士子所習之業不同，根據臨時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種權宜性做法。金熙宗和海陵王時，南北選開始向南北通選過渡，南北士子均可試詞賦、經義兩科，考試程序分為鄉、府、省三試和殿試，并確定三年一考的制度。世宗、章宗時，科目設置繁多，每舉所取進士在百人以上，為唐代三年所放進士的二倍，科舉制度盛極一時。據文獻記載的金代進士有姓名籍貫者五百九十人，東北地區九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五，這個比例甚至大于黃河以南地區。東北的學校教育與科舉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蒙元起于朔漠，在混一宇內、征服全國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儒家思想和儒生對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繼位的第二年，就下令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學系統。元代中央官學包括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地方官學分為儒學、蒙古字學、醫學、陰陽學和社學。儒學即路、府、州、縣學。元代統治者提倡理學，國子學、儒學都采用宋儒注釋的《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為基本教材，蒙古國子學和蒙古字學學習譯成蒙古語的《四書》《五經》和《通鑒節要》。元初東北學校破壞嚴重，到元世祖時，隨著東北經濟的恢復，各地普遍設立了儒學和廟學(依附文廟設置的儒學)，蒙古字學在東北諸路中設置尤多。元仁宗時，專設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總管遼陽行省的教育。元代統治者不重視以科舉取士，科舉規模小，次數少，對元代官吏任選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但元代確立的以朱熹注《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卻對明、清科舉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朝重視學校教育。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就提出“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在全國范圍內大興學校。明代官學有國子監、府州縣學和社學三類。國子學又分為南、北二監，即南京國子監和京師(北京)國子監。國子監既是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又是中央官學。明代文教政策充分體現了明王朝文化專制主義的精神實質，學校教育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濂、洛、關、閩分別指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大力提倡程朱理學，重申封建綱常道德，培養封建統治的忠臣孝子。明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東北地區的文化教育，在遼東(明代遼東泛指遼東、遼西)地區設立儒學、社學、書院和武學、醫學、陰陽學等?？茖W校。儒學有都司儒學和衛儒學，學校有遼東都司儒學，蓋州衛、金州衛、海州衛、復州衛、寧遠衛(今遼寧興城市)、義州衛、廣寧衛(今遼寧北鎮縣)、沈陽中衛、鐵嶺衛等儒學。儒學設教授、訓導，主要招收武臣子弟入學，稱為“軍生”。學校教學以灌輸《四書》《五經》為主，同時進行軍事教育，使久居邊疆的武人能夠漸習禮教，自覺維護封建秩序，造就封建統治的文武全才。明代科舉考試分為四級。童生在州縣參加童試，中者為秀才;秀才參加省級鄉試，中者為舉人;舉人參加禮部會試，中者為進土;進士由皇帝親試，中式者按成績分為一、二、三甲，第一甲三人為狀元、榜眼、探花。明代的學校和科學制度已開始走向末路，科舉考試用八股文體做文章，文章命題主要出自《四書》，并且強調以朱熹集注作為準繩，只準用固定程式“代圣賢之言”，不能發揮己意。讀書人死啃四書五經，揣摩八股文章，幻想十年寒窗，一舉成名，不復知世上尚有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學校淪為科舉的附庸。科舉制度已成為統治階級扼殺人才、禁錮思想的工具。對于文化落后的東北，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文化教育發展的積極的作用，有利于漢族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的傳播。明代未在東北全面實施科舉考試，遼東生員須到山東、順天府參加鄉試。終明之世，東北鄉試中舉者近千人，進士八十七人，通過科舉考試也選拔出了賀欽、顧能、周正、畢恭、王輔等理學名臣和疆吏廷臣。

清代對漢人施行的教育制度完全與明朝相同。東北有組織的學校教育早在后金時就已經開始了。皇太極曾設立培養文職官員的學校，并恢復了明代盛京(今遼寧沈陽市)等地的一些官學校。清軍入關后，盛京等地的教育因人口大量移入關內而迅速衰落，直到順治十年以后隨著人口增加，盛京及遼東、遼西地區儒學才出現轉機，各府、州、縣建政后即很快設學。盛京地區(今遼寧)共有十四所儒學。其中包括府學二：奉天府儒學、錦州府儒學;州學四：遼陽州、復州、寧遠州、義州儒學;縣學八：承德(今沈陽)、海城、蓋平、開原、鐵嶺、寧海(金縣)、錦縣、廣寧縣儒學。而吉林、黑龍江將軍轄區在清中期以前幾乎沒有民籍的專門學校。直到清代后期，清政府在吉林、黑龍江設州縣，置民官，新治始紛紛建立儒學，如長春府學、伯都訥廳學、懷德儒學、賓州廳學、五常廳學和雙城廳學等等。到戊戌變法以前，東北儒學共有三十處。清代東北最早的科舉考試是在天聰八年(1634)由皇太極親自主持進行的，這也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科舉考試。清代中期以前，科舉只在盛京一地舉行，吉林、黑龍江生員須到奉天考棚，應試者廖廖無幾。直到同治九年(1870)吉林始建試院，伯都訥、長春也先后設立考棚。清代東北科舉錄取名額遠較內地為少，其中又以旗人占多數，這是由清代在東北實行封禁、采取抑制文化教育發展、不鼓勵科舉考試的政策所決定的。戊戌變法后，封建體制下的舊教育體系漸形崩潰，反映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近代新型學校在東北普遍設立。辛亥革命以后到東北解放以前，東北先后處在日本帝國主義操縱的奉系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東北文化教育中封建教育、半殖民教育、資產階級教育多種因素并存，并在東北教育史上寫下了十四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屈辱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