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涼時期的河西文學
五涼時期,河西地區文學創作確有突出的成績,《北史·文苑傳》在評述了北方文學創作的不景氣后,轉而又說“區區河右,而學者埒于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河西學者的文學作品在南朝也有較高聲譽,引起南朝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勰的重視,在他的《文心雕龍》之《章表》《熔裁》兩篇中分別載有贊揚前涼文人張駿和謝艾、王濟的評語,這充分反映出河西文學創作所達到的水準和取得的成就。
(1) 居于北方之首的前涼文學
前涼時期,涼州文士文化素養很高,文學創作居于當時北方之首。前涼時期的文學創作在初期的二十四年中,成績不顯著,但在張駿、張重華父子在位的三十年間,政權興盛,州境泰安,士馬強勁,文學創作出現鼎盛局面。張駿、張重華父子身為君王,愛好文學,有較高的文學才能。駿“十歲能屬文”,一生寫過許多作品,《隋書·經籍志》載“晉張駿集八卷,殘缺。”今存駿《薤露行》《東門行》(《樂府詩集》卷二七、三七)兩首樂府詩,《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收有他的兩篇疏令和兩則佚文。這二首樂府詩或寫景或敘事,都飽含作者的真情實感,也頗具文采,遠勝于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張駿的《上疏請討石虎李期》的表文,寫得也非常出色,言詞懇切,采用駢散相間,情理交融的表現手法,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中稱贊此文“文致耿介”,“陳事之至表”。張駿的詩文風格剛健清新,內容充實有力,感情深沉真摯,語言重詞采而無矯飾之弊。張駿之子張重華也頗具文學才能,他撰寫的一篇上東晉的疏文,其中有“瞻云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等語句,表現出深切的愿望,有很強的感染力。其他的一些文士如謝艾、王濟、索綏、張斌、宋纖、馬岌、楊宣等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其中謝艾有文集,宋纖創作“詩頌數萬言”(《晉書·宋纖傳》)。
前涼后期(353—376)的二十余年,由于統治者內部爭權奪利,政治昏亂,文學創作也受到影響。具有文學才能的張天錫是駿之少子,前涼政權的最后一位統治者。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諳熟儒家經典和魏晉玄學,他撰寫的《答索商》《遺郭瑀》兩篇文章,頗具文采。
(2) 后涼、南涼的文學創作
后涼、南涼的文學創作都無突出成績,后涼文學人士有呂光、段業、宗敞。建立后涼政權的略陽氏人呂光有文學鑒賞能力,而且能寫詩,他攻破龜茲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晉書 · 呂光載記》),而著作郎段業寫詩譏諷時政,光“覽而悅之”。段業在后涼時曾任著作郎、尚書、建康太守,他“博覽史傳,有尺牘之才”。后因呂光嚴刑濫殺,不得人心,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固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嘆》《七諷》十六篇以諷焉”(《晉書·呂光載記》)。宗敞曾任后秦涼州主簿,南涼太府主簿,他曾撰寫《理王尚疏》,文章優美,后秦姚興閱后,驚奇“文義甚佳”,而后秦姚文祖也認為宗敞為“西方之英雋”。宗敞在后涼時以其文學才華蜚聲西土,成為文壇大家。
南涼禿發明德歸是禿發傉檀子,他雋爽聰悟,深受傉檀龐愛。十三歲時,命他作《高昌賦》,援筆即成,傉檀閱后贊賞不已,將他比為曹子建。
(3) 空前活躍的西涼文學
西涼時期文學創作空前活躍,西涼政權的建立者李暠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曾先后組織靖恭堂圖贊、勒銘酒泉、曲水詩宴等三次文學創作活動,說明李暠熱心文學,而從屬臣僚也大都有文學才華,他們作文賦詩,創作了大量作品。李暠本人也撰寫了不少詩賦,根據《晉書》本傳所載有《請恭堂頌》一卷,《上已日曲水詩宴序》《述志賦》《槐書賦》等以及“自余詩賦數十篇”。其中《述志賦》是一篇思想性、藝術性都很有特色的文學作品。這篇賦所述之志就是繼承前涼之業,統一河西,進而收復中原。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思想內容具有進步意義。該賦充分運用比興手法,使文章顯得生動、形象,運用神話傳說,使賦具有浪漫主義色彩。這篇賦繼承了東漢抒情小賦的傳統,又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藝術手法自成體統,不愧是兩晉時期的清麗典則之作。
(4) 貢獻突出的北涼文學
在五涼政權中,北涼的學術成就比較突出,對河西文化事業的發展有著較大貢獻。張穆、宗欽、胡叟、張湛四人比較突出。張穆,敦煌人,是一位“文齊揚(雄)、班(固)”的人才。北涼時任中書侍郎,曾撰寫了《玄石神圖賦》。宗欽為宗敞之弟,寫了《東宮侍臣箴》一文,陳引古來興亡之例,旨在規勸主上虛懷納諫,廣開視聽。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胡叟“好屬文,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人皆奇其才,畏其筆。”(《魏書·胡叟傳》)張湛文學才能很高,“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崔浩也稱贊他“有雋才,且稱于西州。”入魏后,他“每歲贈(崔)浩頌詩”。入魏后的河西文人有宗舒、程駿、索敞、趙柔、段承根等,他們可能在北涼時也有過文學創作活動。
自西晉末年中原戰亂之后的一百多年間,河西地區的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歷史地位,它保存了中原文化典籍,繼承儒學傳統,吸收西域等外來文化,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漢文化修養,使河西學風濃郁,人才輩出,促進了河西學術文化的進步與發展,推動了中外以及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僻陋的河西之地成為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河西文化在中國北方居于領先地位,并對江南以及北魏、隋、唐的文化均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陳寅恪先生強調指出的:“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其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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