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變革更新,尋求發展·佛教學術的發展
由于科學方法的傳入,佛教研究在近代獲得了迅速發展。近代中國涌現出一大批研究佛教的優秀學者,如歐陽竟無、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陳垣、陳寅恪、湯用彤、呂澂、印順等人,他們都在佛教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
歐陽竟無(1870—1943)是楊文會的弟子,1922年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培養佛學研究人才,又曾編輯刻印佛教經典選集《藏要》,推動了近代佛教研究的發展。他一生著重研究法相唯識學的經典教義,把全部佛教概括為《般若》和《瑜伽》的教義、龍樹和無著的學說、羅什和玄奘翻譯的經典,認為它們的宗旨是佛性涅槃。他認為《般若經》的教義說明一切法空,《瑜伽師地論》的教義說明一切法無我,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殊途同歸,因此分別闡述這兩類教義的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的學說也一致的。他還主張法相與唯識屬于兩種不同的學說,認為法相強調非有非空,唯識說明唯識無境,法相比唯識寬廣,唯識比法相精深,法相學必然歸結到唯識學。他還主張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認為佛法既不同于宗教也不同于哲學,佛法就是佛法。歐陽竟無曾把自己的二十六部著作編輯為《竟無內外學》,后來人們又把他的著作編輯為 《歐陽大師遺集》。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提倡運用科學方法研究佛教的學者。他明確提出應當運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佛教經典,認為佛學的發展必須依靠歷史的研究,只有剖析佛教從印度到中國的歷史演變過程,才能弄清中國佛教的特點。梁啟超從全新的觀點考察佛教的思想和學術,認為佛教是一種哲學,它以人生問題為中心,在非常嚴密而忠實的認識論基礎上運用巧妙的分析方法來說明宇宙人生的構成要素及其活動方式,而它對人生的價值趣向則是追求徹底的自由解放。他分別從歷史學、文學、目錄學、心理學等各種角度對中國佛教的興衰沿革、佛教教理在中國的發展、西域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佛教經典與翻譯文學、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中的地位,五蘊皆空的佛教心理學意義等問題作了廣泛的考察,還對《四十二章經》、《牟子理惑論》、《大乘起信論》等重要文獻加以考證辨偽。梁氏的佛學研究思路開闊,觀點新穎,富于創見,在中國近代的佛學研究中產生過巨大的反響。他的佛學研究論文被編輯為《佛學研究十八篇》。
章太炎除了借助佛學闡發自己的思想之外,還研究佛教學術問題。他在《大乘佛教緣起考》中反駁大乘非佛說的觀點,論證大乘教義本為佛說,而非大乘論師偽作;在《大乘起信論辨》中論證這部論典是印度馬鳴所作,而非偽作;在《法顯發現西半球說》中論證法顯是最早發現南美洲的人。他還主張佛教屬于哲學而不屬于宗教,認為佛教是一種實證的哲學。在佛教當中,他特別推崇法相宗的學說,認為法相學說注重嚴密的邏輯分析,與近代學術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他的佛學論文收集在《章太炎全集》第四冊中。
胡適對禪宗問題作了廣泛的研究。他并不信仰佛教,而是把禪宗看作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在禪宗史的研究方面,他對菩提達摩的事跡進行考證,認為達摩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又根據早期禪宗的資料提出楞伽宗的假說,揭示了禪宗傳法譜系的形成過程,強調神會在禪宗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禪宗思想的研究方面,他揭示了禪宗思想的革新意義和禪宗在方法論上的特點。在禪宗文獻的研究方面,他發現了敦煌寫本《神會語錄》,并不斷對這部文獻加以校勘整理;他還揭示了《神會語錄》和《壇經》之間的共同點以及《壇經》在宋代以后被增添刪改的情況。胡適運用歷史科學的方法研究禪宗,同時特別強調新發現的敦煌文獻的重要價值。他的禪宗研究論著匯集在柳田圣山所編的《胡適禪學案》中,臺灣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是他對神會文獻校勘整理的成果。
陳垣(1880—1971)是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把佛教作為中國社會歷史的一個側面來加以研究。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諍記》是近代有關明末清初佛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還作有《釋氏疑年錄》和《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前者是記錄中國歷史上僧人生卒年代的重要工具書,后者是分類介紹與歷史研究有關的中國佛教史籍的提要著作。80年代,日本佛教學者野口善敬把《清初僧諍記》譯成日文,并作了詳盡的注釋。
陳寅恪 (1890—1969) 也是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對敦煌文獻及中國歷史上多種文字版本的佛教經典進行比較研究,還對佛教與中國文史著作體裁的關系、梵唄與中國聲韻學的關系、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佛教等問題加以研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他的佛學研究論文分別收集在《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和 《寒柳堂集》之中。
湯用彤 (1893—1964) 是著名的中國佛教史學家,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后漢至南北朝時期佛教的歷史、思想、文獻等各方面重要問題詳加論述,考證細密,分析透徹,體大思精,代表了中國近代有關這一時期佛教綜合研究的最高水平,對后來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隋唐佛教史稿》是研究隋唐佛教的重要著作。湯用彤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學與玄學關系問題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佛教研究論文收集在《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和《理學·佛學·玄學》兩書中。他還對梁代慧皎的《高僧傳》作了校注。他長期任教于北京大學,為培養現代佛學研究人才作出了貢獻。
呂澂(1896—1989)是成績卓著的佛教學者,他在佛教的經典教義、學說派別、歷史源流等各個方面都具有深厚的造詣,因而他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他的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是專門研究印度佛學和中國佛學歷史源流的杰出成果。他的佛學著作大多收集在《呂澂佛學論著選》中。呂澂也為培養現代佛學研究人才作出了貢獻。
印順 (1906— ) 是太虛的弟子,1953年由香港到臺灣。他也是中國近現代一位博大精深的佛教學者,在佛教經典和教義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寫有大量的佛學研究著作,其中除了許多單行本專著之外,還有大量的佛經講記收集在《妙云集》中。其中《中國禪宗史》、《如來藏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書是他研究中國禪宗和印度佛教思想的代表性成果。關于印順佛學思想的研究,近年有郭朋所寫的同題目專著。
中國近代的佛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學者有關中國佛教研究成果的影響。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佛教學者把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等新的科學方法和傳統的漢學方法結合起來,對中國佛教的歷史、思想、文獻、人物、教派、制度、習俗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使有關中國佛教的研究納入了科學研究的軌道,從而也使日本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占據了世界領先地位。近代以來,日本出現了一大批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并且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境野黃洋的《中國佛教史綱》、《中國佛教史講話》,常盤大定的《中國佛教史跡踏察記》、《中國佛教史研究》、《佛教與儒道二教》,望月信亨的《凈土宗研究》、《中國凈土教理史》、《佛教經典成立史論》,鈴木大拙著有一系列有關中國禪宗思想和文獻的論著,宇井伯壽的 《中國佛教史》、《禪宗史研究》(一、二、三),塚本善隆的《唐中期的凈土教》、《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日中佛教交涉史》、《魏書釋老志的研究》、《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他還編輯了《肇論研究》,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唐代佛教史的研究》、《中國佛教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佛教與儒家倫理》、橫超慧日的《中國佛教的研究》三卷、《北魏佛教的研究》,野上俊靜的《遼金的佛教》、《續高僧傳私考》、《中國凈土三祖傳》、《中國凈土教史論》、《元史釋老傳的研究》,關口真大的《天臺小止觀的研究》、《摩訶止觀——禪的思想原理》、《天臺止觀的研究》、《達摩大師的研究》、《禪宗思想史》,牧田諦亮的《五代宗教史研究》、《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疑經研究》、《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論文集多卷,他還編輯了 《弘明集研究》,荒木見悟的 《佛教與儒教》、《佛教與陽明學》,入矢義高著有許多研究禪宗俗語的論文和禪宗語錄的注解,柳田圣山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語錄的歷史》、《達摩的語錄》、《初期的禪史》、《無的探求》、《禪的山河》,他還對許多禪宗語錄作了注解,編輯了《禪學叢書》,鐮田茂雄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密宗教學的思想史研究》、《簡明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已出版四卷)、《中國的佛教儀禮》,《中國佛教史辭典》,他還編輯了 《華嚴學研究資料集成》、《禪典籍內華嚴資料集成》、《道藏內佛教思想資料集成》,并對《禪源諸詮集都序》作了譯注,等等。從近代到現代,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大致呈現為由總體的綜合研究向局部的專題研究深入發展的態勢。
中國近代的佛學研究在研究的方法和內容方面都受到日本有關研究成果的直接影響。如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編輯的《大正藏》和《續藏經》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佛教學者所依據的主要研究資料; 二十年代初出版的 《佛學大辭典》是由丁福保根據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加以翻譯改編而成的中國近代第一部新型佛教辭典;二十年代末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是根據境野黃洋《中國佛教史綱》加以增補編譯而成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中國佛教通史; 以后黃懺華又吸取蔣著的研究方法編寫了《中國佛教史》一書;胡適的禪宗文獻研究借鑒了鈴木大拙、入矢義高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他們的研究之間具有互相影響、互相激勵的效果,從而推動了中日兩國關于禪宗研究的進展;呂澂的《佛教研究法》是在境野黃洋《佛教研究法》的影響下寫成的中國第一部關于佛教研究文獻的著作;另外,中國近代佛學研究中所討論的問題也往往與日本的相關研究具有直接關聯。總的來說,日本近代的中國佛教研究構成了中國近代佛教學術發展背景的重要方面。
近代以來在佛教經典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1909年編輯出版了《頻伽藏》,1923年影印了《磧砂藏》和《宋藏遺珍》;1927年編輯出版了佛教藏經的選集《藏要》,1932年影印出版了清代的 《龍藏》,1943年編輯出版了 《普慧藏》 (部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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