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繁榮，促使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解體，許多地方的民風不再輕視商賈，官員、士人都參與經商。手工業者的人身依附關系進一步減弱，班匠普遍征銀，許多手工業者的產品主要是以出賣為目的。當時的浙江嘉善和松江紡紗織布業十分發達，民謠唱道： “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魏塘即嘉善縣城所在地。明末書畫家董其昌穿了一件用松江產的紫花布做的道袍，這種布料本用來作葬禮服裝的，由于董是名人，大家都爭相模仿，布價一下子抬高，機戶從而大賺，機戶為此送錢給董表示感謝。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些機戶破產了，成為受雇他人的工人，一些機戶發了財，就成為工場主。如杭州的張瀚，先從一張織機起家，因為制品精美銷路好，織機增至20余臺，仍不能滿足需要。這種機戶在江南紡織中心相當普遍，史稱他們 “以機為田，以梭為耒”。機戶備有織機，織工每天清晨起在廟門口等著大戶雇用，機戶一日不開工則不能周轉，織工一天沒活干就無飯吃，工場內部分工較好，已有相當的雇工經營方式特點。松江盛產一種暑襪，城中開店百余家，店里把原料分給工人，做好后到店里交貨取值。礦冶業也有關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單位的記載，廣東韶州、惠州有無主官山，產有鐵礦，每年秋收時，礦主就采礦冶鐵，每爐所聚工人達二三百個。在制瓷業方面，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在民窯的管理更為明顯。明代的景德鎮除官窯外，民窯多至二三百座，這里 “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人們將它戲稱為 “四時雷電鎮。” 吸引許多外地傭工到此謀生，陶工和窯戶的關系純屬支付傭值的雇傭關系。但這種資本主義萌芽還是稀疏的，嚴苛的封建統治使其難以順利生長。