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攝中變化日新·鴻儒的博大胸懷

孔子創立儒學的時候，他的視野是遼遠的，胸懷是廣闊的。

出身卑微、從社會底層成長起來的孔子，從小就把發奮讀書、勤學好問作為取得社會地位、出人頭地，從而實現自己遠大的抱負的途徑。他“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活到老，學到老，終于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偉大思想家。他在指導思想、學習方法等許多方面為其后學樹立了心高志遠、刻苦學習、博采眾長、多才多藝的榜樣，為儒學形成良好學風，融匯百家之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來儒者在孔子行為的影響下，在對待文化遺產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鮮明的特點。

(1)廣見博聞，以一事不知為恥。孔子主張多聞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述而》)。孔子十分珍重古代文化遺產，“敏以求之”。相傳老子至魯，孔子曾向他請教過禮。上至數千年前的唐堯、虞舜，下至春秋時期的管仲、樂毅，從政治、倫理、哲學、歷史、詩歌、文學到音樂、數學、文博、騎馬射箭等，幾乎所有文化遺產都在孔子的研究、繼承之列。

孔子不但掌握了禮、樂、射箭，趕車(御)、寫字(書)、計算(數)等方面和知識和技術，而且通過系統的研究，融會貫通地掌握了《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等著作，在哲學、歷史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諸多方面都有頗深的造詣，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學者和思想家。

后世的儒家學者，差不多都繼承了孔子的好學品德，以博學為榮，以無知為恥。先秦大儒荀子，對各家的思想都有繼承。儒家的“隆禮”，法家的“重法”，道家的“天道自然無為”，墨家“取實予名”的邏輯思想，在荀子學說中都有體現。

“漢代儒學皆經過荀子一派的直接傳授，與先秦早期儒學相比，思想更為雜駁，儒學開始改變了自己的理論形態，歷史上有人把漢代的儒學稱為‘新儒學’。”(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第6頁)值得一提的是自稱“鴻儒”的王充“淫讀古文，甘聞異言”，學自儒家，又不拘于儒家，而是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長，“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在天命觀、社會歷史觀、認識論、人性論等問題上，王充較多地繼承了儒家的思想;在自然觀上對黃老學派繼承較多;在人生觀上又“進與孔孟合務”而恥“與黃老同操”。在《論衡》中，王充把儒家知識分子分為儒生、通人、文人、鴻儒四等：“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論衡·超奇》)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同上)。他輕視那些“徒能說經”的俗儒，高度贊揚那些“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博觀覽”、“善著作”的文儒，尤其是孟子、劉向、董仲舒、揚雄、桓譚、周長生等聞見廣博，“有深指巨略”，能解決社會治亂和發展之難題，成為“世之金玉”的“鴻儒”。王充的整個思想體系，是批判繼承以儒學為主的先秦諸子學說的結果。

至于張載、朱熹、王夫之等，更是對中國古代各家各派思想批判繼承的典范。他們無所不學，泛濫于佛老之書，最后歸于儒家經典。王夫之知識極其淵博，對儒學、經濟、史學、文學、佛學、天文、歷法、數學、地理無所不通。他的《老子衍》、《莊子通》等，是他批判繼承道家思想的重要成果。

(2)擇善而從，虛心向“蠻夷”學習。儒學對異域文化的批判吸收，主要體現在對佛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融攝上。東漢以后，佛教文化東漸，對儒學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和挑戰，也為儒學的發展增加了新的活力。一些有遠見的儒家學者，在對佛教文化辯證分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統合儒釋”的口號，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圣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也都從佛教哲學中吸取了不少思辨精神和心性學說。華嚴宗和禪宗成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到了近代，清王朝陷入嚴重的困境。“海禁既開，西學東漸，始則炮艦，繼則工藝，再則政制，步步日進。”(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雖然守舊派、頑固派仍以反對“用夷變夏”為理由拒絕接受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作為一種高勢能的異質文化，與中國儒學相比，顯示出巨大的反差，于是，中國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對西學表示出歡迎的態度。明代徐光啟提出以基督教“易佛補儒”，會通西學，以求超勝的主張。他稱贊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由顯入微，從疑得信，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幾何原本》譯序)。李之藻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物理、幾何等科學，“有中國累世發明未晰者”。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翻譯既有端緒，然后令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明史·徐光啟傳》)后來，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鄭觀應、沈壽康等提出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等則借助于托古改制、“西學中源”說，宣傳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的自由、民權、平等思想及其法律制度，改革封建專制制度，把人們的思想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3)和而不同，在批判中加以吸收。儒學對其他學派及外來之學的吸收，是以“和而不同”的哲學原則為基礎的。“和”與“同”是古代一對哲學范疇。“和”指不同事物的和合，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同”指相同事物的相加，是無差別的統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即有道德的人用自己的正確意見去糾正不正確的意見，小人則盲目地隨聲附和。如忠于君，就要敢于教誨他;不要陽奉陰違地欺騙他，而要敢于當面觸犯他(見《論語·憲問》)。在向別人學習時，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孔子“和而不同”的辯證眼光，成了儒家后學效法的榜樣。荀子寫了《非十二子》，對各家學說的“是”與“非”，“見”(獨到見解)與“蔽”(片面性)進行了辯證的分析評判。既有批判，又有吸收。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又吸收了法家和陰陽家的一些觀念。王充對孔孟極其尊崇，但又對他們的某些言論提出批評;吸取了道家的自然觀，又批評了黃老的消極人生觀。許多儒學大家，都注意吸取國內外不同學派的營養為豐富儒家的綱常名教理論服務。合則取，不合則舍。既有自己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學術宗旨，又有以此為評判標準的分析取舍。這樣，就能在保持儒學特質的同時又能不斷獲取異質文化的有益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