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在海外的早期傳播·東西方與儒學文化圈的早期接觸·阿拉伯人及蒙古人對儒學文化圈的了解與研究

如果說羅馬時代開通了中國文化西漸之路的話，那么阿拉伯人在對東方的了解和研究上較之歐洲人更高一籌。

中國從七世紀大唐帝國到十三世紀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勢力勃興，建立擁有西亞北非南歐廣闊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國時期。從七世紀開始，阿拉伯商人就負責運輸“中國樹皮”，特別是作烹調和藥用的胡椒，直至十六世紀他們一直壟斷這種商品交易。他們從先知歸真到普瓦蒂埃戰役的整整一個世紀中，割據了從西班牙和摩洛哥直到中華帝國的邊陲突厥斯坦的一個遼闊的帝國。他們到處建造倉庫，大幅度地發展國際交易，控制了東西方之間的所有通商大道。這樣，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大大增加。如851年商人蘇萊曼的《中國印度見聞錄》中就囊括了由阿拉伯商人在遠東搜集到的可貴資料。還有阿布·賽義德·哈桑(Abu ZaidHassan)的《印度中國紀程》中的“中國之部”及在十世紀中葉曾到中國旅行的伊本·穆哈希爾(Abu DulafMisarlbn Muhalhil)的游記，對廣東的街市貿易、回教情況、學校、官府行政、貨幣、喪葬、宗教、酒的釀造、茶之飲用等等多有記載。因為阿拉伯的船舶一直駛航中國，而且中國的帆船也一直挺進到波斯灣。在二十五萬居民的大港廣州，就住有一千多名番邦人，大批的阿拉伯人在廣州擁有清真寺并由他們自己的教長主持。所以《見聞錄》雖然是粗淺的、不完整的，但卻是忠實的。例如，在記載中有茶葉是“一種具有沁人心脾的香氣和略帶澀味的草，他們用熱水泡飲”。還有中國瓷是“一種優質瓷，可以制造如同玻璃瓶一樣細膩的杯碗，我們可以透過瓷面看到其中的水”。阿拉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阿布·勒·費達(Abul-Feda)的《諸國地志》中，對中國亦有描述。這些無疑為歐洲了解、研究中國提供了珍貴的文化史料，為西方走向東方提供了路標。

如果說，絲綢之路在羅馬時代開通了東西文化之交流的話，那么，在東方崛起的蒙古人則大大地拓寬和伸長了這條東西交通的絲綢之路。

鐵木真(1162—1227)統一蒙古諸部后成為全蒙古的大汗，尊稱為成吉思汗，建立了東起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南臺大沙漠、北達貝加爾湖的軍事奴隸制蒙古汗國，亦稱大蒙古國(1206)。它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不斷向鄰境發動戰爭，擴大領土。

一方面，從1219年開始，在幾十年間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占領了中亞、伊朗、阿富汗、黑海東岸、里海以北、俄羅斯、阿拉伯、巴格達、大馬士革城，并擴展到了西南亞，到1241年，蒙古成為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大帝國。

另一方面，在西征的同時還不斷南進，滅了西夏(1227)、金朝(1234)，并通過薩斯迦宗教首領，實現了對吐蕃的統治，滅了大理國。這期間，宗教和政治、戰爭等都成了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因素。

1245年4月 16日，羅馬教皇英諾森德四世(Innocent Ⅳ)于里昂主教會議上決定向成吉思汗的兒子和繼承人窩闊臺遣使。之后，派意大利人柏朗嘉賓(Planode Carpino，1182—1252)修士為特使前往蒙古汗國;之后將途中見聞事務詳盡寫成報告，歷數東方中國的文明。正如莫東寅《漢學發達史》所描述的：“……崇信異端，自有文學。據云……其國歷史記其祖先之傳記，國中有隱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磚舍，類似吾國之教堂，備祈禱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間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經，其人亦敬信之，禮愛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濟貧乏，禮俗謙讓，為人溫恭，無胡須，面貌與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寬，自為言語，精于工藝，其技巧世界無比也。地極富饒，豐產五谷、酒、金、銀、絲及各種養生之物?！?/p>

1246年8月24日柏朗嘉賓修士(特使)專程前來參加了新合罕的窩闊臺之子貴由汗登基大典。因返程之后撰寫了一部《蒙古史》，此書在很長時期內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民族學資料。1248年，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引見從蒙古歸來的僧人，兩次派遣教團出使蒙古，希望歐洲與其結盟，以對抗伊斯蘭的擴張。此后，還曾有過其他使節，其中包括魯布魯克修士(方濟各會士，弗拉芒人)，于1253年受圣·路易差遣前往蒙古出使新合罕蒙哥，還組織了一次神學辯論會，多種宗教的代表于其中對陣。

在東西方交通猶盛之時，羅馬教廷屢派僧人東來布教。以后此類出使、旅行、商人往返、貿易交流，都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國文明逐漸進入西方，西方的文明也逐漸引起東方的興趣。東西交通開始暢通了。1266年，忽必烈要求羅馬教皇派遣“多達百名學者來傳授基督教理”。1271年，馬可·波羅(Marco Polo)隨父、叔越過帕米爾高原，東至上都開平，朝見忽必烈。他學會了蒙、漢語之后并在科舉中高中，受任能使他走遍該遼闊帝國大部分地區的職務，參與內外政務，在華十七年，曾任揚州總管三年，足跡遍歷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重要城市，遠達錫蘭、越南、爪哇、蘇門答臘諸地，離國二十三年之后于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

馬可·波羅歸國后在熱那亞獄中口述《東方見聞錄》，是由友人魯思蒂謙用法文紀錄而成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該書除詳敘元初政事外，還記載了東來中國所經國家、地區的風土人情，具體描繪了元代北京、西安、開封、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泉州等城市的繁華景象，以及各地物產的豐富，文化的發達，使歐洲人景慕，竟使“歐洲人心目中，創造了亞洲”。據說五百年前鼎鼎大名的哥倫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馬可·波羅游記》的激勵，毅然率領船隊往東方去尋找絲綢與金玉遍地的海外“仙山”—印度和中國，結果找到了美洲新大陸。

馬可·波羅還著有《世界瑣談》一書，他以神奇的真實故事取代了神奇的傳說。公元1327年，一位意大利的方濟各會士鄂多立克訪問了北京。當他返回意大利后生動地口述了北京成為主教區的成功，而且證實并補充了馬可·波羅的書。他認為中國是存在著一些龐大的城市，“歐洲京城與它們相比之下都顯得如同小鎮一般”。并斷言：“中國南部的都城杭州就擁有一百多萬居民，居住得如此擁擠以至于其住宅可高達八或十層。”他的調查結論是：“對于人身所需要的一切，這個國家是世界上的最理想的地區之一。”(《國際漢學》第一期，第4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