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斯學大盛”的清代《史記》 研究時期

清代的《史記》研究空前繁榮。研習《史記》者之多，考評范圍之廣，取得的成果之大，都是已往任何一個時期無法比擬的。據不完全統計，從清初至1905年間，對《史記》有所研究、并有論著傳世的文人學者達300余人。《史記》的研究專著有幾十部，論文一百六十余篇，非專門性的著作至少也在八九十種以上。故近人周尚木稱： “有清一代，斯學大盛” (《史記識誤自敘》)。

清人研究 《史記》，成就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史記》的總體評價方面

在清代，學者把《史記》作為考評對象、研習楷模。雖對某些具體問題褒貶不一，但對司馬遷的總體評價大都很高。如趙翼盛贊：“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章學誠稱司馬遷“創例發凡，卓見絕識”，“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文史通義·申鄭》)。王鳴盛、張九鐔、崔述、姚文田、林伯桐等人屢稱《史記》取材謹慎，“擇其尤雅者載之。”錢謙益、馮班、王治皞等人贊司馬遷“識力筆力，卓絕千古”。牛運震等人謂《史記》中之“論贊”“皆有深意遠神，誠為千古絕筆”(《史記評注》卷一)。清人推尊《史記》，則對前人的批評予以痛斥。如馮班以 《史記》“闕文之義”駁蘇轍“疏略”之論，以史遷“考信于六藝”斥揚雄“愛奇”之說，又以太史公 “父子異論”回擊班氏的三點譏議。錢大昕以為《史記》微旨有三：抑秦、尊漢、紀實，對王允的“謗書”說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梁玉繩著重從具體史實出發，對班固等人的批評進行了全面反駁。此外，還有一些學者或說明司馬遷“是非不謬于圣人”，或論證《史記》“不后六經”，充分肯定 《史記》的成就。

2.《史記》的校勘考訂方面

清前期迭興文字大獄，迫使大批文人轉向古籍考訂。另外，清代學者痛感明人治學空疏浮華，便從“無稽者不信”而力矯其弊，故考據之學大興。當時治《史記》者多以考證為主，如杭世駿《史記考證》、王元啟《史記三書正訛》、《史記三書釋疑》、王鳴盛《史記商榷》、邵泰衢 《史記疑問》、趙翼 《史記札記》、錢大昕《史記考異》、王念孫《史記雜志》等等，都是名家力作。又如梁玉繩以19年的精力撰成《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對《史記》正文及三家注中的各種訛誤詳加考辨匡正，對前人闕疑多有補注。被認為“足為龍門之功臣”。張文虎以錢泰吉的校本為基礎，廣參眾本，就《史記》的衍、訛、誤、倒、脫、混之處，詳加比較，撰成《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是《史記》校勘的一大貢獻。此外，郭嵩燾的《史記札記》、尚镕的《史記辨證》、李慈銘的《史記札記》和沈家本的《史記瑣言》等，也都是晚清考訂《史記》 的佳作。

清人考訂 《史記》雖較瑣碎，但有時也涉及到《史記》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如王鳴盛考定司馬遷“卒在昭帝初”(《十七史商榷》卷六)。趙翼推算司馬遷于元封二年初為太史令時即編纂史事，否定了所謂因遭李陵之禍而發憤著史說。趙銘認為司馬遷下蠶室是“出于自請”(《琴鶴山房遺稿》卷五)。關于《史記》的缺補問題，王鳴盛認為：“《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為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見所亡何文”(《十七史商榷》卷一)。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提出劉歆竄亂《史記》說。

3.《史記》文學成就的評析方面

林紓曾經把清代的《史記》之學分為兩派，一派是以錢大昕、梁玉繩為代表的考據派，另一派則是以方苞為代表的評點派。

方苞是桐城派的鼻祖，善以“義法”評點文章。“義”即“言有物”，也就是文章的內容;所謂“法”即“言有序”，也就是文章的形式。他認為“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古文約選序例》)。方苞從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角度評議《史記》，這是一大突破。劉大櫆在義法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史記》 的文法，稱司馬遷的文章有： “大”、“遠”、“疏”、“變” 四大特點。林紓從聲調入手，對《史記》文章的情韻之美和人情世態的刻畫以及各篇的結尾藝術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同時又將《史記》與英國狄更斯的小說加以比較，開闊了人們的藝術視野，加深了人們對《史記》美學價值的認識。

除桐城派外，如吳見思對司馬遷手筆經營和《史記》體格章法的研究，牛運震、李晚芳對司馬遷寫人敘事文法筆力的研究，李景星對《史記》各篇結構層次及其義法的研究，都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獨到見解。

4.《史記》的單篇研究和專題探討方面

清人研究《史記》力求深入具體，因此對 《史記》各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清人都有專文或專著探究。專題研究集中在十表、八書上，如汪越、徐克范、牛運震、潘永年對“表”的研究，孫星衍、魏元曠、洪頤煊、錢大昕、方苞、汪之昌、姚文田、王元啟、錢塘對“書”的研究，都有不少建樹。其中，汪越的《讀史記十表》、王元啟的《史記三書正訛》影響最大。另外，清人對《五帝本紀》、《項羽本紀》、《孔子世家》、《越王句踐世家》、《蕭相國世家》以及伯夷、仲尼弟子、老莊申韓、孟荀、貨殖等列傳也有較多的研究，有些見解至今仍具有啟發意義。

對《史》、《漢》的比較，清儒有兩派，一派以沈德潛、邱逢年為代表，認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另一派以顧炎武為代表，認為“《漢書》不如《史記》”。

總而言之，清人對《史記》研究的深度、廣度均超越前人，尤其是在校勘考訂方面。可謂清代的《史記》研究是古代最為興盛的時期。但考證繁瑣細碎，有為考證而考證的傾向; 為司馬遷辯護的理由尚顯牽強附會等。是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