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宋代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形成·“吉金” 的著錄與研究

著名學者劉敞，是宋代較早的銅器收藏家和著錄者。當時的長安一帶，“多古物奇器，埋沒于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得傳于人間。劉氏喜藏古器，由此所獲甚多”(《集古錄》跋尾卷一)。嘉祐八年(1063)，劉敞將所得11件銅器摹寫文字，描繪圖像，勒刻上石，結集為《先秦古器記》，這是最早的青銅器著錄書。此后，有關銅器的著錄日益增多。而“政宣之間，流風益煽。《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宋代金文著錄表》中，“就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別有三：與叔(呂大臨)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王俅)集錄，薛氏(尚功)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以圖譜為名，此二類也;歐(陽修)趙(明誠)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評，長睿(黃伯思)東觀之論，彥遠(董逌)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此三類也”(《觀堂集林》，第295—296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我們在這里，就依此分類法，擇其重要的著作加以介紹。

1.吉金圖錄

《考古圖》十卷，著者呂大臨自序作于元祐七年(1092)。書中收入秘閣、太常、內藏及私人收藏三十七家之物，共224器。其中商周銅器148件、秦漢銅器63件、玉器13件。每件器物繪有圖像、銘文，并記其大小、容量及重量。凡確知其出土地及藏家者，也都加以注明。容庚指出：此書雖然“器物的定名間有未當，但著錄之法至此書已大體上完備”(容庚：《商周青銅器通論》，第140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博古圖錄》(又稱《宣和博古圖》)，王黼等編。《鐵圍山叢談》謂，“大觀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這本書的編纂體例仿李公麟的《考古圖》一書，但該書今已不傳。《博古圖錄》著錄宣和殿所藏彝器800件左右。此外，還包括宣和五年(1123) 山東臨淄出土的齊侯镈鐘。共計著錄彝器839件，下分20類(包括雜器40件，鑒113件)。每類之后都有“總說”，類下之每件器物，又有釋文注于圖像之后。此外，各器之大小尺寸、容量及器物本身重量，也都一一注明。并對銘文作有考證。《博古圖錄》基本將宋代出土銅器囊括其中，是一本集大成之作。此書因編纂較早，因而有不少缺陷。但“考證雖疏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俱存”。特別是在圖像之后注明“依原樣制”、“減小樣制”等等，因而使研究者“尚可因其所繪，以識三代鼎彝之制、款識之文，以重為之核訂，當時裒集之功亦不可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五)。特別是該書“在銅器的分類與名稱的考訂以及據實物訂正《三禮圖》的錯誤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是一部金石學名著。

2.文字款識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薛尚功纂。本書在《考古圖》、《博古圖錄》等書的基礎上，再廣為搜集新出土銅器銘文，共收入器銘501件。其中有所謂“夏器”2件(乃吳越鳥蟲書之誤斷)、商器205件、周器253件、秦器5件、漢器42件。該書不圖繪器物原形，只精摹銘文，附以釋文和考證。“宋代所出十分之八在于是書，故研究宋代金文者所當參考”(容庚：《商周青銅器通論》，第147頁)，為歷來研究者所重視。

《嘯堂集古錄》二卷，王俅著，序作于淳熙三年(1176)。本書收入商彝275件、秦權1件、漢器16件、漢印37件、漢唐蜀鏡15件、墓志銘1方，共為345件。每器上摹銘文(有的或有刪節)，下列釋文，沒作考證。“由于此書是王俅積三十年的成果，‘芟荑截裁，獨留善者編次’的，加上有南宋初年刻本流傳于世，因此被學者所重視”(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

3.金石存目與跋尾

宋代所謂“存目”與“跋尾”，即“金石顯晦有時，古今見聞各異。是宜以及身所見，著之簡編;考索有得，則附以題識，此金石學之最初所有事也”(朱劍心：《金石學》，第24—25頁)。這類著作“雖無關圖譜”，但卻使金石資料“頗存名目”，應是最早的金石學研究著作。

《集古錄跋尾》十卷，歐陽修撰，嘉祐六年(1061)成書。歐陽修廣輯金石資料，收集了自周穆王以后歷代金石拓本近千卷，并對其進行研究，寫成跋尾四百余篇。嘉祐八年(1063)，其子歐陽棐進行整理，“撮其大要，別為錄目”，編成《集古錄目》一書。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一書，是我國最早的金石研究著作，“為金石考證學奠定了基礎” (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

《金石錄》三十卷，趙明誠著。當趙明誠就讀太學時，就曾“質衣”以搜集金石拓本。他先后共搜集到商周至隋唐拓本近二千卷，仿照《集古錄》體例，編成《金石錄》。趙明誠死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其妻李清照繼續其事，終于紹興二年(1132)完成。此書前十卷共二千條，以時代先后為序。后二十卷共五百零二篇，為研究心得(即跋尾)。這部書的特點，就在于對金石錄目是“按歷史年代有系統編次的”(夏超雄： 《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這不僅對其同代人，就是對后世同類性質著錄的編纂也有一定的影響。

其它有關這方面的著作還有《東觀余論》、《廣川書跋》等。《東觀余論》(十卷)黃伯思著，于紹興丁卯(1147)編成。黃伯思曾在政和中鑒定古文物于秘閣，因而對“鐘鼎彝器款式體制，悉能了達辨正”(朱劍心： 《金石學》，第23頁)。《廣川書跋》 (十卷) 的著者董逌，曾與黃伯思同在秘閣鑒定古代文物。《廣川題跋》前四卷為銅器題跋，后六卷為碑帖題跋。本書是董逌研究金石文物的心得。

此外，南宋初年翟耆年的《籀史》(二卷)，“是一部金石書目提要式的專著”。書中既介紹入目書的作者，又評述所收入書的內容。特別是一些宋代已失傳的金石著作，“本書仍記其大概，這對研究金石學史是有意義的”。《泉志》十五卷，洪遵撰，共收入古錢百多種。我國早在南梁就開始了古錢幣研究，但有關著作多已失傳。因此，《泉志》就成了流傳至今的最早錢幣專著(參閱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